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查阅相关中外文献史料和多次实地田野的基础上，以几个典型的山地民族堂点为中心，梳理了天主教在桂西民族山区、桂中大瑶山区及桂南十万大山等三个广西民族山区的传播历史与现状，并分析其传播特点及由此形成的山地民族与传教士共存的“山区教会”的特点，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广西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士山地民族山区教会

作者：曾志辉，1984年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一、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广西的短暂传教

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播与发展是近代广西对外交往历史的重要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发端于明末，逮至南明永历朝耶稣会士在桂林的传教，到鸦片战争“开教”条约签定后，巴黎外方传教会才大规模进入广西民族山区传教。

最早到达广西的传教士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他由肇庆溯西江而上，来到当时的广西省府桂林城传教。“赴广西桂林，起初获善待，已而受诽谤而被驱逐。”逮至南明永历朝，瞿安德(Andre xavier Koffler)、卜弥格(Mi—chel Borm)等耶稣会士利用自己的才干，活跃于这一短暂王朝的政治舞台中。耶稣会士在广西的传教活动随着南明永历政权的覆灭而落幕。“他们(传教士)只限于在上层统治者传教，和政治关系过于密切，故随着政权的更迭而衰亡。

直到鸦片战争签订“弛教”条约后，隶属于教廷传信部的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缩写：M.E.P.或MEP)才大规模进入广西传教。该会成立于1664年，与法国政府具有一定的资助关系，但就其本质而言，它在组织上直属于罗马传信部的一个传教会(Association)，而非宗教修会(Congregation)，其主要目的是协助传信部建立远东土著教会。它是面向中国西南基层群众传教的最主要天主教传教会。1848年，隶属于该会管理的两广教区正式成立，1852年，升任两广代牧主教的李播(LIBOIS)便立即采取措施，遣从西藏回来的传教士肋诺(RENOU，Charles-Rene-Alexis)潜入广西，了解广西的社会及宗教活动。几个月之后，他便向主教提出了一份报告。

二、天主教在广西三个民族山区传播历史与现状

(一)桂西山区(以彝族、高山汉、壮族教徒为主的常井、刘家坨和者隘教堂为中心)

依据报告，巴黎外方传教士马赖(CHAPDELAINE)在李播主教的指示下，于1852年从香港出发，在广东东江遇劫后折回，再于1853年12月26日从广州道经广东、湖南，辗转到达贵阳，派王桂黔边界的兴义泥凼大山教堂学习中文。1855年冬穿上“彝族”服装，携布依族传教员卢廷美的两远亲兄弟和女教徒曹桂英等人，进入广西泗城府西林县白家寨。两年内，将传教点扩大至县境的安定、常井、渭洛、板坡、那满等民族村寨。正当马赖准备前往省城桂林的时候，被中国官方发现而遭逮捕，最后遣回贵州。1856年12月14日他又来到西林县板坡村，新任知县张鸣凤把他抓获，经审讯后予以处决，由此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林教案”，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四年战争期间，没有一个传教士进入广西，刚开辟的路线很快被中断。战后法方强迫清政府晓喻天下：“任由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从此，巴黎外方传教会打开了由贵州经泗城府西林至西隆从西向东进入广西的门户。

贵州籍神父杨达徒于1861年，若神父于1867年11月30日，分别从贵州兴义府进入广西西林县传教。一年之后，殷正衡神父(BAZIN)亦从兴义大山天主堂来西林县常井村(今田林县定安镇常井村常井屯)，并于1877在此建立一座主要向彝族教友传教的两层洋式楼房作为堂点。1870年6月18日，苏西叶神父(SOUCHI?RES)来到西林协助殷神父开展活动，面向山区的高山汉和苗族传教，不久初建刘家陀堂点(今田林县平塘乡渭各村经堂屯)。

因两堂深处山区，隔山相望，彼此教务来往密切，先后在这里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士和活动时间有：若神父(1867－1870)，殷正衡(1868－1889)、苏西叶(1870－1877)、顾元俊(CREUSE，Eugene，1880－1881)、杨秉德(MALEVIALLE，Jean-Baptiste，1887－1888病死于常井，现在教堂左边入口处有其墓碑)，高德超(COLLONGE Antoine，1891－1894死于常井，有墓碑)、宋德美(STREICHER，Georges，1891－1895年，大脖子病死于常井，有墓碑)、陈永康(CHANTICLAIR Jean－Bapstiste，1892－1898)、白慎思(BAUFRETONCharles，1899－1903年)、汉神父(SIFFERLEN，Victor Maurice，1903－1915，整个西林教务负责人)等。清末民国年间，才有欧德章(COURANT Rene)长驻教堂，1906－1932负驻堂刘家坨，之后改任常井本堂直到1952解放被驱逐。

在常井和刘家坨堂点基础上，传教士在田林和西林两县先后开教定安、乐里、八桃和旧州四个城镇堂点，发展了桂西民族山区的传教事业。西林定安堂点是1871年殷正衡在西林定安镇新街初建、1896年重建(现田林县定安镇教堂“西林教案遗址”旁)。乐里堂点建于1885年，由陈永康在乐里镇(今田林县乐里镇)买房一房，3开间建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发生“乐里教案”教堂被出卖。八桃堂点于1886年，在西林福达瑶族乡八桃村初建，现无存址。旧洲堂点建于1901年，位于今田林县旧州镇大兴街东端，华式建筑。

与此稍后，西隆县(今隆林各族自治县)教务亦得到发展。1877年，陈永康由西林前往西隆面向壮族传教。先后创建了科皓(1881年)、沙荔(1893年)、旧洲街(1898年)、者隘(1898年)四个堂点，最后于1901年进入县城新州建立天主堂。其中深处大山内的科皓(今沙犁乡科皓屯，已无遗址)和者隘(今新州镇者隘村者隘屯)堂点，是天主教在西隆县境内面向壮族传播最早影响最大的两个壮寨。科皓堂点是陈永康于1881年开教至1890年离开，者隘堂点由谢贵禄发展而成，之后来此地的传教士和传教时间有，周神父(LACAILLE，Arsene-Joseph，1887－1889死于科皓)、藤神父(JACQUEMIN，Alix-Ce1estin，1895－1896，死于科皓)、由龙女堂点来的罗惠良(Joseph Marie LAVEST，1890－1900)、谢贵禄(SEEGURET；Ar-mand，1901－1936年，者隘本堂兼管科皓)、汉神父(1902－1903)、莫朗(MAURAND，Leon Marcellin，1911－1923)、DUNAC Joseph(1930—1934，来往科皓和者隘之间)等。1901年统计该县有教徒“科皓100户，沙荔120户，旧洲街20户，者隘100户”至少有360

户，信徒规模不小。

以西林、田林和隆林这“三林”桂西边缘民族山区为基地，天主教由西向东传播到桂西中心县城。1881年，顾元俊前往泗城府(今百色市)开展教务，1900年建百色镇天主堂。1897年，邓玉函(MAZEL)进入广西凌云县城，次年与陆文思神父(LABULLY)一起建凌云县城厢天主堂。至1911年，据不完全统计，这里有教堂13座，教友数量不低于1400人，绝大部分是壮族、彝族，还有不少布依族、苗族和高山汉民。

进入民国时期，桂黔边界山区少数民族教徒发展迅速，促成安龙教区的最终成立。为了拯救这些少数民族教徒另外“半个灵魂”，1922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经罗马教廷同意，把广西的西林、隆林、天峨、田西、凌云等五个桂西山区县与贵州黔西南盘江沿岸的十个县份(安龙、兴义、盘县、兴仁、贞丰、册亨、普安、罗甸、晴隆、望莫)独立成为安龙监牧区。这实质上就是一个针对该山区少数民族教徒的传教区。下设五个总铎区，其中第五个总铎区为广西者隘总铎区，管辖西隆属之者隘、科皓，西林属之常井、刘家陀四个堂口，当时共有西籍神甫7人，本籍神甫5人，正式堂口12个，教友达10000多位，绝大部分为彝族、壮族、布依族教徒。1927年升格为安龙代牧区，1946年中国实行“圣统制”，安龙教区由代牧区成为正式主教区，受制于贵阳总教区。贾禄(CARLO Alexandre)一直担任安龙教区主教，直到1951年解放后被驱逐。期间，者隘本堂神父为谢贵禄兼管广西境内其他各堂；常井本堂神父为费德礼(THOMAS Vic-tor)；刘家坨本堂神父为欧德章(COURANT Ren6)，定安本堂神父为颜尔定(EPALLE Jean)。

民国后，该各堂点教徒数量如下，“1933年定安及那劳天主教徒2000人，旧州教徒5人，刘家坨教徒约五百户(应为50户)，常井教徒数十户。1938年《田西县志》记载：“乐里墟于光绪九年法传教士设立天主堂一所，压迫人民人教，从教寥寥。旧洲街有法传教士设立天主堂一所，教徒无多。”解放时安龙教区有32人外国神父，9名外国修女，有20人中国神父，此时教徒总共有11319人。共有20个堂口，还有16个非正式堂点。其中，1963年调查，“常井地区的常井、矛草坪、龙崖、上横甲等屯21户102人，彝族，以前全部信教。其中矛草坪屯有高山汉族25家，103人，除去4户14人新迁来没有信教外，余皆信教。渭各地区的经堂屯、保上、刘家佗、曾家坨、渭海山等屯都是高山汉，都信天主教”

解放后，法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文革”期间，教会财产充公。改革开放后，落实宗教信仰政策，陆续归还教产给当地教会。常井和刘家佗两个天主堂在1986年10月10日被田林县人民政府授予“全县重点保护单位·法国教堂遗址”，1994年7月，定安镇天主堂被广西区政府定予“广西区文物保护单位·西林教案遗址”，并立有“西林教案遗址”和“西林教案遗址简介”两块石碑。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广西籍神父谭燕全于1992－1994年间，首次来此巡视教务，结束了此地近40年无神父主持的宗教活动。

2009年5月26日至6月2日，笔者前往桂黔边界天主教堂调查，获知田林、西林和隆林三县教务由壮族神父管辖，驻堂为隆林县城天主堂，兼管者隘天主堂。刘家陀教堂和常井教堂为08年晋铎的另一位壮族神父管理，定安教堂由两位修女驻堂管理。此地共有5个教堂，22个简易传教点，教友数量超过15000名，少数民族教徒占九成之多，呈现者碍以壮族教徒、常井以彝族教徒、刘家陀以高山汉民教徒为主的分布现状。

(二)桂南十万山区(以瑶族、壮族教徒为主的米强、那蒙教堂为中心)

同治七年(1868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任命在贵州传教的梅西满神父(MIHIERE)为两广教区副主教，专门负责广西的教务，但他忙于处理“贵阳教案”外交事宜，他一直没有进入广西本地。第二年，梅西满派遣在广东传教多年的富于道神父(FOUCARD)前往广西。他选择了与马赖不同的进桂路线，沿西江到梧州东进广西，但却没成功。他在梧州建立了简易传教点，但很快被梧州官府“封屋不准出入”，驱逐离城，富于道只得隐居在梧州郊区九华塘达两年之久，重新反思进桂传教路线。

1872年左右，富于道转道越南北部，“被迫迁往与越南交界的十万山区传教，这里住着瑶族(原文为Pan-yao)，随后他就在上思县城买了房屋一间作为开教点”他发现，这些十万大山里瑶族教徒比城镇的汉族教徒更加虔诚，大部分在越南受洗，他们与越南之瑶族交往密切。正是在这些瑶族教徒的帮助下，在深处十万大山腹地的在瑶族米强瑶寨设立传教点。1877年，从西林刘家坨堂点来的苏西叶在瑶寨的西侧建立米强天主堂(今上思县南屏瑶族自治县米强村米强屯)。米强的瑶族教徒利用自身迁徙频繁及婚亲等关系，把“福音”扩展到邻近米本、隆因、板旧、百管等瑶寨，使得山里不少瑶人皈依天主，“当时有教徒241名(女教徒106名)绝大部分是瑶族，米强建堂后前后来过16位神父，1名上思籍，其余15名都是法国神父，后两名是李玛偌和加乐德”，十万山区教务得到较大发展。与此同时，赖保理神父(RENAULT)也从贵州兴义经桂西来到上思协助富于道，他把“福音”传播到那蒙村所属之公德、那圹、雷门等村，这些村寨位于上思县城进十万大山的入口处，1893年，赖保理便建立起那蒙天主堂(今上思县在秒镇那蒙村)。期间，光绪元年(1875年)，广西监牧区从两广教区独立出来，由在广州传教的文芍理(JOLLY Louis)担任首任主教。1878年，富于道接任为广西教区第二任主教，扩建了上思县城堂点为广西主教座堂，促进了当地教务的发展。

先后在这三个教堂活动过的法国神父及活动时间，有富于道(1874－1889)、苏西叶(1877－1882)、赖保理(1878－1896)、苏安宁(BERTHOLET，1889－1890学习中文)、周怀仁(HERAUD，1889－1893学中文)、潘神父(KLINGLER，1892－1893学习中文)、白神父(BAU－FRETON，1896－1899学中文)、傅泛济(RU E，1897－1901学习中文)、顾神父(COSTE，1899－1902)、陈嘉言(CAYSAC Georges，1909－1932)、麦神父(MARTIN，1936－1938)李玛诺(MAILLOT Elie，1937－1940)，嘉乐德(GARREAU Abel，1947－1950)等。陈嘉言驻堂此地20余年，经常进入瑶山看望他的“羊群”，被称为“瑶族通”，他在《Bulletin M.E.P.》巴黎外方传教会简报通讯)发表了不少十万大山民族风俗类的见闻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把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任国荣教授进入广西大瑶山考察之后写的《瑶山两月观察记》，用法文全文翻译出来，发表在1930年版的该报之第453页到476页，并引用了19个注释提出了与任国荣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让人不仅惊叹，在国人尚未认识清楚我们的同胞“蛮

瑶”，传教士已经深入了解他们的习俗。

富于道主教广西时期(1878－1889)，新来广西的巴黎外方传教士大部分都要留在十万大山的“Che-oua-chan”学习中文，根据学习进程再派往广西各堂点服务。以该地堂点为传教基地，1874年，富于道开教贵县(今贵港市)，1890年赖保理开教龙州，五年后，由彭钧谷(CO-STENOBLE Henri)在龙州县城建立天主堂。1900年，由柯式德(GAUCHET Marcel)开教崇善(今崇左市)，五年后建立崇善太平天主堂。最终在1903年，由罗惠良主教在桂南中心城市南宁明德街建立天主堂。

建国后，法国传教士离开十万大山，三个教堂由本地神父谭庚荣负责，宗教活动基本停止。改革开放后，落实宗教政策，宗教活动又重新恢复。笔者于2009年6月4日至6月8日，前往该地调查获知，仅深处十万大山的上思县南屏瑶族自治乡，就辖有米强、东针、龙因、六龙上屯、六龙上屯、百管和百规七个教堂，无驻堂神父，由南宁本堂神父TJT负责，日常活动由各堂会长管理，总会长为驻堂百管教堂的瑶族教徒LCS。登记教徒超过600人，绝大多数是瑶族教徒。《米强教友名册》显示绝大多数教民仍是瑶族(山子瑶)，《那蒙教友名册》显示那蒙教徒多为壮族，登记教徒超过400人。

(三)桂中大瑶山区(以壮族、瑶族教徒为主的龙女、土养槽堂点为中心)

“福音”传播到广西大瑶山的时间，应追溯到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的拜上帝会。早在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等就“立志赴瑶人区域传教”，并深入广东连山瑶区、广西大藤峡瑶区、大瑶山等地，散发许多宗教册子。光绪初年，为了发展大瑶山教务，刚晋牧主教不久的富于道，从上思十万大山转道广西贵县(今贵港)，并在当地建立传教站点。富于道与司立修先后在该县之桥圩、八塘、木格、东津、大坞塘等地建立传教点。从光绪至民国初年，贵县几成广西天主教传教活动的中心，县城、覃塘、黄练、东山、木格、八塘、三塘等乡镇遍布天主教堂，教徒多至2000余人。在此种情况下，1890年，刚继任去世不久的富于道主教之职的司立修，便把广西主教府从上思县迁往贵县。从此，传教士便以贵县为基地，逐步向桂平、武宣、象州、修仁、荔浦和永福等地传播“福音”。1897年，中英双方签订《西江通商及滇缅重定界约专条》，规定梧州辟为商埠，便利了传教士从广州沿西江进入广西梧州到贵县，再进人大瑶山传教，巩固了贵县这个广西教务中心。这条东进路线的开通，促成了赖保理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进入广西政治文化中心——桂林传教，并在其中心地段建立一座教堂。

与此同时，地处边缘区位的大瑶山的传教事业也有进展。193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简报上有专文记载：“……大概在1894年的时候，苏安宁神父(BERTHOLET)已把天主教带给了山子瑶，这是在修仁县的附近，他们的同胞强迫他们放弃天主教，最终被迫迁离修仁瑶山，便成为现在很有趣很热情的土养槽教会的团体了，在永福县南部山区中。同一时代，有周怀仁神父(HERAUD Camille)和童铖神父(CROCQ Joseph)分别在平南与武宣、太平府向长毛瑶族传教，他们也很努力从桂南到桂北的瑶山步行山路传播福音，但是这种传教效果不是很好。1900年后，傅泛济神父和唐定球神父尝试把福音传播到大瑶山隔壁山脚下的象州地区的长毛瑶地区。几年后，玛利诺传教会的MEYER在平南，法国的马维良神父(PEYRAT Jean)在修仁一带，两个神父都继续向他们传播福音，还是有希望的。瑶族比中国汉族更单纯、虔诚，他们喜欢迁徙，得到传教士的喜欢……”。经过上述几个传教士的工作，截止1905年，毗邻大瑶山的教堂就有6个。其中1886年由司立修创建的苏安宁发展的象州龙女天主堂及由和1897年建立的永福土养槽天主堂具有代表性。

晚清民国时期，象州是进入大瑶山的主要道路，杂居着壮族(Tchouang)、客家(les Hak-ka)和瑶族(Yao)。著名学者费孝通首次进入大瑶山田野调查走此路。地处进山口的大乐乡龙女天主堂毗邻大瑶山，由司立修初建于1886，由他开教此地，《简报通讯》记载其开教状况：“1885年3月，龙女村三位非教徒的小学教师，他们分别名叫：Ts'in Tchfin-ki，Ts'in Yun-long，和Tchao Lan-fen，他们三人去贵县请教理讲解员去他们家。13个家庭开始听从这三位小学教师的讲解，就这样形成了龙女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团体，这就是该县的基督信仰活动中心……”他担任本堂到1887年。同年4月到8月，由马神父(BARRIER)接任本堂，他是第一个进入象州县城传教，钻研土著壮族语言，并兼顾武宣教务。1887年8月到1889年8月，由罗惠良管理龙女110户约500名教友，一年付洗39名教友，富主教死后调往桂西科皓服务。1890.6-1898.4，由苏安宁接任本堂。他大力发展教务，买了近3000平方米的土地，准备建圣母堂，使四处的瑶、壮、汉人蜂拥而至，传教显著。1898年4月21日，发生了以其为主角的“永安教案”。他死后，由傅泛济接任本堂(1898-1902)，在1901年他完成了苏安宁遗留下来的项目，建成龙女圣母天主堂，后因身体不适去香港看病。唐定球(DALLE，1903－1915)接替他的职务，唐定球把传教区扩展到鹿寨、柳城等县份。范翰清(TESSIER，1915－1920)、康泰(RIGAL，1933－1935)、马维良(PEYRAT，1946－1948)先后继任本堂。当时龙女教堂下辖桐木、上架、宿对、下令、麦棉、屯抱、那凤等村寨的教务，瑶族和壮族教徒占大部分。

“文革”到改革开放，教务停止。落实宗教政策后，当地教徒覃思贤管理教务。笔者在2007年10月12－14日前往调查，看到当地教友对为苏安宁重建墓碑，左刻“法裔教士来华扬圣教”右刻“外籍神父赴乡传福音”，中上有“永光照之”，两旁为“捐资助教功德千秋奉献爱心荣主益人”的募捐名单和数额。现在龙女教堂无驻堂神父，由驻柳州市区教堂CSL神父管理，日常由会长QSX管理。登记教友人数超过200人，以壮族为主，杂有瑶族。

土养槽是桂林市永福县广福乡所辖的一个边远小山村，该村深处鹿寨、永福与金秀三县交界山区，毗邻金秀大瑶山，辖有土养槽口、下寨、六旦、上寨、古标等13个自然屯，面积51平方公里。天主教在土养槽的传播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巴黎外方传教会开端时期(1893－1925年，五位法国本堂神父)，美国玛利偌外方传教会发展时期(1925－1951，季伦神父为主)，建国后本地神父管理时期(1984－)。

土养槽最早一批瑶族教是在1893年左右，由苏安宁神父领洗。他经常从龙女驻堂来此看望教友，直到1898年教案发生。1898－1905年间，傅泛济和唐定球轮流代从龙女驻堂来此巡视教务。1906年，卢安德(PELAMOURGUES)代替调去鹿寨开教的唐定球，以此为基地，开拓了永福县城的教务。1908年，他荐举了12岁的本地瑶族女教徒李德荷赴法国修院学习，学成后回

广西服务。1913年，康泰接替了前往南宁修院任院长的卢安德到此主持教务，一直到1925年身体不适前往法国治疗。在这12年的本堂神父经历中，为了避免战祸，他和两位修女长驻土养槽简易教堂，重复在传教、抵抗土匪侵扰和避免战事三项工作，同时也建立一所瑶族小学，教务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缓慢发展。1925－1927年间，由广西籍神父吴永善任本堂神父。1927年，由于他没处理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由卢安德重返接任，直到1929年交给从法国痊愈回来的康泰。早在1925年，因教务调整，土养槽教务就从巴黎外方传教会转交到玛利诺外方传教会负责，但因地理位置边远，迟至1933年，康泰才把当地教务转交给美籍华神父。期间，有宋姓和胡姓两美籍神父来此见习传教半年。1934－1938年的六年间，美籍马神父、粱神父、黎神父历任本堂各两年。1940年，至今为当地老教友所熟知的美籍神父季伦(Francis Keelan)任本堂神父直到1951年被驱逐出境。

解放后到改革开放期间，教会由本地传教员和热心教徒负责。1984年，柳州天主堂徐乐君神父来此为教友主持宗教活动，1988年，改由桂林天主堂蒙善和神父来此传道。1995年，弃用了老教堂，新建土养槽复华天主堂。之后十年，先后有桂林教堂神父HQC、TSY、LCG(土养槽第一位神父)三人前来土养槽传道。2006年底，被桂林市政府评为“桂林市五好宗教活动场所”。笔者于2006--2007年为完成硕士论文，曾三次前往该地调查。2007年该村共有1197人，瑶族(山子瑶支系)为863人，约占总人口的72％，这些瑶民绝大多数都信奉天主教，集中在土养槽、土养槽口、下寨、六旦、上寨、古标六个村屯及邻近德安村管辖的更当和明正槽两个瑶族村屯，为典型的瑶族(山子瑶)教友村落。

与土养槽山区堂点发展的同时，毗邻广西大瑶山的另外两个非山区少数民族较友村落亦值得我们关注。一个为1887年，传教士由龙女来到修仁(今金秀)江洲镇二排村建立的二排天主堂，当地教友称此堂为龙女堂的“姐妹堂”，大部分教徒也是壮族。一个为1893年，周怀仁从大瑶山来到武宣县三里乡乐梅村，积极向当地客家人传播天主教，建立广西第一个客家人教徒聚集堂点——武宣乐梅天主堂。

三、在传教士与山地民族之间：边缘与多元的“山区教会”

近代巴黎外方传教士在上述三个广西民族山区的传教活动，体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是巴黎外方传教士入桂传教路线经历了“西线一南线一东线”的转变，三条线大致以此三个民族山区堂点为传播起点，凸现地处边缘各山区堂点的重要性。

西线为拓荒线路，由马赖开辟，大致是从贵州兴义，经桂西民族山区的田林常井和刘家佗，隆林科皓和者隘四个堂点，由西向东传播至桂西中心百色市再进广西腹地，培养了一批以彝族、壮族、布依族和高山汉为主的早期教徒。西线盛于1850－1870年代，以1878年富于道建立上思主教府为界限。南线由第二任主教富于道开启，从越南北部山区，途经上思县米强、那蒙和县城三个教堂，穿越十万大山由南向北进入桂南中心南宁，形成了另一批瑶族、壮族为主的教徒。南线盛于1880－1890年代，以1890年贵县主教府的迁址，尤其是1897年《西江通商及滇缅重定界约专条》签定为界限。其间的中法战事阻断了此线。东线由第三任广西主教司立修开启，从粤港_澳出发，沿西江上游至梧州，分三路入桂(漓江北上桂林，柳江中进柳州，邕江南下南宁)，以贵县主教府为基地，向中部大瑶山各毗邻县域扩散，形成了又一批瑶族、壮族和客家人教徒，直到北上广西政治文化中心桂林的建堂。永福县开教正是桂林建堂的关键步骤。东线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成为外国传教士进入广西的主要路线。传教路线的转变结合了广西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双重特性，是天主教在广西传播“本土化”的生动体现。

其次是传教士经历了传教对象“从上到下”和传教区域“由中心到边缘再返中心”的转变。

晚清至民国时期，巴黎外方传教会作为包括广西在内的西南地区的最主要传教组织，派遣了大量传教士前来传教。他们的“广西开路先锋”在开教桂林和梧州等中心城市失败后，吸取教训，改变了明末耶稣会士在桂林城区面向上层统治人士的传教策略，而是操着少数民族语言，穿着民族服装，深入到广西边远山区去向那里的山地民族开教，形成了大量山地民族教友村落，延至今日数量仍不少。

西线的桂黔边界山区到百色，南线的桂越边境十万山区到南宁，东线的大瑶山区到桂林，都说明了这些地处边缘的“山区堂点”，奠定了传教士再返中心传教的基础。

最后，这些山地民族教友村落逐渐演变成为文化多元的“山区教会”，从近代以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地族群交往与社会文化变迁，是加深对西南族群文化的认识及深化西南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有效途径。

“山区教会”(Mountain Church)多指活动中心处于边远少数民族山区的传教堂区，堂区成员为生活在边远深山中的山地民族，兼具族群与教徒双重自我认同，教会经常无神职人员驻堂，日常宗教活动多由当地教友自行组织参与，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交融共存，主要分布在西部民族山区。“乡村教会”(Village Church)多指活动中心在基层乡村社会的传教会，成员主要来自生活于乡村社会中的普通汉族阶层，较多分布在华中内陆平原丘陵乡村。“城市教会”(UrbanChurch)指以都市为中心的传教会，教徒多为城市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比较高的汉族官员、知识分子和大商人，较多分布华东沿海城市。因此，“山区教会”与“乡村教会”的主要区别在于教徒的民族性，而与“城市教会”的区别还在于教会活动中心的区域性。从历史到现在，中国这三个类型的教会都广泛存在，但对他们尤其是山区教会的研究受于资料等原因却显不足。

从内部看，“山区教会”因不同族群教徒，而具有不用族群文化特质的传教模式(例如瑶族迁徙频繁、入赘婚俗与天主教的传播)、宗教活动(民族音乐、乐器、舞蹈与弥撒仪式)和神学观念(民族神话与圣经表达)等，有别于都市教会和乡村教会，展现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个生动的画面。从外部看，“山区教会”作为一个组织团体，必然与当地社会组织发生关系，直接影响到当地族群交往和社会文化变迁。晚清以来，乃至当下，类似上述广西“山区教会”大量存在于西南民族山区中，以此为研究对象，可以加深对西南本土社会文化，尤其是西南世居各山地民族文化的认知，从而深化西南地方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责任编辑：袁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