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启蕾 沈晓飞

川东南的第一个党支部

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和渗浸，唤醒了迷蒙的山乡人民。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各阶层、各行业的人民群众，特别是进步青年开始奋起身来反抗传统的束缚，向落后的封建主义作斗争。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步传播到涪陵城乡。1921年至1924年，巴县进步青年童庸生和涪陵进步青年钟善辅、张锡俦等人分别在成都、重庆等地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并通过多种渠道将革命思想传到了涪陵，为在涪陵开展建团、建党的工作打下了基础。1924年9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涪陵支部建立，成为团结广大青年学生与人民群众一道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核心力量。

1925年底，中共成都独立小组成员、罗云人钟善辅(后任中共成都特别支部委员)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借回乡探亲之机，在广大青年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现和培养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在此影响下，随着青年教师李焕堂、刘伏洋、尹觐阳和青年农民黄伯川、李俊卿等人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涪陵县内最早的党组织——中共罗云支部成立，李焕堂任书记，支部有党员14人。最初，支部隶属于中共成都独立小组(于1926年4月更名为中共成都特别支部)，后改属涪陵地方党团临时支部。同时，钟善辅和回乡的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罗星樵等积极发展青年入党，并与涪陵县的党团组织负责人建立了联系。自此，在中共涪陵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罗云文昌宫小学和清溪伪区公所为活动中心的乡村党组织活动逐渐活跃起来，成为了涪陵县东面农民运动的堡垒。

联合的力量

距涪陵城东偏北约70里的铜矿山下有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小盆地，她就是罗云坝。世世代代的罗云人民在龙骨石上开辟了一块块良田，引来龙洞水，柞马、枇杷、游兰三堰流灌全坝万亩农田，终年润泽，确保盛早不灾。但在解放前，这里90％的土地都姓刘，总团刘佑卿、土豪劣绅刘范君等勾结官兵狼狈为奸，肆意欺诈百姓，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农民群众无不渴望着扬眉吐气之日的到来。

罗云党支部成立后，成为罗云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家逐步明白了受苦受难的根源，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穷人的大救星。

1926年下半年，驻涪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9师师长郭汝栋，由于在四镇乡派款时受到抵制，便加紧了对其他地方的搜刮。于此，涪陵党组织决定发动一次规模较大的抗捐抗款运动。为了保护地方党组织的安全，县里还专门派了一些外地同志来罗云支援。秋收刚结束的一个逢场天，1000多名农民、学生聚集文昌宫召开抗捐抗款大会，会后又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唱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革命歌曲，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烂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烂团烂甲!”、“取消苛捐杂税!”的响亮口号，游行队伍从学校出发穿过田坝来到场上，所至之处，观者无不为之撼动。罗云乡的男女老少，从未见过如此场面，乡场街头，人潮拥挤。游行队伍在三圣宫戏楼前停了下来，一个名为郭朝德的进步青年登台讲演，他大声揭露和斥责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压迫人民的滔天罪行，讲述国共合作后的大好革命形势，最后说道：农友们、乡亲们，革命的口号已经响彻全世界，不管反动派的势力有多大，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工农劳苦大众的!老百姓闻之无不欢欣鼓舞。

受到鼓舞的农民，面对准备到涪陵请官兵来捉拿文昌宫教师的土豪劣绅，说，你们去请嘛，今年的租子你们就收不成了，为啥呢?九师的兵来了，粮就归他们收，你们还收什么?土豪劣绅只好忍气吞声，就此了罢。

抗捐抗税游行让罗云人民开了眼界、壮了胆识，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联合的力量，农民协会运动也随之开展起来了。1927年农历正月初十，罗云党支部在文昌宫召开农民大会，宣布成立罗云农民协会，李焕堂被一致选举为农协会主席，长工出生的共产党员刘文林为副主席，秘书、委员等数人也得以确定。会后还举行了3000多人参加的庆祝游行。面对如此强大的联合力量，土豪劣绅和团甲们不敢吱声，不敢出门。很快，罗云附近干龙坝的农协会也成立了，农协会的牌子挂出来以后便行使了权力，宣布禁种鸦片，取消高利贷，并勒令土豪拿出粮食解决春荒。农民协会的成立，让农民看到组织起来而带来的实惠。就这样，罗云党支部以实际行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播下了革命火种。

威震川东的“土地会”起义

涪陵人民历来有勇武尚义、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从汉代至清代中期，黎民百姓多次为反抗封建统治压榨而被迫起义。尤其是近百余年来，不断掀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革命斗争浪潮，写下岁月峥嵘的壮丽诗篇。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活动暂时转入地下。1927年11月，中共涪陵县委派共产党员李仙舟等到罗云协助恢复组织，并商议恢复农协会的组织活动。最先取名“阴复会”，后考虑到以农村打酒割肉敬土地菩萨的风俗为掩护更隐蔽，便改名为“土地会”。在这个既公开又有意義的“土地会”名义下，农协会的活动又秘密开展起来。

“土地会”吸收的会员都是干人(即穷人乞丐——编者注)，凡与土豪团甲有往来的人都不让参加，并规定严守机密。至次年2月，会员已发展到200余人，有长短枪60余支，初成规模。

涪陵县委决定在杨森军占据涪陵立足未稳之际，于端午节发动起义，并派共产党员张德荣、曹义仁等前往指挥。不料事泄，大地主刘佑卿等勾结邻近民团，准备清乡，起义时间只得提前。1928年6月16日晚，罗云“土地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镇压罗云坝一贯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并规定以次日凌晨游兰寺、琴台寺和尚烧早香的钟声为号，土地会员各自带上长矛、大刀、步枪等武器进入战斗岗位隐蔽，暗中监视和跟踪镇压对象，然后统一行动。次日为罗云新场逢场日，正午齐场之时，随着作为信号的三声枪响，一部分带武器的土地会员；中进罗云场，与事先进场的便衣队员里应外合，对早已确定和跟踪的镇压对象刘树槐、刘涛仙等20余人进行就地处决。号称“睏山王”的大恶霸刘范君，逃到场外大院子的中共党员赵克伦家，乞求赵克伦的母亲保护他，赵母让其躲进棺材中。待尖兵队员刘贵方等追上，赵母递个眼色，刘范君成了瓮中之鳖，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团正秦绍堂、大地主刘佑卿漏网逃脱。当晚，起义负责人李焕堂等开会研究，决定保存实力，埋藏武器，分散人员，暂避一时。罗云坝起义一次镇压恶霸地主、土豪劣绅28人，声震川东，为后来在罗云建立革命根据地扫清了主要障碍。

1928年6月27日，罗云团正秦绍堂到白涛和丰都的包鸾、湛普等邻近乡镇搬来团练救兵进行清剿，凡有嫌

疑者通通抓到罗云街上斩杀示众。仅罗云猪市堡一处即杀害“土地会”会员12人。事后，秦绍堂被县政府撤职，另委刘佑卿为团正。刘不敢接任，请求让其表弟尹觐阳代理，但他并未发觉其实尹已是中共党员。中共涪陵县委巧妙运用统战工作，让中共党员尹觐阳担任了罗云团正。1929年2月，罗云团正尹觐阳起诉原团正办公残害百姓、贪赃枉法的罪行，解脱了国民党当局对“土地会”起义人员的通缉令，撤换了团正的原班人马，委刘伏洋为团防教练长、李焕堂为教育长、赵克伦为师爷。身为中共党员的他们让团正脱胎换骨。从此，罗云党支部掌握了罗云乡政权，使这里后来发展成为革命根据地。

挂着罗云团正的牌子，干着苏维埃的事业，在罗云“团正”领导下：一、以维护地方治安秩序为由，组建了100多人的农民赤卫队，后发展到300多人，并要求由地主、豪绅出钱购买枪弹，武装了革命队伍；二、发展了10多名共产党员，培养了40多名积极分子，革命队伍进一步壮大；三、开展打土豪和抗捐斗争；四、积极响应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涪陵特委的号召，1930年4月，协助四川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组建了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

从1929年2月掌握罗云乡政权开始，到1930年4月7日二路红军撤离罗云，罗云党支部坚持了长达14个月的顽强斗争。

二路红军在罗云诞生了!

1929年底，已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的郭汝栋奉命出川至鄂西剿共。当时士兵已6个月未发饷，官兵思想混乱，大多不愿出川。中共四川省委认为这是一个在涪陵地区发动兵变组建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时机，遂决定以涪陵兵变为主体，策动丰都陈兰亭部(郭部第3师)和驻彭水、黔江的国民革命军第22军5师(向时俊师)的兵变，开展游击战争。

身负指导重任的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到涪陵后，首先建立了中共涪陵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领导兵变工作。同时，具体部署了各县的工作：一、由涪陵特委直接领导涪陵兵变；二、派霍恂任中共彭水军委书记，抓紧做王作之匪部的改造工作，负责向时俊部兵变，兵变后将队伍拉到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等条件成熟时再向涪、丰长江边靠拢；三、加强与丰都军支负责人严纪陵、周俊、钟善辅等人的联系，同时派军委成员刘施南及政治部总务科长饶惠丰等到丰都、忠县陈兰亭部开展兵运，策动团防与陈部作斗争，牵制其力量，并力争发动陈部的郑许吾(中共党员、黄埔6期生)团兵变；四、由南川籍共产党员张庆余(中共涪陵县委秘书)、张嘉铭(郭部政治部秘书)、张平波(中共涪陵县委委员)、韦希成(仁济医院会计)等制定筹建南川红军的方案，同时派王利彬、罗康成等与中共涪陵县委委员陈范疇联系以加强领导。特委强调指出，各县在执行兵变方案的同时，要着眼全局，做到有机结合，互相支持。

由于“四号兵变”计划暴露，敌人在涪陵采取大规模的清剿活动，李鸣珂决定特委选择时机准备起义，起义成功就往罗云坝转移。

机会来了!1930年3月17日，身为国民党军官的中共涪陵特委委员赵启民，机智避开国民党士兵的监视，果断地集合了三个排的士兵到码头乘船驶向清溪。当先头的两条船驶到江心开近白鹤梁时，赵启民跳上船头振臂高呼，庄严地高声说道：“弟兄们!郭汝栋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军阀，他在涪陵把坏事做绝了，从来没把我们当兵的当人看，现在我宣布：起义，我们跟共产党当红军去!”

一番高亢言说如春雷炸响，压倒了江涛的呼啸声，驱散了迷途的雾霭，一时觉醒的战士们全部举枪高呼：“赞成!”他们一把扯掉军帽上国民党的军徽，力掷江中，又把军旗撕成无数长条，每人一根系在左臂上作为起义的标志。由于时间紧急，赵启民无法顾及未能跟上的第三只船，下令加速前进。当晚51名起义士兵在清溪附近登岸，连夜开赴罗云坝。

就是这两条船上的51名英雄士兵，在党的领导下，与罗云坝的农民赤卫队相结合，建立起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他们浴血奋战，从罗云开始开辟了一片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在川渝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起义士兵抵达后，受到罗云支部和罗云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党员和群众纷纷主动献粮献金，为其安排食宿，保护士兵安全。次日，中共涪陵特委委员苟良歌(又名梁歌)、周晓冬、陈静及11连指导员何治华等赶来罗云，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部队暂不打旗号，起义士兵在党支部干部带领下分组宣传，组织群众，发动农民参军，扩大赤卫队，发展党员，为组建二路红军作准备。

起义士兵的到来，成了罗云人街头巷尾的热议。说来也怪，自古以来兵匪一家，可这来罗云的兵，与人秋毫不犯，待人和气，还帮农民干活。后来大家才知道，他们是尹团长亲自派人去接来的，是来打土豪、分田地，帮穷人闹翻身的。罗云的革命气氛更加浓厚了，老百姓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为起义士兵送去鸡蛋、腊肉和蔬菜，帮他们缝补衣服……

罗云支部的工作受到了中共涪陵特委的表扬，并在特委固定的会议场所文昌宫决定，由起义的51名士兵为骨干，与罗云赤卫队组成二路红军。于是罗云支部党员在老场、新场、干龙坝、铜矿山等地开展革命宣传，发动农民参加红军。群众情绪高涨，青年人都争先参加红军参加革命。几天下来，罗云已经有700多农民报名参军了，并很快组织在练兵场开始军事训练，还特别从丰都请来武术教师进行指导。

1930年4月2日，省军委书记李鸣珂来到罗云，在文昌宫召开特委会，会议决定从700多报名参军的群众中选出400多精悍的赤卫队员为基础，与起义的51名士兵为骨干组成二路红军游击队，并建立中共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前敌委员会，确定部队编制。如此，迎着疾风骤雨，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罗云诞生了!

二路红军的红色记忆

点燃革命之星火

1930年4月初，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组建完成，中共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二前委”)由苟良歌、陈静、周晓东、李焕堂、赵启民、尹觐阳等9人组成，李、苟、陈三位为常委。二路红军由李鸣珂任总指挥，赵启民为前敌总指挥，苟良歌任前委书记兼党代表，陈静为组织部主任，周晓冬任政治部主任，赵毅君任参谋长，何治华任副官长。同时建立红军游击赤卫队总部，由尹觐阳任总司令，李焕堂、刘伏洋任副总司令；红军游击队分为2个大队、4个中队，中队以下按“三三制”设分队和小队(即1个中队编有3个分队，1个分队编有3个小队——编者注)。

得知四川二路红军在罗云坝组建的消息，涪陵县县长谢汝霖飞报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刘湘。刘湘即令驻涪师长廖海涛派兵清剿。4月7日，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涪陵、丰都交界处的罗云铜矿山脉最高峰——鸡石尖正式举旗宣告成立。当日便向仙女山山区转移。傍晚，廖海涛率3个团到铜矿山进剿，扑空而返。

经两天一夜的急行，抵仙女山后，红军遇到了“神兵”汪长青的弟子秦兴隆率队阻拦。考虑到“神兵”也是“打款灭税打官兵”的农民武装组织，曾在1928年参加过党领导的崇德乡农民暴动，二前委遂决定将宣传红军宗旨、纪律的传单掷于路旁绕道而行。秦兴隆拾得后，方知红军是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队伍，便率队参加红军。这支“神兵”队伍被编入红军游击赤卫队第二大队，秦兴隆被任命为赤卫队总部副司令。红军便在仙女山广泛宣传革命宗旨、《十大政纲》(1928年中共六大议决了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的十大政纲——编者注)和土地革命政策，开展了打土豪、烧契约、分粮食给贫苦农民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加上党组织在1928年就派共产党员刘伏洋在这里从事过革命工作，建立了土地会、同心会等革命组织，因此红军的一切行动受到当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中，烂坝子、沱田两地的农民协会很快成立。

5月3日，红军转移至丰都厢坝，二前委召开会议，总结前段工作，学习四川省委给二路红军前委的指示信，最后形成“厢坝会议决定”：即向丰都东南山区进军，以栗子寨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联合汪长青的“神兵”共同对敌。会后，前委派秦兴隆、尹觐阳做“神兵”头领汪长青的联合工作。在共产党的真诚感召下，汪长青毅然带着1000多人的队伍投奔红军，被改编为红军游击赤卫队第三大队，汪被委任为红军赤卫队总部副司令。8日，白涛团总杨德铨奉谢汝霖之命纠集民团800多人到沱田进剿红军，遭到红军和赤卫队的猛烈打击，红军取得首次反“围剿”胜利。

12日晚，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红军顺利地攻占了要塞栗子寨。根据厢坝会议精神，红军以栗子寨为中心，展开了建立丰都东南山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由于这一带早在1927年下半年就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农民协会组织，次年又发生过崇德乡农民武装起义，故有较好的革命和群众基础，因此，一经党的号召，群众纷纷起来恢复与建立农会和赤卫队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土豪、分田地、烧契约、开仓济贫的土地革命斗争。红军在栗子寨山区的革命活动，带动了整个丰都东南山区和邻近县边区乡镇的党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的建立，也影响了“神兵”组织，都带着枪支、大刀、长矛等武器来投奔红军。在三四天时间里，聚集的队伍已达2000多人。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二前委将红军政工人员和青年先锋队员组成若干小分队，分赴丰都回龙场、暨龙场、火烧岩、太平坝、坝周坝、马家坝、核桃坝、磨刀洞、三羊溪和武隆的后坪坝、石柱的三根树等地，广泛建立农会，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就这样，在革命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二路红军战斗在丰都、武隆、石柱等县边区的莽莽群山中，以满腔热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唤醒了广大的劳苦大众，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短短时间里，建立起13个乡的苏维埃政权，开辟了30多个乡镇的游击区，面积达1.6万平方里。不断发展壮大的二路红军多次打败地方团防的围攻，坚持土地革命运动和游击战争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使下川东十余县之反革命军阀、地主豪绅为之丧胆，寝不安席”。(1942年6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

熠熠闪光的革命精神

当时，涪陵、丰都、石柱、忠县、彭水等县各驻有上千人的国民党正规军，在白色恐怖弥漫和党内“夺取中心城市论”占上风的环境里，一支仅由51名起义士兵和400多名赤卫队员组成的二路红军游击队能够生存、发展、壮大，并建立起广袤的根据地，正是其优秀的革命精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审时度势的胆识铸就的，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走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仙女山区与丰都东南山区发展的道路。二路红军刚建立时，省委曾指示向包鸾、清溪和沿江一带大中城镇发展。但二前委明晰形势，从细考虑：涪陵驻有廖海涛师的杨国祯旅，豐都、石柱、忠县驻有陈兰亭师和一个独立旅，这些部队经过正规训练，武器精良，而且掌握了政权。而刚建立的红军，队伍不过500人，枪支不过200把，子弹缺乏，给养困难，如往长江边城镇发展，不但攻不下中心城镇，即使攻下来也守不住。相反，丰都东南山区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国民党的势力相对薄弱，而农民协会、土地会等组织已拥有赤卫队武装，加之这里的农民贫苦、朴实、勤劳、勇敢，极易接受土地革命政策——特别是崇德乡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曾举行过近万人的武装起义，经受过革命的锻炼，所以红军一到，山区农民就紧紧地围绕在党和红军的周围，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二是联合一切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的武装力量，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扩大红军实力。一方面，正确对待“神兵”队伍，二前委认为汪长青、秦兴隆的“神兵”队伍，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确系贫苦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农民的队伍，正如他们的口号“打款灭税、打官兵”，因而，二前委对他们没有采取“消灭领导，分化其群众”的方式，而是进行联合教育改造。事实证明，这两支队伍在参与配合红军作战中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如红军撤离根据地时，廖海涛派出一个团围剿汪长青的队伍，使其遭受重大伤亡。但汪长青义无反顾，仍带领骨干参加中共丰都县委在北岸仁寿乡领导的农民起义，最后遭到敌人围剿追捕，汪长青及其随员壮烈牺牲。而秦兴隆、左传合领导的红军第二游击赤卫大队多次参加了打土豪、打团防的斗争，红军失败后也仍坚持联合桐梓山游击队打败团防与正规军的围剿。

另一方面，正确对待非主力队伍，如陈子光、陈子清兄弟领导的桐梓山游击队，这是一支在党的帮助下于1928年建立起来的一支近200人的队伍。红军攻入要塞栗子寨后，二前委就派人与其联系。虽未参加红军，但这支队伍却成为了二路红军可靠的友邻部队，它在根据地外围起着扰乱敌人后方的作用，并积极为红军医护伤员。红军撤离后，他们又几次与秦兴隆、左传合领导的第二游击赤卫大队配合，打败敌人的进剿。此外，由于红军路线正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所以红军进入栗子寨后，石柱三根树和丰都县的坝周坝、太平坝、磨刀洞、三羊溪、中坝沟、分水岭、回龙场等地的农协会、赤卫队都各自带着数十人枪上寨参加红军，成立了以李干之为大队长的第四游击赤卫大队。而这些队伍的领导人成为了当地苏维埃红色政权和赤卫队的骨干，他们不但同红军并肩战斗，而且在红军撤离后还与敌人作拼死斗争，大多数同志为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流尽了生命最后一滴血。

三是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二前委在厢坝会议时认识到，土地革命的中心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山区的土地贫瘠，农民十分贫困，原因是大部分土地为少数地主所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仅分得30％左右的土地。如世代农民盼望解决的土地得不到满足，自然不会贴心拥护红军，而农民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依靠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