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兴辉，王 丽

（燕山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中国京津冀地区是由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邯郸、邢台、衡水、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11个地级市及其所属的通州新区、顺义新城、滨海新区和唐山曹妃甸工业新区共同构成的地域整体。2006年该区占地面积约为218112.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9453万人，国内生产总值为23671.73亿元。无论从自然环境特点，或从经济地理特征，还是从地域联系的历史发展来看，京津冀地区都是一个完整的地域单元[1]。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经济飞速增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密度不断增大，逐渐形成了一个由2座特大城市（北京、天津），3座大城市（石家庄、唐山、保定），8座小城市共同组成的京津冀城市群网络体系。便捷的交通网络与信息网络又加速了城市群区各城市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空间要素的流动,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复杂化,城市流也日益强化。

本文采用城市流强度的定量分析方法，依据区位商原理和城市经济基础理论，对京津冀城市群城市流强度及其结构进行系统分析，以此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促进城市产业和空间联系的有利政策，促进要素的充分、合理流动，实现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1 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的理论内涵与模型构建

城市流是指城市群区域内城市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空间流在城市群区域所发生的频繁、双向或多向的流动现象[2]。城市流广泛存在于城市群组区域，而且正是城市流强度的加大，区域经济水平的共同提升，才带来了成熟高级的城市群的发展。城市流得以进行的推动力来自城市群区域城市的集聚与辐射功能，两者是城市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并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存在于城市的功能运动中，即城市功能是城市流产生与发展的内在机制。

城市流强度是指在城市间的联系中，城市外向功能集聚与辐射所产生的聚射能量及城市之间与城乡之间相互影响的数量关系[3]。计算公式为：F=E·N。其中，F为城市流强度；E为城市外向功能量；N为城市功能效益，即单位外向功能量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城市流强度说明了城市与外界（城市与农村）联系的数量指标。

考虑到指标选取的可得性以及代表性，选择城市从业人员作为城市功能量的度量指标，则城市是否具有外向功能量，主要取决于各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i城市j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3]

式中，Gij为i城市j部门从业人员数量；Gi为i城市从业人员数量；Gj为京津冀地区j部门从业人员数量；G为京津冀地区从业人员数量。其中，对于区位商值小于1的部门，由于其从业人员在该城市中所占比重小于整个地区的比重，故不存在着对外服务功能，外向功能量Eij设置为0；而区位商值大于1的部门，除满足自身需求外，能够为其他城市提供服务，故：

最后，将每个城市所有部门的外向功能量相加，得到每个城市总的外向功能量。

对于城市功能效益Ni采用人均从业人员的地区生产总值（GDPi）来表示，即：

最后，城市流强度Fi可以表示为：

其中，Ki为i城市外向总功能量占总功能量的比例，反映了i城市的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称为城市流倾向度[4]。

2 实证分析——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城市联系定量探讨

从城市流强度的内涵及其计算方法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实质上反映了其对外联系与辐射的能力。因此,可以通过对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的分析与计算确定区域联系的中心,同时反映各城市在区域内的联系地位。本文采用京津冀城市群内13个中心城市，10个外向服务部门的从业人员数据[5]（表1）进行城市流强度分析。

根据公式（1），求得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各城市部门的区位商（表2）。从计算结果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尚未出现主要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均大于1的城市。相关资料显示，早在1997年沪宁杭城市群已经诞生了上海、杭州、南京3个主要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全部大于 1的城市 ,可见京津冀的城市群与国内先进城市群的发展水平相距较远。结果还显示，除首都北京的大多数部门区位商大于1外，其他城市只有几个部门区位商大于1，但每个城市都有其外向功能的优势，即外相功能量。就各个城市外向功能量的分布来看，既存在相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分析不难看出，河北省内的城市大部分都在制造、金融、教育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部门有不同程度的外向功能优势，而天津则只有制造业相对发达。此外，对于每个城市来说部门之间区位商也是不均衡的，例如北京市的房地产业的区位商高达1.85，而教育业的区位商仅为0.61，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京市作为首都在房地产及租赁服务方面具有优势，而教育发展相对薄弱的现实。

表1 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各主要部门从业人员 （万人）

表2 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各城市主要部门区位商

利用公式（2）与（3)，求得每个城市主要部门的外向功能量和每个城市总的外向功能量（表3)。从表3可以看出，北京的外向功能量高达62.53,居京津冀城市群首位,天津紧随其后,外向功能量达26.16,表明两市在城市群区域联系中的突出地位。而历史名城承德着重发展其旅游资源的优势，仅在教育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部门拥有外向功能量，为各城市最低，仅2.35。

在外向功能量的构成中，天津、石家庄、唐山和保定4市的制造业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中天津市的外向功能量全部是由制造业产生的，这与制造业是天津最突出的产业优势，大量的国外制造业，尤其是美、日、韩在天津有较多的投资有关。同时我们也看到，这几个城市之间经济协调程度不高,竞争多于合作,由此导致地区之间产业同构现象明显,造成了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经济效益的下滑,也带来了各城市之间各种“流”的传导和辐射功能的减弱。承德、衡水、廊坊三市的外向功能量都较低，表明其辐射能力较弱，空间要素流动较少。而北京市的各个部门外向功能量则相对比较均衡，体现了作为一个首都城市的综合性特点。

根据每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城市从业人员指标，利用公式（4)，求得城市功能效益量Nl，然后再利用公式（5),得到城市流倾向度Ki和城市流强度F（表4，图1)。从结果来看，城市流强度值的排序与表3求得的城市外向功能量的排序基本一致。

依据城市流强度值的计算结果，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各城市在区域中的联系地位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高等、中等、低等三个级别。首都城市北京和门户城市天津城市流均大于6000000，以较高的城市流强度值成为城市群联系的中心，且北京和天津可以成为该区域的一级中心城市[6]和对外港口城市。石家庄、唐山、保定的城市流均大于1000000，成为区域的次联系中心，同时也是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制造业的重要城市，可以作为二级中心城市。其余城市的城市流都较低，是三级中心城市。秦皇岛和沧州2市都不是经济突出发达的地区，但由于独特的区位，使其也承担着城市群联系中心的重要职能；而邯郸、邢台、衡水由于产业的传统型与区位的边缘性，从而削弱了对外的城市流倾向。

通过分析城市外向功能量和城市流强度来看，天津、石家庄、唐山和保定等外向功能量较大的城市的制造业职能均占有较大比重，而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房地产业、租赁服务、科研技术地质勘查及文化娱乐等领域所占比重较小。这反映了京津冀地区城市群目前的产业结够层次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小的现状，尤其是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城市群相比，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偏小，该区域仍集中于传统的生产领域。今后在推进包括高新技术制造业和运用高新技术改造过的传统制造业等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为第二产业提供支撑和服务的金融保险、旅游、房地产、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仍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3 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结构分析以及城市流强化对策

表3 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各城市主要部门外向功能量

表4 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城市流倾向度与城市流强度

所谓城市流强度结构是指构成城市流强度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对数量比例关系[2]。由计算城市流强度的公式（5），可知城市流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反映城市综合实力的GDP与代表城市综合服务能力的城市流倾向度K值的大小。根据公式（6）将这两个指标进行极大值标准化：

其中GDP'与K'分别表示标准化后的数据，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横向比较，结果如图1示。

从图1可以清楚的看出,京津冀地区各城市总体实力与城市流倾向度的区域对比关系:北京与天津凭借其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与城市流倾向度,成为区域联系的中心。北京作为首都，应该立足于 “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定位上，充分发挥其政治，文化中心的优势；天津是港口城市，位于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便于扩大腹地范围，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其中2市都呈现出GDP'＞K'的关系，且差距较大，说明该市的城市流强度主要是受反映城市综合实力的GDP影响的。它们作为整个城市群区域的辐射中心,具有较高的城市整体经济实力无疑是必要的,但从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着眼,今后在提高综合经济实力的同时，还要重点提高综合服务能力。

石家庄、唐山、保定的副中心地位主要缘于其较高的城市流倾向度，特别是保定，其城市流倾向度在各城市中居于首位。唐山与保定都呈现出K'＞GDP'关系，说明该城市的城市流强度主要是受城市综合服务能力的影响，故今后在维持城市综合服务能力较强的优势下，还需重点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与之相反，石家庄的GDP'＞K'，城市流强度主要受城市综合实力的影响，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应在提高其综合经济实力的同时，重点提高其综合服务能力。另外，石家庄作为全国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之一,具有较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因此,将石家庄培育成京津冀地区的新的增长极是非常现实的选择;

低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秦皇岛、邯郸、邢台、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其K'均不同程度的大于GDP'。其中秦皇岛、邢台、廊坊、衡水4市较低的城市整体经济实力与较高的城市流倾向度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因此，要加强这4个城市的外向联系能力，当务之急就是强化其总体经济实力。其中，秦皇岛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港口建设力度大,标准高,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将秦皇岛培育成又一个新的增长极会是明智的选择。邯郸、张家口、承德、沧州的城市流倾向度与城市整体经济实力均处于较低的层次，城市综合实力和服务能力都亟需提高，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4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城市流强度主要受到城市整体经济实力与综合服务能力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必须双管齐下，合理定向整合城市内部以求达到各城市的共生互控效应逐步加强 ,城市职能分工日益明确，不同等级城市间纵向联系的行政隶属关系逐步弱化 ,同一等级城市间的横向联系进一步强化，使城市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促进区域内的城市稳定、快速的发展。国内外对城市联系的研究非常广泛，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区际联系上，而且多采用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本文通过采用多项指标对城市流强度值进行计算，系统地分析了城市间的联系，避免了以往只采用人口和GDP两项指标而导致结果的片面性。

[1]李振泉,杨万钟,陆心贤.中国经济地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姚士谋,朱英明,陈振光等.中国城市群（第二版）[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1.

[3]朱英明,于念文.沪宁杭城市密集区城市流研究[J].城市规划汇刊,2002，(1).

[4]张虹鸥,叶玉瑶,罗晓云.珠江三角洲城市流强度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23（6）.

[5]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6]雷菁,郑林,陈晨.利用城市流强度划分中心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以江西省为例[J].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