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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典范

2010-12-13邱景源

文学界·人文 2010年8期
关键词:中国化

邱景源

摘要:20世纪前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文化、学术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进化论让人们认识到了自身的落后和落后就要挨打,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则是给人们提供了摆脱落后挨打、走向自强的道路和方向。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是那么的契含,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风行、扎根、发扬成为人们主动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化:古代文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61-03

20世纪初,处于内忧外患困扰下的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并非偶然,有当时的现实条件和深刻的民族心理根源。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见证了国人渴求变革自强的历程。进化论让人们认识到了自身的落后和落后就要挨打,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则是给人们提供了摆脱落后挨打、走向自强的道路和方向。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是那么的契合,更何况,我们传统儒家思想本来就有突出的实践理性色彩和人类大同的理想。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风行、扎根、发扬成为人们主动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译介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译介表现出了几个突出特点。一是翻译文本的非经典性。中国现代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性文本并不多,主要有马克思《艺术形式之社会的前提条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思辩构成之秘密》(《神圣的家族》第五章)、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摘译)、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些书信,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之类的几本著作,数量十分有限。中国学者的早期译介,主要是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性著作、前苏联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概括的论著为主。其中良莠不齐,掺杂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逐渐形成了一条比较偏狭的、功利的模式。二是翻译传播中的双重间接性。其一,语言的间接性。中国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是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文本转译的。每一次翻译,既是对原文的创造,又是对原文的偏离。其二,地域的间接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转道日本、俄国、并非仅是借道而已,在译成这些国家的语言时,译者也无疑会考虑其读者的文化习惯,其译本也无疑会浸染这些民族的文化意识。三是译介中有所偏重的选择性。在译介的选择中明显偏重政治功利的实用性。中国近代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由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思想家们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倾向于选择阶级斗争内涵比较突出的文本,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也倾向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就在中国扎根,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已成盎勃之势。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伴而行。从1917年至1937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期间,……受了世界各国近二三百年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的碰撞中被激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从1908年王国维发表的《人间词话》,到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等人出版的一系列《中国文学批评史》等成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地位的确立。

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超越西方文艺理论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而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影响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中国从现实的功利需要和自己固有的文论传统出发,优先选择了以社会历史内容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者便迅速生长,并进而与前者融合,展开了本土化的历程。在现实和历史的坐标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的逻辑走向与理论架构,已经大致确定,并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范。

二、与传统文论的契合

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及文艺理论传入中国,随即便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最终成为主导中国思想界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20世纪前期,国人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就能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呢?一般地讲,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能够被本土吸收和融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够满足本土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二是能够和本土原有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相适应。一种外来文艺理论入主中国,这既要满足中国当前的现实需要,同时还应在中国固有文论传统的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找到许多契合点,这是它能够在中国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支点。

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有着许多可以沟通和契合之处:没有宗教信仰,富于历史观念,怀有大同理想,充满人际热情,洋溢着乐观主义等等,最重要的是二者都强调理论的实用功效性,注意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存在着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修齐治平的理论传统,注重社会功利性,强调要把理论有效地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这一理论特色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更加彰显,成为近现代中国在接受任何外来文化和设计自己的理论构架时,最为根本和先在的价值尺度与选择方向。

马克思主义恰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品格。从揭示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本质同一性出发,它强调使思想从思辨的水平成为现实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种实践性品格的基本涵义在于,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掌握的基础上,通过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使历史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性格,非常适合于当时中国救国救民的现实需要。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使中国人从中看到了耀眼的希望之光。于是这种来自遥远异域的学说便在中国危机四伏的土壤上迅速发芽开花,成长起来。在当时潮水般涌入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中国文论的主流,是和这样的基本理论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它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文艺思潮,而是作为一种强大的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潮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输入中国的。

中国传统文论中还明显地带有重视文艺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要求文艺创作积极地介入和干预生活的浓重色彩,从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经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都强调艺术创作主体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激情和否定批判态度,要求作家创作出具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和

深刻的思想力量的文艺作品,这一优秀的理论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了内在的沟通与共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调文艺作品的现实性内容,倡导文艺的倾向性、阶级性和战斗性,主张创作主体对现实的积极介入和干预态度,旨在“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从而动摇和破坏旧秩序,建设新世界。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恰恰要求文艺家们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斗争之中,充分发挥其宣传鼓动力量。这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论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在依据和基本逻辑走向,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便大致循此展开。

三、中国化典范——毛泽东文艺思想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艺观正式形成,并在文艺领域确立了话语主导权和领导权。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一些文艺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回答和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观点和命题,这些后来都成为中国文艺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原则,直接影响和规范了以后三四十年文艺理论和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

1、革命文艺要服从于革命政治。毛泽东指出,革命文艺要服从于革命政治,为广大人民服务。文艺不能脱离阶级和政治。他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党的文艺事业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及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党的文艺建设与整个党的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文艺家思想感情改造问题。要发挥革命文艺的作用,为革命政治服务,就要让文艺作用于大众,这就涉及到文艺对大众的普及与提高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由于四十年代初期的工农兵“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1942年,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界思想的某些混乱状况,十分严肃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3、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毛泽东在《讲话》中,根据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规定了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一些观点和命题,像“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标准等,我们只有从40年代文学的历史特殊性来加以考察,才能获得很好的理解和正确的阐释。王瑶先生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文学理论卷”所作的序中引述了鲁迅的这一看法后写道:“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与把握四十年代文学的历史特殊性: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与革命战争条件下的文学;特殊的历史环境,要求文学肩负起特殊的使命,形成不同于前两个十年的另一种文学风貌,这应作为我们研究与讨论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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