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婕 妤

吴良镛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城建之路

文/婕 妤

2010年6月9日，2010年度陈嘉庚科学奖颁奖仪式，已88岁高龄的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再次因“人居环境科学”而获技术科学奖。他是新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我国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也是一位活跃在国际舞台的世界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教育家和活动家。他代表着“中国现代性的精神”——爱读书，爱思考，敢于思考，敢于有自己的思想；对专业、对事业有主人翁的意识和胆魄，不是一味的人云亦云、步人后尘；不是奴颜婢膝地过日子，而是能够为社会、为专业负责任，讲真话。他有着对社会深深的责任感和号召力，他一辈子都在努力让中国的人居环境变得更美！

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是统一的

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民生凋敝的影像在一批批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一座座百废俱兴的新城市身后渐渐淡去，吴良镛的心头却萦绕着日益浓密的困惑：40年代初，他抱着绕过西方“城市病”的愿望开始学习城市规划，回国后也曾相信计划经济可以完全避免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现象的发生。然而，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巨，现实面貌却似乎和这一理想呈现出较大偏差。在曲折中，吴良镛蓄积力量、摸索前进，新的变革契机正在下个路口转弯处等待着他。

人们常说西方的建筑“石头的史书”，而中国的古建筑则是“土木的史书”，要真正保护起来更为不易。从1978年起，吴良镛先生即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其后又深入到对破旧危房地区改造和新型四合院的规划设计工作。依据他提出的“有机更新”理论及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构想，以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又能适应旧城环境及其肌理的原则，1988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吴良镛先生主持了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的规划设计。吴良镛先生认为，城市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需要新陈代谢。如果把城市当做“木乃伊”去保护，当然矛盾重重。要把它当做有生命的机体，不能大拆大建，而是要通过城市的“新陈代谢”，进行循序渐进式的有机更新，保护城市文化，清除“死亡细胞”，更生“新细胞”，恢复城市的“微循环”，做好旧建筑的适当再利用。吴良镛先生将胡同的房屋按照质量分为三类：质量较好的70年代以后建的房屋予以保留；现存较好的四合院经修缮加以利用；破旧危房予以拆除重建。重新修建的菊儿胡同按照“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高度基本上是2-3层，维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同时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既合理安排了每一户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

菊儿胡同改造得到国内外建筑学界的充分肯定。1991年，菊儿胡同试点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设计一等奖，获1992年度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1990年，英国一位知名建筑评论家曾说，菊儿胡同的改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危改都具有指导作用。吴良镛先生认为，这才是菊儿胡同改造的实质所在。他所做的项目，都是依据这种思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吴良镛先生强调说，现在大家都在说创造性，不能只说空话，而要做实事。最近20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的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短短30年时间里，尽管房子盖了不少，但是“千城一面”，这些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与肌理，以致中国的一些城市成了外国建筑大师或准大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的“实验场”。谈到这个问题，吴良镛先生不免有些神情激愤，“并不是说不能借鉴西方，我也不是反对标新立异，恰恰这是文化艺术最需要的。我本人就是留学生，也经常出国和国外的建筑师接触。这其中当然得学习国外的东西，但不能照抄照搬。他们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些是不成功的，我们有的人甚至认为昙花一现的东西也是中国的未来，这是不能认同的。”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可惜我们自己的建筑师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还不够，钻研不深。吴良镛对此深为担忧，“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的优秀文化的同时，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尊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中学‘和‘西学’要结合起来”。

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是由吴良镛先生主持设计的。他说：“现在有些建设本来位于非常好的地点，特别是一些文化建筑，却没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在里面，我心里很难受。我们做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就把其定位于在特殊地点(孔子家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又屹立在这个文化之乡，必须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在对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以及对中国书院建筑发展的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局、室内外造型包括装饰纹样等，都做了一定的探索。然后再运用西方和中国建筑的技巧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欢乐的圣地感’。”整个设计独树一帜，被誉为该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吴良镛先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可以让建筑师、规划师“借题发挥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所在皆是。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记游，即刻光彩照人。“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艺术的创造。艺术追求的高低、文野、功力等一经比较即可显现，这是我们的建筑师必须补上的课。”老先生谆谆告诫。

矢志不渝的民生情怀

蓝天、绿地、碧水，清洁、安宁、宜人的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渴望，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然而，近半个世纪人类对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几乎相当于有史以来的总和。人类在享受人类大脑所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在遭遇大自然的惩罚。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人类终于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必须改变。如何创建优美的人居环境成为永恒的主题。

作为建筑系出来的吴良镛先生，好像对于单一的建筑兴趣并不大。在他数百万字的著作中，单纯的讨论建筑的，只有二三篇篇幅极为有限的文章，而且都是年轻时期写的。表面上看，对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数十年来关于继承与创新的争论，吴良镛先生似乎无动于衷。但在他不多的设计作品当中，如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1987)、曲阜孔子研究院(1996)、中央美术学院新校舍(2000)等，让人们十分直观地看到他的建筑创作倾向和思想观点。“趋同现象与地方特色的追求，现代化的巨浪与继承文化的呼吁和努力同时存在，这是现实世界文化，包括建筑文化，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这是吴良镛先生写在《广义建筑学》书中的一段文字，也是他对于争论严重关注的积极反应。2002年4月7日，在“21世纪建筑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吴良镛先生坦言：“在实践上我从最基本的盖房子做起，后来认识到不能孤立地就建筑论建筑，需要研究城市，于是面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从事城市设计，园林景观和城市规划问题的研究。”掐指一算，让人感慨不已，这个观点的酝酿、准备、成熟及至公开，竟长达57年。在他的《芒德福的学术思想》一文中，他说“我从1945年自学城市规划开始”，从建筑走向了城市。漫长的而又短暂的，艰苦的而又辉煌的这57年啊！

“如今的建筑学已经处于贫困之中，难以全然应付所面临的日新月异的错综复杂的形势。”这是1999年6月26日吴良镛先生在UIA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主旨报告中的一段话。“人口爆炸、森林农田被吞噬、环境质量日见恶化，环境祸患正威胁人类”，“交通堵塞、居住质量低劣等城市问题日益严重”等等，就是他在会上为大家精辟概括的“形势”。他高声呼吁“我们要从沉醉于‘手法’、‘式样’、‘主义’中醒悟过来”，不再用“舶来的二流货”充斥我们的城市。他要求建筑师“能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寻求设计的答案。”再也不能“面对建筑风格、流派纷呈，莫衷一是”，而“要首先了解建筑本质。只有结合历史、社会、人文背景，用自己的理解与语言、用现代的材料技术，才能设计出有特色的现代建筑。”吴良镛先生认为：“我们研究建筑，要从房间—房屋—邻里—市镇等等各种物质构成的大小不一的空间中，看到人群，看到人的需要，觉察人们的思想、活动、喜怒哀乐的心理变化，看到即使是同一个人，各时间的需要不一，有时需要热闹、交往、流动，有时却又要安宁、私密、静态，因此，为他们服务的这一切物质设计都要做到‘粲乎隐隐，各得其所’。”显而易见，吴良镛先生对新时代建筑师（包括自己）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观、新的建筑说、新的方法论。

吴良镛教授说：“人居环境科学”是针对我国“城乡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出来的，试图“建立一种以人与自然的协调为中心，以居住环境为研究对象的新的学科群。”他认为当今我们所习惯的就建筑论建筑、就城市论城市的研究方法“隐藏的问题很多”，如果“不保护好生存环境，就可能导致生存危机，甚至社会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生存危机”已赫然在目：城市人口“爆炸”、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缺水缺电、城市建设用地存量告急、农田锐减、历史文化遗产日渐消失等等，这几年见诸各种媒体，成为社会热议。长此以往会不会出现“社会危机”，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想、谁也不敢说。吴良镛及教授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和对人类对社会负责的精神，为新鲜出炉的“人居环境科学”下的定义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他们为这一学科确定的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宜人的居住环境。”吴良镛教授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

由于吴良镛教授的研究立足于中国为主，因此针对性、应用性更强。人居环境科学，不再是贴在墙上挂在口上的东西，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要人们“百思一虑，殊途同归”，美好的未来一定能够成为事实。近十来年他在上海、苏州、桂林和太湖地区、三峡库区所作的许多规划和研究成果，便是明证。

人文精神的复萌是当代建筑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中国的建筑师、规划师们，肩负着“呼唤城市觉醒”的重任。

永不停息的行走

如果吴良镛先生愿意的话，今年88岁的他，完全可以闲坐家中，口授几本书，或者做做幕后顾问。但是，他不。无论是在清华园的教室里，还是在京城内外的设计室，总能看到吴良镛先生健朗而活跃的身影。

谦谦风度的吴良镛先生，似乎文人的气质、艺术家的气质更浓于建筑师的气质。吴先生自小就喜欢绘画。特别是他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就读时，徐悲鸿、吴作人、傅抱石等著名绘画大师都在该校的艺术系执教。吴良镛先生有幸聆听他们的演讲，欣赏他们的画展，观看他们的教学，深受其艺术熏陶。毕业后的那几年，他又徒步行走于重庆、贵州、云南一带，边走边画，曾有很多优秀的画作问世。迄今为止，吴良镛先生已举办过7次画展，第一次举办画展是在1949年，最近的一次适逢他80岁生日。吴良镛先生不无遗憾地说，由于战争以及各种运动或别的原因，很多珍贵的画作都丢失了。1990年，吴良镛先生被美国建筑师协会提名为该会荣誉资深会员，并被誉为“新中国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先驱者之一，杰出的建筑教育家，著名的水彩画家，多产作家。”

吴良镛先生对自己80多年人生历程的回顾，感慨众多。他说：“青少年时代民族危亡，内忧外患；四十年代世界大战，国破家亡，直至投笔从戎；五十年代从海外回来参加国家建设，在曲折中探索前进；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的矛盾和冲撞，例如中与西、古与今、希望与困惑、喜悦与忧愁、全球化与区域主义、‘前卫’与‘保守’等等，反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切方面。”他为之发出长叹：“路在何方？”他自我总结，觉得两个方面的收获“多少得到同行们的认可”：一是提出“广义建筑学”的概念，让人们从单纯的“房子”走向“聚落”，“增进了对历史上人类建筑活动较为完整的理解。”二是提出建立“人居环境科学”。强调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其基础是“自然”。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是他谆谆告诫我们建筑师，“总要有一个立足点：立足于中国，立足于某个地区某个城市。”“立足于中国”你才会爱国，你爱国，才会废寝忘食地为自己祖国急之所急，想之所想；“立足于某个地区某个城市”，你才会熟悉了解某个地区某个城市，熟悉了解了，你才会对这个地区这个城市产生感情，有了感情，你才会为这个地区这个城市做出优秀的建筑作品、上乘的规划成果。吴老先生用亲身经历诠释了这个极普通而又深刻的从业道理。他特别提出“十分重视规划理论，重视理论家的贡献。”因为中国的建筑师、规划师们，肩负着“呼唤中国社会的城市觉醒”的重任；因为“这门科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为社会前进的事业服务的。”

吴良镛先生坚信“人文精神的复萌是当代建筑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他赞同海德格尔的理想，立志使人们“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之上”；他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都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这样的理想让人动容。当然，至为可贵的是他总是投身现实，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过程中推进理想。在吴良镛先生身上，你可以看到“兼济天下”的传统士人理想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交融。他说：“我豪情满怀地目睹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每每扪心自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为了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吴良镛先生每天清晨拖着装满图书资料的小车走到建筑馆。中午让家里送饭，然后在办公室里小睡一会儿，接着一直工作到傍晚才离去。“所有人都敬佩他的精神。”这是熟识吴良镛先生的人共同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