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梅

摘要：从城镇化的内涵、城镇化的目标、城镇化的途径三个方面论述，新农村建设是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的具体体现，城镇化是城乡之间各种发展要素的转变过程；城镇化的目的是以城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化文明在城乡之间的普及和覆盖；新农村建设、农村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现代化构成了城镇化战略的总体布局。

关键词：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三农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33-0088-03

一、城镇化的内涵与新农村建设

城镇化是城市化的中国特色提法，相比之城市化，它更注重小城镇的作用，为与以往学术研究保持术语上的一致，本文将两者视为等同。城市化的定义可以说众说纷纭，定义不下几十种，

纵观城市化的各种定义，不外乎，农村人口、产业、土地等要素向城市人口、产业、城市用地的转变和城市文明要素向农村扩散的过程，即作为二元结构中落后的一元“农村”向发达的一元“城市”转变、过渡与发达一元向落后一元的文明示范与扩散渗透的过程，这是一个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的双向转化与互动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要达到二“元”发展水平和发展状态的统一、协调，最终消除城乡的发展差距，实现二元结构的一元化。

城乡关系的互动贯穿于城市化的整个过程。在城市化之初，是城乡二元经济的绝对分野，城市只是稀稀落落地点缀在广袤的农村海洋中，城市的生存需要农村的支持。西方产业革命引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以农村圈地运动、农民流离失所、小农经济破产、农民大量变成城市无产者和农村衰落为代价。城市化进程中，小农经济破产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大农业发展起来了；一个个工业城市在原农村地区拔地而起，“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1]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长的全是工人阶级”[2]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农村数量越来越少，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农村人口比例越来越低，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占据主导位置，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比重越来越低，最终，整个社会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组织体系。因而，城市化过程就是农村向城市的转换过程，在这种城市化的演变进程中，总对应着农民和市民、农业和工业、城市和农村相互联系的不同发展态势，这种相互联系的不同形态，决定了城市化的阶段性，因而，城市化的本质是从一种城乡关系向另一种城乡关系的演变。城市化的发展包括两个主体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联系，因此，城市化的度量既可以从城市和工业发展状况角度，也可以从农村和农业发展角度衡量。从每一个角度的衡量，都离不开对二者相互关系和内在一致性的考察。

城镇化更加注重发挥小城镇在城市化总体布局中的作用，更加发挥农村地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新农村建设的本质内涵就是以发挥农村主动性和城市反哺农村的外界援助为重点，在城乡统筹的宏观背景下，缩小城乡差距、协调城乡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一方面，要积极改善农村务农人员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在农业人口逐步减少、城市人口比例逐步提高和农业市场条件相对改善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逐步优化和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农村劳务经济，实现农民外出打工的组织化，改善农业的经营环境和农村人口压力。积极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现乡镇企业向小城镇的集中，不失时机地把小城镇发展成小城市，实现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整体转化。

新农村建设涵盖了新城市的孕育初期、人口城市化的人口基地和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的三个内容，可以说城市化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农村要素的贡献，只不过，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这种贡献是自发的、被动的。事实上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对象就是农村、农业、农民。每一个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农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农民问题是影响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最重要因素。农民的状况和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决定了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也决定了以各民族为实现现代化所付出的不同代价。”[3]而今天，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意识到了农村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作用，从而更加发挥农村、农业、农民的主体性，在农村不被边缘化和城乡共享发展利益的基础上，避免农村走上一条先衰败后发展的道路，而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的统筹发展之路。

二、城镇化目标与新农村建设

城镇化的目标是追求城市文明的全社会覆盖，城乡无差距的统一。当然，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城乡完全一样化，不是城市消灭农村，而是两者本质差别上的消失，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所承载的文明形态上的统一，而不是方方面面上的完全一致化。

城市文明的传播贯穿于城镇化始终。城市化的过程和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普及是同一过程，城市文明的辐射有“高氏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律”[4]即城市文明的普及有一个物质基础，即工农业发展状况所承载的城乡人口比例也就是城市化的水平。城市化初期，是极化效应最显著时期，表现为农村优质资源的流失，无论从自发的还是人为的、政府的方面来看都如此。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力量微薄，仅限于城市附近农村，这是因为小比例的城市人口很难撼动大比例的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文化的转变，这个阶段由于城市经济基础的不够强大，它的影响面还只限于城市周围的农村，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和边远山区，农村仿佛从来就是古时的样子，城市也没走足够大的财力修建通往农村的道路和通讯设施，农民封闭在传统社会。在城市化中期，这种发展差距累积到最大，农民了解城市并对城市现代化文明生活的产生心理上的向往和行为上的模仿；到城市化高级阶段，城市人口和经济实力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城市文明向农村的辐射才有了强大的动力和人为的可调动的资源，政府对农村发展给予支持，引导各类优质资源流向农村，具体表现为政府在基础设施、社会公共事业上支持农村现代化的改造，使农民共享现代文明生活。

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在于改善城镇化实现人口转移后，在农村中长期留守的那些人的现代化问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素质、思想观念不能听任其存留于传统经济中，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沉默下去、落后下去、愚昧下去，或者任其自发地、在艰难探索中实现向城市文明的缓慢演进。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针对国际经验中城市化中的单极推动和中国城市化制度安排中城市偏向所导致的城乡差距的扩大、以及农民自发城镇化的实践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使我们重新审视农村发展之与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并积极响应民间的自发城镇化行为，在政策和制度上给予积极响应和扶持引导。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中，生产力是决定性的要素，是其他各方面的物质基础，生产发展之后，与生产方式配套的生活方式、社会氛围都会接踵而来。因此，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目标，涵盖了农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体现了农村综合性的发展目标，也代表着农业、农民、农村的现代化转变。事实上，这20个字彻底实现的话，新农村的发展水平、农民的生活质量、农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和城乡一体化也没什么区别了。当然，中国的社會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农村生产方式的改造、农业现代化、农村非农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变化决定的过程，经济要素、人口要素、文化要素纠结在一块，形成了一个三农困境，问题的形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问题的解决也将是“路漫漫”需要社会各界的“上下求索”。新农村建设需要各方面的投入，一方面要靠政策、靠支援、靠反哺力度，但更重要是看农民自主性和积极性发挥的程度，以及农民与外部的有利条件相结合的程度。

三、城镇化途径与新农村建设

在城市化的历史上，城市化的具体途径有多种表现形式：从城市规模看，有大城市为主、中等城市为主、小城市为主、以城市群（圈）为主、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等形式。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有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等历史演变过程。由于特殊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中国城镇化，在从农村彼岸到城市此岸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复杂多样的形式：农村城镇化、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城市群发展等等。农村城镇化，以小城镇建设为主，表现在城镇数量的增加、以及城市体系的演进；人口城市化以现有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大为主，表现为农村劳动力迁移，即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土地城市化以土地征用为标志，把城郊大片农地开发为城市建设用地而实现的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现代化以现有城市硬件和软件设施的质量改进和水平提升为标志，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追赶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过程。城市群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城市之间进行分工合作，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实现规模发展的过程。

中国的城市化尽管形式多样，但城镇化水平仍然徘徊不前，从1978年到2005年，城市化水平从17.92%上升到43%，而2002年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就已经达到了48%[5]，中国9亿人口的身份依然是农民。事实上，城市化的问题不仅表现在一个水量上的滞后，在农民权利、身份、就业、保障各个方面都累计了不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荒废的开发区、大量失地农民、城市形象建设劳民伤财、农民工权益屡遭侵害、农民工子女教育、聚集十几万人的民工村等等，这些越来越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理论指导实践，这些矛盾的累积，是由于城市化实践对于农民利益的忽视，而这种忽视和利益侵害之所以能搞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就在于城市化实践背后的发展战略、发展理念的误导。

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发展行动的位置、方向和速度强化了人类的许多问题。最明显的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在‘富裕差距方面越来越扩大了，这不仅仅限于国际间，在国家内部，发展的成就普遍地导致了大城市中的‘富裕极的产生，也导致了在城市周围的贫民窟和广大农村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极端的贫困。”[6]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在国民经济中的指导地位，已经在各国社会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包括城市化实践上产生了诸多弊端。中国城市化种种矛盾的解决，只有实现战略调整后才有可能发生根本改观。

21世纪初，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正、更加注重发展成果在不同地区、部门、城乡之间的分配，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领域的第一个落实，就是统筹城乡发展，中国的城乡发展失衡已经快到了发生“二元社会断裂”[7]的边缘，因此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五个统筹之首，既有现实紧迫感，又有客观规律性的要求。协调和全面发展的提出，不仅仅是社会公平、反映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然。发展的“木桶原理”中的“短板效应”表明，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和质量由国民经济社会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和部分决定。因此，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城镇化战略，就是紧紧抓住国民经济整体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民、农业、农村，实现重点突破、实现国民经济整体协调、全面、高质量发展。当然，重点发展城乡系统中的薄弱环节，并不是使城市发展停顿下来以支援农村，事实上，中国不仅存在着国内的二元差距，还存在与国际上的发展差距，因此，城市经济虽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继续领跑于国内，但在国际舞台上仍属于落后者和追赶者。

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落差，国内城市與乡村的落差，这些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体现到城镇化战略中，表现为各个具体途径的层次性和梯度发展形态，也代表着城镇化本身的演进过程。城镇化作为一个集聚与扩散的双向过程，在实体形式上包括两个紧密相连过程：向城镇的集中与向农村的扩散，形成三个静态结果：城镇发展程度，农村接收城镇文明扩散程度，由农村向城镇转变的各种演变过渡形态。因此，城镇化路径的总体布局包括新农村建设、以融入城市网络为目的的农村城镇化建设、农民工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等四种形式，体现着由低到高依次升级的阶梯式发展状态。

在不同的路径中，新农村建设连接的是三农困境，城市现代化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大局，盯住国际发展趋势和步伐。农民工市民化和农村城镇化连接的是农村中国和城市现代化的桥梁，即农村非农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小城镇的发展演变是城乡转化、互动的关键部分，也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一元化转化的关键性环节。城乡之间在产业、人口、社区方面的转化，城镇化战略本身会陷入发展的链条断裂，成为与三农无关的城市化。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是连接起世界发展趋势和城乡失衡下的中国一条发展战略。新农村建设和城市现代化的并列，代表着农村和城市的发展沟壑（差距），同时也代表着三农中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达世界之间发展的差距。因此，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必将是一个梯级演进和多路径组合的多样化发展格局。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城镇化战略一步步贴近中国现实的过程，是发展思想从以城市经济增长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是在瞄准城镇化最终目标的基础上，政府对城镇化发展路径的灵活性运用。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三农之幸、国家之福、也是城市经济繁荣的“福音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96.

[3]党国英.农村改革攻坚[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39.

[4]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154.

[5]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C]//世界银行.04世界发展指标.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54.

[6][美]弗雷德·特·赛.人口与国家的发展.[C]//吴斐丹.人口问题与人口理论.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29.

[7]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