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江,杨 威

(1]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2]利川市文斗乡 长顺初级中学,湖北 445400)

论唐代体育冲破儒家思想“藩篱”的社会表现

李如江1],杨 威2]

(1]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2]利川市文斗乡 长顺初级中学,湖北 445400)

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的浸润下,形成了“重文轻武”、“重义轻利”、“男尊女卑”等一些偏执的思想,儒家这些落后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体育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下,具有儒家文化色彩而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在政策开明自由,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大唐,体育的这种独特性有所削弱和突破,出现了一些有悖儒家思想的体育文化。

唐代体育;儒家思想;女子体育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很完备的思想体系,以讲究伦理为其主要特征。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以来就确立了儒家的核心思想——礼与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要遵守正统的社会规则,分等级、明秩序。由于儒家过于注重礼仪和社会等级差别,讲究绝对的服从,鼓吹三常五纲,降低了女子在社会的地位,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思想。除此之外儒家提倡中庸,忽视竞争,强调如何协调宗法人际关系,注重内在的修为,轻视身体外在的形态美,儒家这些偏执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我国体育的发展。然而,在讲究自由开放的大唐又是另一番景象,武举制度的设立、竞技体育的绽放、女子体育的繁荣,都给大唐体育文化增添了无与伦比的光彩,以至于使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浸润下的传统体育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尚武之风盛起,武举制度设立

1.1 初唐统治者推崇武艺,社会尚武风气形成

唐灭隋以后,以隋朝“府藏皆满”“人多殷富”的经济成就为基础,同时承袭北周、隋以来行之有效的加强统治和发展经济的政策。经济上实行“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军事上实行府兵制,用人上实行科举制,形成了唐代长期稳定的政治局式,促进了封建经济的高速发展。唐王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担心沉溺享乐,沿袭府兵制。为抵御外患,招徕武勇人才,实行武举制,使得当时社会上尚武之风盛行一时。

尚武作为一种时代风尚体现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价值的取向和当世之人的一种价值观念。在唐高祖太原起兵之时规定了“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良口)授勋”的赏功政策。太宗也曾诏令士伍“若能齐力一心,屠城陷敌,高官后秩,朕不食言”。在唐朝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唐前期因军功加官晋爵、享荣华富贵的将领不胜枚举。一般士卒因功授勋的也不在少数,如贞观年间,应募征辽东的薛仁贵以骁勇建奇功而由无名小卒授为游击将军。同时唐统治者授勋官以许多特权,如“与公卿齐班”、“可永业勋田”、“勋官四品有封,母妻为乡君”。这一时期以军功博取功名,以图升迁和奖励,成为唐朝前期人们较为普遍认同的观念。世人皆以授勋官为光彩之事,一般百姓多乐于披坚执锐,从军效力。唐前期边关战事频繁,百姓对从军应募极为踊跃,甚至出现“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同官务请自办衣粮,投务义征”的盛况。而在唐太宗征高丽时,“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事军者,皆愤叹郁悒。”如此的募兵盛况在中国历史中实属罕见。

初唐,朝廷对军功大臣的尊崇及政治上的优待使得军功成为一些功臣矜持的资本,相比之下一些无军功可恃的大臣虽身居高位也心怀忐忑。贞观时,岑文本“自以出自书生”“而无汗马功劳”归家后自称“非勋非旧,温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军功仕途使得唐代文人士大夫也乐于从军,文人投笔从戎成为唐代前期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体现,也是尚武风行时代的一种特有现象。如初唐四杰中的骆宾王一生曾三次从军边塞,在《从军行》中说:“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霍勋。”抒发自己慷慨赴戎的激情。诗人王维在《少年行》中道:“敦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昌龄《从军行》中“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从唐代前期的这些文人的诗句中都反映出一种追求军功、忠心报国的爱国精神,人们都热衷于通过学武艺从军来获取自己的仕途。

整个社会尚武风气盛行,士人普遍乐于进取军功,在国家所设立的学校里的那些功臣子弟都不安心于学习经书,学校相当落寞,到高宗时这一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武周时韦嗣立曾疏论:“国家自永淳(682-683年)以来,二十余载,国家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圣历(698-700年)中陈子昂也说:“国家太学之废,积以岁月久矣,学堂芜秽,略无人际,读书礼乐,罕闻习者”。可见当时儒学是多么的落魄,连学堂都是门可罗雀,人们对儒学的热情比起对武艺的崇尚已是相差甚远。

1.2 唐朝沿袭府兵制,推动武艺发展

由于初唐统治者的尚武而沿袭了隋朝的府兵制,曾一度恢复了骠骑、车府,后改为折冲府。折冲府是府兵的基层组织,《唐全要·府名》记载:“凡府: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在赤县为赤府;在畿府为畿府。卫士:三百人为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三十人为火,有长。”府兵由军州的田农充任,并且在这一时期,富室之为卫士是很普遍的。而唐统治者为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对府兵的武艺训练十分重视,《旧唐书·职官志》说:“居常则皆习射”,每有蕃集之时,府官训习课试。凡是要赴京值番也要教练武艺,每年到了冬季都会有一次试阅。府兵制在初唐的实施对军队中的习武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府兵从一般民户中选拔,不再是以前的世袭军户,推动了整个社会对武艺的重视。

1.3 武举制度设立,提高武艺地位

唐朝建立以后,武举成为唐代加强军备的制度之一,于702年,即武则天长安二年开始实行。《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又有武举,盖其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从此武举制度在大唐确立,武举和文举一样用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文武科举并行从而提高了武的地位,激发了尚武精神,使普通百姓又多了一条博取功名获得社会地位的途径。与儒家所推崇的重文轻武及森严的等级制度相悖,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极大突破。

竞技体育绽放,竞争精神凸显

体育运动发展的根本在于竞争,无论什么样的体育运动都充满着竞争,没有了竞技性这一特征,体育运动便失去了它独特的魅力。但儒家思想以礼与仁为核心思想,要求人人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控制自己的私欲,按身份行事,久而久之形成了中庸的思想,使得中国传统体育的竞技性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逐渐消磨。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重要的还是要增进友谊,注重礼节。正如《礼记·射义》中所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所提倡的体育是维护礼教和等级伦理秩序的一种手段,完全忽视了体育本身的竞技性特征。

唐代体育由于受胡风影响,许多体育运动具有很强的竞技性,填补了中国传统体育中竞技性的空缺。唐代球类活动盛行,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多已具备了完善的运动规则,同时球类活动的用具与场地都有了明显的改进。如当时的鞠已经是充气的皮球了,而马球场地规格要求也很讲究。武崇训(安乐公主的第一个丈夫)和杨慎交(长宁公主的丈夫)洒油以筑球场,可见那些王公贵族对场地已有很高的要求了。用具和场地的改进使得球类活动竞技性和娱乐性大大提高。提到唐代球类活动,最富盛名莫非马球了,马球是一项竞技性、娱乐性很强的活动。从唐代的诗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出马球场上的争夺是十分紧张的“:珠球忽掷,月杖争击,并驱分镶,交臂迭迹”《(温汤御球赋》)“,俯身迎未落,迥誉逐傍流”《(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百马撵蹄近相映,球惊杖奋合且离”(《沐洒交流赠张仆射》);“人不约,心自一,马不鞭,蹄自疾”(《打球歌》)……马球场上紧张、激烈的争夺和惊险、娴熟的球技,理所当然地使马球成为当时最受人喜爱的一项体育活动。除此之外,从近些年出土的一些唐朝文物也都能发现马球的踪迹,折射出当时马球的盛行之状。1971年7月至1972年9月,陕西博物馆和乾县文教局对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进行发掘时,在墓道西壁发现一幅反应唐代打马球的《马球图》。画面骏马20多匹,体态丰满,均备坐鞍,马上打球者着各色窄袖袍,脚穿黑色长靴,头戴幌巾,左手执马缰,右手执偃月形球杖在球场上飞奔疾驰。生动再现了马球比赛球场上的激烈场面。

除马球外,角抵活动在唐代也很盛行,不管是在宫廷内还是在民间随处都可见角抵。当时出现了一批技艺高超绝伦的角抵高手,推动着角抵技艺发展。《唐樜言》卷十引《面抵赋》中说:“前冲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拿,尽是用举之手”角抵者大部分是身强力壮者,且角抵运动是直接的身体对抗,具有很强的竞技性。《新唐书·宦者列传》中说:“内籍宣微殿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隶率,或礼闾恶少年,常与狎习殿中为乐,四方闻之,争以跻勇进于帝。尝阅角抵三殿,有断臂流血廷中”。有角抵者在比赛过程中竟然折断手臂,血流满殿的,可见角抵比赛是何等的激烈。

女子体育繁荣,妇女地位提高

封建礼教把妇女发挥作用的领域严格限制在家庭内部,《周易·家人》中说:“女正位平内,男正位平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不仅如此,女子永远处于从属地位,而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孔子家语·本命解》中所言:“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礼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由于受儒家这种偏执思想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里充斥着“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连孔子“六艺”中最受重视的“射”,女子也是无权涉足,《礼记·射义》语:“射者,男者之事也。”在唐代之前,女子基本上是被排除在体育之外,而“大唐三百年”不仅创造了我国古代体育的辉煌,也开创了女子体育蓬勃发展的局面。唐代政治比较开明自由,经济繁荣,女子地位也有所提高,这些因素造就了女子体育繁荣的环境,许多女子纷纷走出闺房参与体育运动。当时体育运动项目众多,蹴鞠、马球、舞蹈等活动深受她们的喜爱。

3.1 蹴鞠

蹴鞠起源于春秋,发展于汉代,盛行于唐代。唐朝的鞠已经有很大的改进,鞠外面是用八块皮制成,球体更圆。里面则是动物的尿泡,可以吹气鼓起,跟今天的足球已经很接近了。球的改进使得球体更轻,弹性更好,更适合于活动,可以踢出不同的花样,也可以踢高。这样使得蹴鞠更具娱乐性,吸引了大批的女子参加到这项活动中来。唐代诗人王建《宫词》写到“宿妆残粉未明天,总在朝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这里描绘宫女天还未明就起来踢球,获胜者还可以赏赐金钱,可见在唐代后宫蹴鞠已经是很流行了。唐代女子蹴鞠,除在后宫开展外,在社会上也时有所见。唐人康骈著的《剧谈录》就描述了一位女子不平凡的球艺,一位十七八岁女子从长安城胜业坊北街经过时,恰“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落数丈。于是观者渐众。”

3.2 马球

马球是由吐蕃传入中国,是一种骑在马上持杖击球的运动,在唐朝盛行一时。在飞驰的马背上持着长杖击球是很危险的运动,“碎首折臂”时有发生,但是在唐代还是有很多女子参加此项目。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面唐铜镜上(1975年于江苏邗江出土),刻有四个宫女骑马击球的形象。1958年陕西潼关吴山出土的唐代击球俑,其中有不少是“击球女俑”,她们分别骑在飞奔的骏马上,俯身向前作击球状,栩栩如生,从而再现出唐代女性击球的风采。这些都体现着当时的女子对自由的一种追求和拼搏精神。马球后来改进为驴鞠和步打球,使得越来越多的女子参加到了这些运动中来,极大地丰富了唐代体育史。

3.3 舞蹈

唐代舞蹈是我国封建社会各民族舞蹈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在自己民族舞蹈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舞蹈动作及技巧,发展得比较完善。当时舞蹈种类很多,最有名的是唐代诗文中经常提到的“剑器舞”。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生动描绘了公孙大娘剑舞技艺之高超。宫廷中能歌善舞之人更是很多,如武则天她创造了一种组字舞,用来给皇帝祝寿。唐代诗人王建有过形象的描述:“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遇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这种舞蹈在表演过程中经常变换队形,组成“皇帝万岁”、“天下太平”的字样。被称为“最道能胡旋的”的杨贵妃则是擅长各种时兴的舞蹈,尤其是胡旋舞更是婀娜多姿,精彩绝伦。宫廷中女子对舞蹈很是喜爱,民间更是出现了“臣妾人人学圆转”、“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盛况。唐代女子参加的体育项目除上面的几种外还有很多,如骑马、射箭、杂技、围棋、登高踏青、秋千等等都深受妇女喜欢。其中有很多“本是”男子参加的项目也出现了女子的身影,这些都表明唐代女子的地位跟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

[1]杨向东,张雪梅.中国体育思想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02.

[2]程秋娟.我国唐代女子体育发展探究[D].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08:6-7.

(2010-05-14收稿)

Social performance of sport in T ang Dynasty in its breaking aw ay from Fanli’s Confucianism thought//

LI Ru-jiang,YANG Wei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200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some biased and unscientific thoughts originated from the Confucianism rooted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As a unique social cultural phenomenon,sport has the features of Confucian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ucianism,but the sport in the Tang Dynasty broke away from the Confucianism thought.

sport in Tang Dynasty;Confucianism thought;women sport

’s addressSport and Health College,China East Normal Univ.,Shanghai 200241,China

G80-05

A

1672-268X(2010)04-0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