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钱玄同已执教于北大。他们因《新青年》而相识相交，后又为《新青年》同仁。钱玄同自称是《新青年》的“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其实，就《新青年》所揭露的文学革命，陈独秀可谓主将，而钱玄同则是奋勇直前的急先锋。

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

创刊于上海的《新青年》因陈独秀而在北大扎下了根，于是，一批知识分子精英集聚于此，形成新文化的营垒。继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又在《新青年》发表，他的言论更为激进果断，他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文学革命初兴，陈独秀就发誓声援胡适，并愿舍生取义为之担当“前驱”。

此时的文学革命道路仍是荆棘丛生，极需要有“犯当世之不韪”、“闻风兴起者”。钱玄同就是这样的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最早支持者。在读过《文学改良刍议》后，他给陈独秀去信说：顷见六号(注：应为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之不通，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这里的“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是钱玄同的首创，是对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的斥责和否定。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且又是古文大家的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影响力在北大是如何估量都不为过。陈独秀尤其欣喜，立即给钱玄同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最初的文学革命，只是在《新青年》说说而已，没有产生出号召性力量。产生号召性力量，是后来的事情，即周作人所说“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这时形成的力量才有凝聚力，正像胡适所说：“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

横空出世的“文学革命”，给青年以鼓舞，而旧派人物却自恃旧文化根深蒂固，反而不置一词，沉默不语，这恰是《新青年》同仁所不愿看到的。这种寂寞让《新青年》同仁“頗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着急了，如此冷清下去，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不能传播开去，是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气候，也是不能够形成的。他们商量要演一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旧文人的许多迂腐、陈旧的见解罗列到一起，以信的形式在《新青年》发表，而后，再由刘半农予以反驳。

这一招果然很灵。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致信陈独秀，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此乃正中《新青年》同仁的下怀。终于有人接招，他们的挑战再也不是空中挥拳，无的放矢了。陈独秀当即给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复信说：“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言外之意，《新青年》所愁者，正是反对的议论太少，讨论的空气太宁静。如今不同了，一下子热闹起来，而这个功劳当然要归于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以及对之批判的刘半农。

为鲁迅走上文学之路铺路

1918年5月15日，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以后又连续发表《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从而创造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而这也不得不说起陈独秀与钱玄同。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初做小说是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黟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呐喊·自叙》中，鲁迅的叙述更为详细了。当时，鲁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闲来无事，常在屋里抄古碑。夏夜，则坐在古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正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夏夜，钱玄同来了。在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中，钱玄同的话终于唤起鲁迅“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写道：

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正是《狂人日记》的出现，引起了《新青年》主将陈独秀的注意，当时的鲁迅还在《新青年》的圈子之外，陈独秀通过其二弟周作人，与鲁迅建立了联系。1920年3月21日，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以十分恳切的态度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注：即鲁迅)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时隔5个月，陈独秀又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已在《新青年》8卷1号发表，“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写到这里，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脉络已基本清晰。钱玄同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的最重要的促使者，以后鲁迅的文章，这“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的最大原因，当然是与陈独秀密不可分的。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他的小说的做起，是由于“《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这一年，陈独秀“运交华盖”，既是被中共开除且批判的托派首领，又是国民党的在押囚犯，而此时的鲁迅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奠定了坚实的地位。

鲁迅还说自己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这里所特指的“那时革命”，显而易见，指的是《新青年》迁入北大后所兴起的文学革命，那时的鲁迅尚在教育部供职，而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都已是《新青年》的“老战士”了。因此，在鲁迅看来，他们都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他所遵奉的“命令”就广义而言，是《新青年》的命令，而就狭义而言，则是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编辑部的“命令”，其中当然也包括钱玄同。

若为拥护德赛两先生，一切都不推辞

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好几年了，但崇古复辟的逆流却一直没有停息。康有为就主张要将“尊崇孔子”写入宪法，定孔学为国教。钱玄同认为这是“至奇极怪之事”。他认为，动员国人抵制此股逆流的“最要之图”，就是如陈独秀所说唤起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最后的觉悟”，指的是“伦理的觉悟”，即“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

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钱玄同和陈独秀来往信件中时常讨论的话题。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钱

玄同没有全盘否定孔子，只是不能认同孔子所定纲常伦理制度。陈独秀对孔教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则比钱玄同坚决得多，他在复信中说：“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

在陈独秀的战斗精神鼓舞下，钱玄同重新检讨孔教，以更为激进的姿态抨击孔子，认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在对中国旧文化进行系统的疏理后，又提出了更为激进、绝对的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这样的口号多少有些痛快淋漓，快慰人心，但是要想以理服人，必须要有学理上的支持。他说：“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辨认和书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读音也不易掌握。正是如此，在最近的20年来，才不断有人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他指出：“除了那‘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外，殆无不感现行文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适用。”这些无遮无掩且又嘲讽旧派人物的言论，自然是捅了马蜂窝，旧派人物群起而攻之，大有泰山压顶之势。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将，自然是钱玄同的后盾，针对旧派人物的攻击，他和钱玄同一唱一和，无情地批判旧文化。他说，自古以来的古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编者注)的臭味”。那些“汉学大家”们还在开口国粹，闭口古说，说穿了就是要做民主与科学的死对头。这也正是钱玄同的愤激情绪和过激言论的真正诱因。他说：“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与他辨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汉文“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可是，近来更有“贱丈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之古义，如译Republic为“共和”，附会于“周、召共和”，附会于传统的“五伦”。原是风马牛不相及，却要厚着脸皮的牵强附会，而这恰是陈独秀、钱玄同等《新青年》同仁所最为痛恨的。陈独秀在为钱玄同辩说时，带着一股激烈的情绪，义正词严地声明：“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

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他说，齐梁以前的文学，如诗经、楚辞和后来的汉魏之歌诗、乐府等，都是从来不用典。“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詞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最下劣者。……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因多用白话，用典之病少。”

如此评说千年文学，陈独秀称之为“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他告诉钱玄同，中国文人有种不好的习气，那就是鄙视戏曲小说，很多有才华的人都不屑于作戏曲，写小说……他们由文学革命的讨论，又触及到应用文的改革。“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钱玄同主张“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

为此，钱玄同提出了“应用文之改革大纲十三事”。其中提到应用文写作，宜用最普通常用的汉字，绝对不用典，数目字改用阿拉伯数字，纪年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改用新式标点符号等。这13项改革大纲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是“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这种文书格式的改革，早在1917年夏钱玄同就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过。

陈独秀当即复信：“先生所说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语句虽简略，态度却十分肯定。钱玄同是个急性子，在他的应用文改革的建议提出1个月后《新青年》仍没有丝毫的表示，所出杂志一仍“右行直下”。他着急了，又给陈独秀去信询问，你既然赞成“左行横迤”，为什么《新青年》还没有改用横式呢?“《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除旧布新。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多少已有嗔怪的意思。钱玄同还邀约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共同“尝试”白话文，并说只要大家都肯“尝试”，那么白话文一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

面对老友的责怪，陈独秀完全理解其积极变革的心情，他在给钱玄同复信时，耐心地解释道：“《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但是改用白话一层，似不必勉强一致。社友中倘有绝对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载。尊见以为如何?”

正是在他们二人的倡导之下，沿袭了几千年的“右行直下”的书写方式，才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左行横迤——这种华夏读书人的新的书写方式，开启了崭新的文风。

无论何种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

1922年3月，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兴起。起因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4月借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大会。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上海成立，针锋相对地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非基督教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王星拱等都是这一运动的支持者。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运动进行了领导，中央专此成立由7人组成的委员会，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自然也参与领导了这一运动。

钱玄同很不理解，几年前陈独秀不是也主张以“美与宗教”来丰富、发展、引导人“情感”的健全发展吗?怎么突然之间，他也卷入非宗教的狂热之中了呢?3月31日，周作人、钱玄同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共同在《晨报》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

这5人都与陈独秀有过颇深的交往，钱玄同尤深，文学革命、应用文改革，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而在具体推行中又默契十足，共同推波助澜，才使文学革命取得实绩。可是，如今却出现这么大的分歧，以周作人、钱玄同等在学界的影响力，陈独秀都不能不给予公开的答复。4月2日，陈独秀发表《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

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殊难索解。无论何种学说何种主义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陈独秀阐明了这样的态度，信教和不信教都是自由的，“无论何种学说何种主义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而当时的中国，基督教的背后站着强大的洋大人，他们才有真正的自由，相反，青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弱者，是被排斥的。4月2日，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不就是被英租界当局禁止开会的吗?“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这句话刺痛了钱玄同的心。这场论战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政治分野，而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与自由主义思想家钱玄同之间，已经有了难以逾越的政治鸿沟。

尽管如此，钱玄同对陈独秀在思想界的影响，还是由衷地钦佩。1923年7月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谈到批判“国粹”时，情不自禁地赞赏道：“因此，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还是民国五六年间的《新青年》中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编者注)的那些‘西方化的话最为不错。还是德、赛两先生最有道理。”“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还是陈独秀。他还告诉林语堂，“八九年来，我最佩服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的话”，这话就是中国人“有根本改造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