苏海生

摘要：在1950——1956年新中国的扫盲运动中，自然的因素的因素、历史的因素和人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一阶段的扫盲运动留下了不少教训和遗憾，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关键词：1950－1956年；扫盲运动；局限分析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33-0147-02

在1950——1956年的扫盲运动中，虽然出现了两次扫盲高潮，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在扫盲运动具体开展的过程中，自然、历史的因素和人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一阶段的扫盲运动也留下了不少教训和遗憾，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大的政治动员机制在扫盲运动中暴露出了消极的一面

由于刚成立的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急需提高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各级领导干部曾对扫除文盲教育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期望，以为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改变工农教育的面貌，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就说：“我的意见，可以争取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里扫除文盲”[1]。1955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社论，指出：“按照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要求，必须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在1962年以前，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继后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机关工厂矿山企业中的文盲，应当尽快地加以全部扫除”[2]。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中指出：“在目前，配合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大张旗鼓地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以求在五年或者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3]。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扫除文盲抱有急切的心情，总想毕其功于一役。然而开展扫盲教育决不是一日之功，片面强调政治动员为主，从而导致了其拥有运动式而非经常性，忽冷忽热而非持续性的弊端。

在扫盲运动中，公民教育作为公共品而向社会供给，完全取决于由国家规划且由国家发动和组织实施，并有国家强制力以直接命令的方式加以传达和实施，其驱动力完全是外部强加于公民个人，即其激励机制是外部强制力，这种外塑性的驱动力难以与公民内源性需求相统一，无法满足公民个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构成对公民个人的亲和力，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从而无法确保成效。

二、中国复杂的国情造成各地扫盲运动存在种种差异并呈现出不平衡性

中国是个大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自然历史条件各不相同。这种复杂国情决定了新中国初期开展的扫盲运动不可能是平衡发展的，正如一位苏联专家所说的那样：“扫盲运动开展以后，各个城市、各个地区的工作范围和参加人数的比例一定是不同的，工作进行的程度也一定是不平衡的。苏联的情形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其复杂性与不平衡性更难于避免”[4]。这种差异性与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老区、各民族的差异。解放后由于新老区的不同情况，政府要求实行不同的教育内容，规定凡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生活已有初步改善的老区，首先推行识字运动，并配合进行时事政策教育与生产、卫生教育；在未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区，应以政治教育为主，提高其政治认识；在少数民族地区，除按新老区各采取不同方针外，特别注意民族政策的教育，针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与情况，进行其他必要的教育。

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他们各自开展扫盲运动取得的成效也就存在不平衡的状况。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经济十分落后，地理位置偏僻，同时扫盲教育还涉及政治、宗教、文化风俗等问题，所以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在1950——1956年这一阶段的扫盲教育中发展特别缓慢，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提上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工作日程。

第二，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城乡教育投入的不同造成了城乡扫盲成效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后，在教育领域，一方面国家在强调大众开展扫盲教育，普及基础教育的同时，又把有限的优势教育资源配置到高等教育领域，其目的是要为新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以致建国初期国家为了“一五计划”的实施和追求苏联的正规化建设，还是偏重于少数精英人才的培养，使得“大众教育”服从于“精英教育”；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在20世纪50年代，同此前的乡村建设运动时期一样，由于社会的普遍贫困，能够支付的扫盲教育成本也很小。由于在整个扫盲运动中对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农村的教育资源稀缺，而且城市和农村由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差别，整个社会的扫盲教育尤其是农村的扫盲教育势必会受到很大的局限性，农村的扫盲条件和效果和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等不同情况的文盲的差异。由于性别、年龄、职业和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差异，人民群众对待学习文化知识的态度和效果也不一样。青壮年、身体健康者在学习文化方面相对要快些，那些孩子多、体弱多病者很明显在参加学习方面相对就要落后些了。

第四，各地执行扫盲政策的力度明显存在差异。建国初期，中国建立的扫盲体制和各项措施具有很强的弹性，要求要与各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地方在具体实施掃盲教育的各项措施中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地对扫盲运动的重视程度不同，实施力度也不同，从而造成实践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导致非均衡发展。

三、教育实践过程的偏差性

这一阶段的扫盲运动并非一帆风顺，它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出现了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扫盲教育地位的认识出现偏差。建国初期，有的教育部门对扫盲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甚至有人认为是一项可有可无不关紧要的事情，尤其是在1953年纠正了扫盲工作盲目冒进的偏向之后，普遍产生了严重的消极退缩思想，甚至有放任自流的倾向。这种思想在基层干部中较为普遍，在1956年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党组织在向中共北京市委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有些区、乡领导没有把扫盲工作安排到工作日程上加以认真领导。多数乡总支委员会很少过问扫盲工作。有些乡、社领导干部对扫盲工作的意义认识不深刻，把扫盲和生产对立起来看。也有乡、社领导干部认为现在对扫除文盲的要求放宽到五至七年了，可以慢慢来，有些消极松劲情绪”[5]。相反有的地方过于重视扫盲工作，过分强调扫盲教育，对其要求过高过快，规划不切实际，不顾发展步骤，要求办正规化的扫盲教育，采取特别集中的方法学习，超出了本地经济和群众的实际承载能力，引起群众极度不满，造成扫盲教育中断。

2.宣传工作出现偏差。在扫盲教育中，政府规定宣传工作要细致耐心，要在群众愿意学习时加以组织。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偏差。很多地方往往不宣传扫盲工作或宣传不够、工作作风不够细致深入、工作方法倾向一般化、简单化。有的地方往往不切实际地要求不识字的男女老少都来学习，否则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比如农村扣工分、黑板报批评、罚灯油等。一般来说青壮年参加学习是没问题的，但那些孩子多的妇女和年龄较大、身体不好的人在扫盲教育中就很难坚持下来。有的地方不顾实际情况，硬性采取强迫、摊派、抄名册等办法代替宣传工作，只要凑够数字，就算万事大吉，群众抱着强迫的“志愿”来学习，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3.课程设置、学习内容、学习进度上的偏差。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扫盲运动和开展的其他运动一样，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的开展必然要渗透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意志。比如1950—1956年这一阶段的农村教育仍然主要服务于从政治上巩固政权。一年一度的农村冬学在内容教育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几乎是配合各项政治运动而学，主要是向农民进行政治时事教育，着眼于巩固农民必须享有的政治地位，以对付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农村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工具。所以在教材的编写、课程的设置方面往往都以政治内容为主，当时这样的说法比较流行‘如“我们国家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任务，每项都是政治任务”，“政治是灵魂，是业务的统帅，同时又是业务的保证”。这样易使群众改变其学文化的教育属性而单纯地将扫盲学习只看做是政治任务，易滋生片面认识，认为只要政治进步，其他都好说，从而使他们只注重形式上的政治学习，忽略了其他必备的科学知识。有的地方设置课程极不合理，有的地方为了按时完成规定的硬性计划，在学习上只是赶进度，导致新内容没有学会多少，旧的倒忘掉很多，挫伤学员的积极性，甚至导致不少“回生”、“复盲”现象的产生，得不偿失。

4.扫盲教师队伍及扫盲学员的流动也使得扫盲教育容易发生波动。在1950—1956年这一阶段，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恢复国民经济，进而又要努力实现“一五计划”，所以这一时期人员流动也显得十分频繁和活跃。建国初期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中，很多就是参加扫盲运动的义务教师和扫盲学员。他们的流动势必会人为地造成正在进行中的扫盲教育中断。当时各地的扫盲教师多数是城乡的广大积极分子，各方面的工作都要由他们去做，流动性较大。有的地方不到几个月，教员就轮换好几次，甚至出现没有教员由小学生（也称小先生）代课的现象。各地区的干部由于文化水平高、政治素质强，很多也被聘为兼职教员，他们的流动同样造成教育的中断。同时他们的管理风格不同，针对扫盲工作制定的方针及具体措施不同，也会引起扫盲教育的波动。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周恩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2]人民日报评论员.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N].人民日报，1955-12-06.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N].人民教育，1956-04-04.

[4]阿尔辛捷夫.关于扫除文盲开展工农教育问题的解答[N].新华月报，1950-10-28.

[5]北京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