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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农民的生活质量研究

2010-11-27侯志阳

关键词:资本变量因子

○侯志阳

(华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一 导 言

生活质量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所需的客观条件及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感受评价之和。应从主客观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生活质量,才能有更强的说服力。但当前国内学者对农民生活质量的研究呈现“重客观因素,轻主观因素”的特点。比如,多数人是从下列数据判断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一组数据是,1997年,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到2007年为4140元,10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平均增速达7.1%。从2004年到2009年中央连续发布6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有力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还有,2006年中央政府对“三农”的总投入是3397亿元,2007年在这个基础上预算增加了800多亿元。而在2008年,中央财政对“三农”投入预算增加超过千亿元。此外,取消农业税、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比税改前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00亿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2002年的46.25%下降到2006年的43.02%,农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另外,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特别安排250亿元补贴资金,支持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以拉动农村内需,客观上也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诚然,农民收入增加、负担减轻、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等都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但我们认为,农民生活质量研究不应局限于这些客观因素,更重要的是应关注他们的主观感受,如身心健康情况、生活满意度等。

社会资本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工具。对社会资本的界定目前也没有形成统一共识,学者们都是从自身的研究需要出发来使用这一概念[1]142-157。本研究主要使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作分析工具。真正运用该概念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经验研究的学者尚属少数。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167。他认为“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3]165总之,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增加信任水平和提高集体行动能力,从而提高人们之间的互惠水平,加强社区团结和增强社区安全感等,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于是,为弥补国内生活质量学术研究的不足,我们运用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项目的数据,考察农民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情况,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重点探讨社会资本与农民生活质量的关系,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力求从新的角度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项目的调查。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主要目的是了解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状况。此次访问的对象是根据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6个省市、100多个区县抽取10000个家庭户,然后在每个被选中的居民户中按一定规则随机选取1人作为被访者,由访问员手持问卷对该被访者进行访问。整个入户访问工作在2005年9-10月份进行。入户时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名义或受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委托的名义进行入户。本文选取的是其中的农村问卷的调查结果,样本总数4560人,其中男性占47.2%,女性占52.8%;已婚占93.9%,未婚占6.1%;中共党员占5.9%,非党员占94.1%;文化程度为小学及小学以下的高达58.5%,初中占31.4%,高中或中专占9.7%,大专以上只有0.5%;每个年龄段的受访者分布较均匀。

二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与构成

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及这次调查问卷设计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选取调查问卷中10个方面的项目测量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这一指标。项目的答案全部转换为李克特量表的设计形式并进行赋值。其中据其答案所示生活质量的高低,分别记作6分至1分的项目有2项; 5分至1分的有7项;10分至1分的有1项。(见表1)

表1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基本状况

从表1可看出农民的生活质量总体情况处于中等状态,10个项目中7个项目的平均得分大于4,占总数的70%。另外,根据主成分法对生活质量的10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旋转(Varimax),共抽取2个因子(如表2所示)。根据因子负载,将2个因子分别取名为:“身心健康因子”和“生活满意度因子”。

表2 生活质量的因子分析

三 社会资本及其他因素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作为本项研究重要预测变量的社会资本,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测量。

第一,农民的社会交往。本文选取“您和邻居, 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在日常生活中, 您与您的邻居, 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行为吗?”“您和亲戚/朋友之间的接触和联系的密切程度是怎样的呢?”3个问题来测量。回答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5级评定法,分为:“非常熟悉”、“比较熟悉”、“一般”、“不太熟悉”、“非常不熟悉”;“很多”、“较多”、“有时有”、“偶尔有”、“没有”;“非常密切”、“密切”、“一般”、“不密切”、“非常不密切”。以上答案赋值5至1分。

第二,农民的社会信任。我们采用“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 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这个问题来测量。选项包括“(近)邻居、(乡村)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同村的同姓人士、同村的非同姓人士、亲戚”。问题的答案分为“绝大多数可信”、“多数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不可信”、“绝大多数不可信” 5个等级,分别赋值5至1分。

第三,农民的社会参与。本文选取“您在上一次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呢?”“您对村民委员会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呢?”2个问题来测量。回答分为:“ 有, 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有,但是因为乡镇或村干部要求才去的”、“没有”(赋值3至1分);“非常关注”、“比较关注”、“一般”、“不太关注”、“一点也不关注”(赋值5至1分)。

为便于分析,我们对以上有关社会资本的问题和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旋转,共抽取3个因子,根据因子负载,我们分别将这些因子命名为:信任因子、网络互助因子、社区参与因子。(见表3)

表3 社会资本的因子分析

在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本研究用受访者居住社区类型、性别、年龄、婚姻、政治面貌、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在内的个人社会地位作为控制变量,以社会资本的3个因子为解释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2个因子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可以使得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分别对每个变量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准确的分析。在回归分析的模型中,除了年龄、个人年收入为数值型变量之外,居住社区类型、性别、婚姻、政治面貌、文化程度等都是虚拟变量。在多元回归分析中,设置了A1、A2、B1、B2这4个模型。模型A1、B1的自变量是居住社区类型、性别、年龄、婚姻、政治面貌、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这2个模型的因变量分别是“身心健康因子”、“生活满意度因子”。模型A2、B2除了上述自变量之外,还加入了社会资本的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在这些自变量中,居住社区类型、性别、婚姻、政治面貌、文化程度均为虚拟变量。其中居住社区类型的参考变量为农村(非农村社区主要包括未经改造的老城区、集镇社区、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移民社区、普通商品房小区)、性别的参考变量为女性 、婚姻的参考变量为未婚、政治面貌的参考变量为非党员、文化程度的参考变量为小学及小学以下。年龄与个人年收入仍然为数值型的变量(见表4)。

表4 影响农民生活质量因素的回归分析

说明:*P≤0.05,**P≤0.01,***P≤0.001;a、b、c、d、e参考变量分别是:农村社区、女性、未婚、非党员、小学及以下

表4的分析结果表明:

1.受访者居住的社区类型对其生活质量具积极显著的影响。在4个模型中,该变量对2个因变量均具统计的显著性。从回归系数可看出,居住在非农村社区的受访农民比住在农村社区的农民在身心健康水平、生活满意度总体较低。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住在城镇或城市社区里,但又是农村户口,与城里人相比,生活质量较低,相对剥夺感较强。

2.性别对农民生活质量具积极显著的影响。在4个模型中,该变量对2个因变量影响的统计显著性都达0.001。但性别对2个因变量的影响方向是不一样的。在模型A1、A2中,男性比女性身心健康水平低,但在模型B1、B2中,男性的生活满意度要比女性高。

3.年龄只对“身心健康因子”的影响具统计显著性。非标准回归系数表明,年龄对“身心健康因子”的影响呈直线下降趋势,即年龄越大,身心健康水平越低。

4.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都只在模型B1中对“生活满意度因子”的影响具统计显著性。从非标准回归系数可发现,已婚者比未婚者生活满意度低15.6个百分点;党员比非党员生活满意度低14.1个百分点。但在加入社会资本解释变量后,两者对“生活满意度因子”影响的统计性都消失了。

5.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年收入对农民的生活质量均有较显著的影响。在4个模型中,文化程度为“初中”层次和“高中或中专”层次的受访者要比“小学及以下”层次的受访者无论在身心健康水平还是在生活满意度上都要高。“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层次的受访者与“小学及以下”层次的受访者相比在统计上不具显著性,可能是因为“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层次的受访者样本稀少(两者总共才占0.5%)。另一方面,个人年收入在4个回归模型中对因变量的影响均具统计显著性。回归系数表明,个人年收入越高,个人身心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也越高。

那么,社会资本诸因素对生活质量的2个因子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首先,从总体上看,社会资本对生活质量的各方面都起着一定的影响。在没有加入社会资本各因素之前,模型A1、B1的判定系数分别只有14.7%、2.9%, 而在加入社会资本各因素之后模型A2、B2达到15.3%、5%,分别提升0.6和2.1个百分点。

其次,社会资本的“信任因子”、“网络互助因子”、“社区参与因子”对生活质量的“身心健康因子”和“生活满意度因子”的影响都具统计的显著性。非标准回归系数表明,随着农民“信任”、“网络互助”水平的提高,他们“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水平也越高;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互助”对“生活满意度”影响很大,标准回归系数达0.151,是社会资本诸因素中对因变量影响最大的,这与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发现相似[注]张友琴对厦门城乡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比较研究发现,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规模越大,结构越多样,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越高。张友琴.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厦门市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4):11-21.;另外,随着“社区参与”水平的提高,“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水平也会提高。换言之,农民社会资本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其生活质量。

四 结论与讨论

以上的研究分析表明,农民主观感受的生活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受访农民居住的社区类型、性别、文化程度和个人年收入等社会经济属性对其生活质量具显著的影响。年龄、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也对生活质量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文的另一重要发现是社会资本对农民生活质量起着积极和正面的作用。在预测生活质量的2 个模型中,无论是身心健康因子,还是生活满意度因子,在加入社会资本的诸因素后,模型的解释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另外,社会资本的3个因子对生活质量的2个因子的影响都具统计的显著性。这表明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该结果与西方学者所做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注]参见Bjornskov, Christian, 2003,“The Happy Few: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Social Capital and Life Satisfaction”. KYKLOS, Yol.56-2003-Fasc. 1, 3一16.。以上发现,对我们制定相关农村社会福利政策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生活质量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这在“十一五规划”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会议精神中都得到明显体现。前者指出我们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入手,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后者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实际上正如著名哲学家休漠所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因此,可以说,追求较高的生活质量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

但追求生活质量千万不能再以单纯GDP为指标。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当迅速,GDP以每年9.3%的速度增长。但是,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 Ruut 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4]。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度的持续上升。因此可以说,社会资本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非经济领域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大于经济领域[5]11176-11183。

所以,在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如何构建社会资本以追求较高的生活质量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比如,在农村中,如何完善村规民约,提高村民的“契约”意识、“规范”意识与“信任”意识;如何引导村民参加农村合作组织、参加各种社团,增强村民沟通、互助、合作能力;如何促使村民自觉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关注村集体公共事务等。

参考文献:

[1] 胡 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J].社会学研究,2008,(5).

[2] [美]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 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 李惠斌,等.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 韦 璞.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社会资本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以贵州省黄果树社区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2007.

[5] Easterlin R A.Explaining Happiness. Proc. Natl. Acad. Sci. 2003,1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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