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丹年

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渣滓洞的烈士劉笃君，本名刘家言，与刘湘、刘文辉同宗。他由刘湘的私人代表王干青带领去延安后，进入抗大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川后以公开的中共党员身份开展活动。抗战胜利时，刘家言与共产党员胡春浦等人相识，并一起开办了由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大有字号”，为党秘密筹集经费。然而，因一次偶然事件刘家言被捕。由于他当时取了假名“刘笃君”，加之案情特殊，与渣滓洞其他人、其他案件都没有关系，他的事迹连同他的真名，一直不为人所知……

刘笃君烈士的本名叫刘家言，“刘笃君”是他在被捕之时，面对前来抓捕他的军警，紧急中想出的一个假名字。这个假名字，对于当年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来说完全陌生，所以60年来很少有人知道牺牲在渣滓洞的“刘笃君烈士”是谁。同时，因为真名“刘家言”不在烈士名单上，知道刘家言牺牲在渣滓洞的人也非常少。至今人们对“刘笃君烈士”的了解，基本局限于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编撰的《歌乐忠魂》一书中那寥寥数语：

刘笃君(1921－1949)四川大邑县人，中共党员。在西康从事革命工作，被特务发现，与爱人一起同时于1948年3月11日在西康被捕，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渣滓洞。

这一段文字，对刘笃君的生平事迹、与他同时被捕的“爱人”是谁等等，都语焉不详。《歌乐忠魂》成书于1984年，当时征集史料的同志，对歌乐山烈士陵园300多位殉难者中许多人的真名实姓及生平事迹的了解还不够完善和准确。随着岁月流逝，新的材料不断被发掘，狱中斗争的知情人陆续现身说法，整件事情才得以浮出水面。

从延安回川后以公开的中共党员身份活动

事实上，1948年春天与刘笃君(刘家言)同案被捕的共4人，即刘家言、罗娟华、王钧和张坤璧。前3名都是党在成都创办的一个公司“大有字号”的职工，1949年11月27日牺牲在渣滓洞，被评为革命烈士。而《歌乐忠魂》一书中所称的刘家言“爱人”张坤璧。于1949年1月从渣滓洞经营救脱险出狱。

当时刘家言和张坤璧已订婚，还未正式结婚，被捕地点是雅安(当时雅安属于西康省管辖，从大地名来说也可称西康)。今年2月，笔者在北京采访了86岁的张坤璧老人，她说：

我于1948年3月在雅安与刘家言一起被捕，在被捕之前的危急时刻，刘家言对我说：“我们赶紧挟个名字。”临时商定：我叫张秀贞，他叫刘笃君。此后我们被关押在雅安和渣滓洞时，两人都用的化名。

刘家言是四川大邑县人，与刘湘、刘文辉同宗，是刘文辉的远房侄子。他的父亲曾任刘湘部旅长。兄弟姊妹四人，姐姐刘家娥是王干青(中共党员、烈士)的儿媳。抗战爆发初期，刘湘与延安党中央的关系较为密切，曾经由刘湘的私人代表王干青以中共党员的公开身份去延安，也带领着包括王干青的儿子(即刘家言姐夫)、刘家言在内的一批刘氏家族子弟去了延安，刘家言进入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批青年后来有不少留在延安参加了革命。1943年刘家言被上级派回四川，先后在大邑、西康、成都等地做地下工作。刘家言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回来的，中共党员身份是公开的。他的历史很多人都知道，特别是在大邑县。

刘家言回川后长期在家族势力控制的大邑县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利用能够利用的所有关系，数度变卖自己的家产支持革命。他的长辈刘文彩，在其兄弟刘文辉与共产党长期微妙复杂关系的影响下，对刘家言的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与以上张坤璧的讲述相佐证，田一平于1980年代在《党对刘湘及武德励进会的工作》一文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他提到了这样几件事：

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军阀于1935年设立了一个秘密的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先后任会长的有刘湘、王陵基、潘文华……抗战初起，刘湘为抵御蒋介石的压迫，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川西的中共地下党员，包括刘家言和胡春浦等在内，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武德励进会”中以合法身份公开活动。在他们的鼓动和影响下，大约从1935或1936年起，刘湘就先后派了代表去陕北找党。仅田一平所了解的，就有作为刘湘代表的叶雨苍到延安会见过毛泽东；1937年有王干青以刘湘的川康绥靖公署顾问身份，两次代表刘湘访问延安；后来刘湘又派蔡军识前往延安，但蔡未能到达延安即返回成都。

据田一平说，1937年郭秉毅曾拿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给他看，信是写给刘湘的，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希望刘湘帮助。经刘湘部下省财政厅长、川康绥署经理处长等商议后，决定送给延安1万元(当时是不少的一笔钱)，刘湘却说：1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既然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就得出点力，立即批了“帮助五万元”。

抗战爆发后，党派罗世文回川，作为与刘湘联系的党代表，刘湘则指定郭秉毅、高兴亚、张斯可3人同罗世文具体联系，还聘请罗世文为顾问，并在学员队里任教官。后来党又改派李一氓为党代表与刘湘联系。刘湘去世后，继任武德励进会会长的潘文华与中共党组织的友好关系仍在继续……

列举以上事例是为了说明作为刘湘、刘文辉家族成员的刘家言，由王干青带领去延安后，何以又能用公开的中共党员身份回川开展活动。当然，1943年国共合作已经不比抗战初期，其间经历了皖南事变，中共党员处境较为艰险，被迫采取隐蔽的地下斗争形式。但刘家言回川时中共党员身份还是公开的。

因追求进步而并肩携手

刘家言的未婚妻张坤璧，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大户人家，从小具有鲜明的叛逆性格，上中学时她随几位进步教师接受了新思想。其中一位老师陈于彤，是南方局董必武与川西地下党之间的联络人，后来还曾担任董老秘书。张坤璧说：

当时我在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抗战期间省女师疏散到彭县。在学校我表现很活跃，追求进步。陈于彤同志在省女师教政治课，他的妻子黄纪也在那里。陈于彤经常和我交谈，指导我们排练话剧《屈原》。抗战胜利前夕，大家很兴奋，陈于彤却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也许另一场战斗又要开始了。

我家在什邡县，要去彭县，成都是必经之地。我的姨妈在成都，因此，每当寒暑假，我若是不回什邡，就去成都姨妈家居住。1943年，我姨妈租住了槐树街24号公馆的外厢房，那就是刘家言的家，是一座很大的花园公馆。1943年假期，我到了刘家，见他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隐约听说他们打算去将军衙门的看守所劫狱，我想这些人很有实力，敢和当局作对。

我在这里认识了刘家言，他个子不高，20多岁(比我大5岁)。最初我没怎么注意他。当时我是一心追求进步的学生，对刘家言这类富家子弟没有什么好印象。直到有一天我在祠堂街《新华日报》办事处买《新华日报》，回家的路上刘家言跟随着我，到了隐蔽处，他才低声告诉我说：“你这样做太危险，不能公开去买《新华日报》，如果需要，我可以直接提供给你。”叮嘱我

应该如何做，注意些什么等等。这件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初接触。以后我们开始交往，他问我读过什么书，给我讲解当时的政治时局。在接触与交谈中，彼此加深了了解，建立了信任，我也逐步了解到他不仅仅是在追求进步，而是去过延安、读过抗大的中共党员，至此对他印象彻底改变，为他追求民主正义、反对国民党专制的热情所吸引，参加了他领导的许多充满危险的活动。然后我们建立恋爱关系，到下一个假期，正式举行订婚仪式，准备我毕业后就结婚。

因为我是进步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所以刘家言在一定范围内将一些党内情况告诉我。他利用刘家望族的众多社会关系，在党内发挥着联络掩护的作用。四川党的领导人之一李止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重庆市委秘书长)曾经也住在槐树街，与刘家言是邻居，大邑县许多党员关系都由刘家言介绍给李止舟和马识途等同志。刘家言与当年四川地下党的张黎群、李维嘉、杨景凡等同志也都很熟悉。

1944年上半年，刘家言突然来彭山的学校找我，说因傅承基叛变，他已不能公开露面，必须转入地下工作，要我毕业后也暂不要公开工作。临走，约定假期返蓉后与他联系的办法。暑假，我返蓉并按前面约定的办法，通过成都民众日报馆罗启维同志找到他。不久，经刘家言安排，我以患肺结核病为由，住进成都青羊宫附近拱背桥的一家私人办的肺结核医院，一直住到抗战胜利，这里也就成为刘家言的联络点，川西地下党的华健等同志经常来这里接头。

投入“大有字号”为武装斗争筹划经费

1945年抗战胜利时，刘家言经杨景凡介绍与胡春浦认识，彼此都知道对方是中共党员。胡春浦在彭山开办“向峨煤厂”，为了销售煤碳，在成都祠堂街开设了“向峨煤厂办事处”。此后刘家言进入这个煤厂办事处工作。

刘家言还与胡春浦等一起开办“大有字号”。据王宗力《大有字号与胡春浦》一文介绍，当时，胡春浦等川西党员请示南方局董必武同意，在成都东大街开办“大有字号”，主要经营白糖、煤、桐油等批发，以经商做掩护，开展为党筹集经费的秘密活动。事实上“大有字号”是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地下党的重要掩护企业，主要从事党的上层统战和情报工作，并协助配合地方党组织的武装斗争和经济工作。公司取名“大有”，是为了和重庆红岩的“大有农场”相呼应。胡春浦相当于大有字号的董事长，经理由会计部主任张仍荣(又名张家碧)兼任，刘家言的公开身份是大有字号下属“群生公司”的主要股东。

1946至1947年，刘家言先后变卖自己在大邑县的田产200多亩、成都槐树街24号公馆的三层花园洋房，将所有变卖得来的经费约500万大洋，都投入了“大有字号”。

胡春浦的党组织关系属南方局董老领导，他是通过杨景凡(杨的党组织关系在渠县)认识刘家言的，而刘家言的组织关系先在成都，后转雅安。为了工作更方便，胡春浦向上级提出，希望增强“大有字号”党的力量，理顺关系。经南方局批准，由川康特委负责人之一华健主持，成立“大有字号”党小组，胡春浦任组长，成员为刘家言、张仍荣，与四川地下党的联系人先后为华健、蒲华辅。

抗战胜利后，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胡春浦和刘家言等决定以大邑县为基地筹建川西游击武装。他们的指导方针非常明确：一要大胆；二要绝对秘密；三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矛盾：四要有合法的身份。刘家言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筹划武装斗争所需经费之中。

“大有字号”的职工家属，或多或少都参加具体的革命工作，后来牺牲在渣滓洞的罗娟华、王均，都是“大有字号”的职工。

1947年初，胡春浦与蒲华辅、华健研究商量，相继派刘家言长期培养及联系的陈仕英(由胡春浦、刘家言介绍，华健主持入党)、肖汝霖、周鼎文、李维实、李安澜等同志在邛崃、大邑、乐山等地筹备武装斗争。这些同志成为后来的“川康边游击纵队”的领导核心。“大有字号”党小组还决定由刘家言带一个小组到雅安，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活动，并输送武器和经费，准备在地方势力的掩护下掌握武装，伺机起事。

1947年10月，胡春浦通过四川省警察局二分局局长熊倬云等帮忙，购买了足以配备一个连的步枪和3挺机枪，又在西康刘元碹部搞到两个“川康边防大队”番号，准备以合法名义首先在大邑建立一个连的队伍，然后在川西南盆周山区建立根据地。但此计划因胡春浦突遭被捕而中断。

1947年底，因“小民革”案，胡春浦在成都家中被捕，“大有字号”遭到查封而关闭。此前刘家言已转去西昌，张仍荣则迅速由组织安排轉移到川南。

次年春天刘家言和张坤璧在雅安被捕却与此事没有直接关联，可以说是偶然事件。后来他们被关押在渣滓洞时，与渣滓洞其他人、其他案件都没有关系，这也是刘家言的情况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

被捕详情

张坤璧这样述说他们的被捕经过：

胡春浦被捕时刘家言在西昌，准备按照组织决定在大邑县组织武装起义，正在积极筹集经费。成都的肖汝林和华健等，为了经费问题，经常来我家询问刘家言的消息。我得知胡春浦被捕，急忙用暗语通知刘家言暂时不要回成都，但是通知没有送到。

事情要从“大有公司”职工、地下党员王一平说起。王一平为组织筹集经费，以“大有字号”名义做绸缎生意，也兼做其他生意。后来王一平被刘文辉部下的缉毒稽查怀疑私贩鸦片烟，他们查抄王一平家时，刘家言和我正好在那里。

这之前的春节前夕，刘家言托一个名叫黄逸仙的大有公司员工先到成都了解情况，并通知我去雅安和他会合。我去雅安须先征得华健同意，又适逢春节期间汽车停运，初五才起程。

我到了雅安，和刘家言一同在王一平家住了10多天之后，大家商量返回成都时必须避开特务耳目，决定分开行动。约定第二天一早王一平先乘公共汽车走，我和刘家言第三天再出发。我和刘买了雅安至成都的车票，但先步行到名山县，摆脱特务盯梢，再从名山登车。

第二天，王一平先行出发了。我和刘家言收拾行李正准备离开，刘文辉的部队约20多人突然包围了王家，称：“有人举报王一平在贩卖鸦片。”紧急中我们想找个偏门逃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兵士进屋翻箱倒柜搜查，查到有一条布袋有鸦片烟的气味。

后来才听说，刘文辉部去王一平家查抄鸦片，并不知道刘家言在那里，我们的被捕纯属偶然。

王一平家除了我们没有别人，于是叫我们去作笔录。我们被押到24军军部，审讯了好几次。其实审讯只是走过场，审讯官(姓黄)是大邑县同乡，他非常清楚刘家言的底细，根本不需要交代。刘家言无法否认去过延安进过抗大、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这段历史。在此情况下，他承认了中共党员身份，但又辩解说，自己是富家子弟，两年前已经脱离了共产党组织，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早已不与其他中共党员来往了。其它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刘家言无法证实已经脱离中共，仍然被当作共产党员关押。

我则自称看上刘家有钱有势，准备嫁给刘家言，这

次刘来雅安做生意，我是跟着来养病的。我被关押在24军传达室，10多天后，我由同学王汝琴的丈夫(刘文辉某部副官)保释。但不许我离开雅安，保证随叫随到。保释后我暂住王汝琴家，经常去给刘家言送食物。

刘氏家族紧急展开营救，到处托关系找门路，本来已经有了希望。刘家言的一个堂兄刘元碹是24军的代理军长，当时驻扎在西昌，刘氏家族请他回雅安来出面办理保释刘家言的手续。如果能够及时保释，刘家言就不会落入军统特务手中，也就不会押送渣滓洞。但堂兄刘元瑄尚未回来，“中共党员刘家言在雅安被逮捕”的消息已经被军统蓉站副站长刘鉴先获知，刘鉴先立即报告重庆行辕二处。

此时恰逢重庆发生川东党组织遭大破坏事件，一片白色恐怖，重庆行辕二处严命将各地与此事件有关的共产党人犯押送至渝，徐远举要求雅安立即将刘家言解送重庆。刘鉴先亲自从成都跑到雅安来提人。至此，刘家言陷入军统特务的掌控之中，再也不得脱身。

我也被重新逮捕。这天早上我给刘送食物，刚进去就被24军的士兵抓住，和刘家言一起，塞进一辆吉普车，由一个班押送，解送成都。路途中在新津县住宿，王一平在新津有个朋友，这位朋友与押解士兵疏通关系，请我们吃晚饭，我乘机与刘家言交换了情况。

到了成都，我们被关押在罗锅巷的一个看守所，属于临时羁押。住了两晚，手铐锁住押上飞机，送到重庆老街32号。我们都没有受刑。我在老街32号的女牢住了两夜，那里是一个大通铺，我睡在最里边靠近马桶的铺位上。刘家言在男牢。然后我俩被送往渣滓洞。衣服被盖自备，通知亲友送来一些日用品。我们到达渣滓洞时，渣滓洞院子里正有几个人在打篮球，胡春浦也在其中。

民国时期的看守所有制度，每隔一段时间要重新审查案情并释放案情轻微的人犯。我在渣滓洞囚禁了10个月，案情轻微，与他人无涉，加上狱外大力营救，于1949年1月获释。胡春浦后来也经营救获释。而刘家言则牺牲于1949年11月27日的大屠杀中。

同為“11·27”中牺牲的罗娟华和王钧与我们同案被捕，他们纯属受牵连。罗娟华是王一平的妻子，王先于我们离开雅安抵达成都后，得知我们被抓，立即和罗娟华躲到罗的娘家去了。特务已经掌控了王一平的行踪，蹲守在其成都的住址皮房街。王一平离家日久，对家中很是挂念，派罗娟华回皮房街去打探情况，罗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抓住。王一平久等罗娟华不回，又派王钧去打探情况，王钧也被抓。

刘家言牺牲后，由于他临时取的名字“刘笃君”以及案情独特，一直不为川东党的同志所了解，也难以为后来征集烈士史料的人所关注，这成了60年来张坤璧挥之不去的牵挂，她感到很痛心。她说：我是活着出狱了，恢复了本名张坤璧，但是刘家言的真名却几乎被人遗忘，人们只知道有一个名叫“刘笃君”的烈士。

现在，通过张坤璧的回忆，我们终于知道了刘家言即刘笃君烈士的生平事迹，曾经模糊的烈士形象在知情人的讲述中逐渐清晰，使后人得以了解一段真实的历史，了解那段时期中先驱者们无私无畏的英勇斗争，也从而告慰先烈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