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年间马文升乞休致仕考略

2010-09-05马建民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0年9期

关键词：兵部弘治孝宗

马建民陆宁

（北方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宣传部，宁夏银川 750021）

明弘治年间马文升乞休致仕考略

马建民陆宁

（北方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宣传部，宁夏银川 750021）

致仕制度是历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制度设计，各级官员由于身体健康、年龄及养亲等其他原因不适合任职的，可以正常致仕或由朝廷勒令致仕。实际上，除以上几种致仕方式外，还存在官员主动“乞休致仕”的方式。在明代，历朝都有各级官员不停的主动上疏“乞休”，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他们乞休致仕的原因是什么？在皇帝不允准的情况下，官员为什么还要累疏乞休？本文从《端肃奏议》和《马端肃公诗集》等材料入手，就马文升在弘治年间累疏乞休的原因、经过及其影响略做考论。

弘治时期；马文升；乞休致仕；考略

致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致仕制度的建设、完善和对致仕官员的妥善安置。按照制度设计，各级官员由于身体健康、年龄及养亲等其他原因不适合任职的，可以正常致仕或由朝廷勒令致仕。实际上，除以上几种致仕方式外，还存在官员主动“乞休致仕”的方式。“‘乞休’是中国古代官员基于某种原因主动辞职行为的文辞表述。”[1](133)尽管学术界对历代致仕制度有了很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官员乞休致仕这一现象却只有少数学者关注。

马文升(1426-1510)，字负图，号约斋，河南钧州（今禹州市）人，谥端肃。马文升是明中期重臣，他于景泰二年(1451)中进士, 历仕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立朝五十余年，《明史》有专传载其事[2](4838)。在朝期间，马文升曾多次担任朝廷重要职务，弘治二年(1489)任兵部尚书,弘治十四年(1502)任吏部尚书。正如史料所载：“文臣雄职，惟吏兵二部、都察院、南参赞及边方总督而已，马端肃文升历任之。”[3]（59）马文升著有《端肃奏议》、《马端肃公三记》及《马端肃公诗集》，有多种版本流传于世。学术界关于马文升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形式也多种多样，但这些成果大多数都是对马文升生平及其政治活动进行概述，而很少涉及其他方面。

四库本《端肃奏议》共收马文升各类上疏55篇，“而自孝宗召用以后所陈奏者，则甄录无遗。”[4]提要其中，乞休致仕疏7篇，占全书1/8,且全部是在弘治（1488—1506）时期所上。弘治时期，马文升曾任兵部尚书十三年、并一度担任吏部尚书。作为高级官员，马文升先后多次以年龄和身体健康等原因上疏要求致仕，但都没有得到允准。甚至是马文升丁母忧期间，朝廷都夺情起复，命马文升在职处理政事[5](15-16)。如果说马文升真的能够如他在奏疏中所说的那样明白皇上“图任老臣，人惟求旧”的良苦用心，他为什么还要一再地累疏乞休致仕呢？其乞休致仕的原因难道就是年龄因素和身体健康因素这么简单吗？本文从《端肃奏议》入手，就马文升在弘治年间的心理状态和他累疏乞休的原因、经过及其影响进行考察。

一

弘治时期被称为是明代“中兴”时期，史载：“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6](196)除孝宗励精图治外，这一时期还有众多名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辅佐孝宗，“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而文升，大夏被遇孝宗之朝，明良相契，荃宰一心。迨至宦竖乘权，耆旧摈斥，进退之际所系讵不重哉！”[2](4849)

可见，在弘治时期，孝宗皇帝能够知人善任、励精图治，马文升等大臣能够直言进谏、精心辅佐，使朝廷呈现出“明良相契，荃宰一心”的景象。特别是孝宗即位后，马文升就将精力尽心的投入到朝廷事务当中，他曾说：“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边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内者一周。行边者思武备，行内者计人才。”[7](402)史料对马文升在弘治期间的经历也有评论：“盖当宪宗之时。文升虽扬历中外而屡为汪直、李孜省辈所构，不能尽行其志。及其被遇孝宗，明良相契，得以展布其谟猷，故所言尽为剀切。”[4]提要另外，从马文升所作的诗来看，孝宗即位后，马文升更是受到了礼遇。如《弘治纪元五月十六日蒙赐南都进到青梅》[8](1912)、《弘治元年十一月初九日三载考满蒙钦赐宝钞羊酒不胜感荷遂赋此以识宠遇之意》[8](1914)、《弘治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圣驾将往南郊视牲先期四日特召臣文升同总兵六人至文华殿宣谕欲严护卫之兵蒙赐酒饭而出遂书此以纪感遇云》[8](1915)。

如果说真如《四库全书·提要》和马文升诗所反映的这样，马文升就应该尽心政务，以报孝宗的宠遇之恩，为什么弘治初年就乞休呢？

弘治二年，“文升乞休，优诏不许。”[2](4840)虽然《端肃奏议》没有收录弘治二年乞休疏，我们无法直接得知马文升乞休的原因，但其他材料却有相关的记载。史载：“明年（弘治二年二月），（马文升）代余子俊为兵部尚书，督团营如故……文升严核诸将校，黜贪懦者三十余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门，或作谤书射入东长安门内。帝闻，诏锦衣缉捕，给骑士十二，卫文升出入。文升乞休，优诏不许。”[2](4840)另外，《明武宗实录》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乙酉，命提督团营。未几，改兵部尚书。黜将领不职者三十余人……奸人蓄怨加害，上知其忠，命为缉访且防护焉。”[9](1399)

以上材料虽能说明问题，但稍显简单。翻阅《端肃奏议》后我们发现，马文升此次乞休致仕可能与此前发生的仇杀事件有关。在《回避仇害大臣事》一疏中，马文升向皇上作了详细汇报:“弘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臣因八月初二日祭祀先师孔子，及初三日祭大社大稷，在于本部宿歇斋戒。二十八日早，有臣宅内守门皂隶王顺到部，说称今夜四更时分，有不知姓名人在于门外，口叫开门数声，不曾答应，良久听得门响。至天明开看，得门上射有大箭二枝，入木甚深，及问大街口坐铺火夫，亦说前项时分有一骑马男子，再三问马尚书回家不曾，止见往巷内去讫等情。臣先访得本月失记的日，在于东长安门外丢有匿名帖子，亦写臣姓名及捏别项重情，皆欲害臣性命。且念臣本以庸材，叨任南京兵部尚书，荷蒙皇上嗣登宝位之初，首转臣左都御史，总司风纪，又命臣提督团营，操练军马，续又升臣前职。臣累蒙皇上莫大之恩，誓欲致身少图补报，况赋性愚直，凡事惟务公道，仇怨有所不避。且如近日点选团营官军，黜退把总二十余员，令回老家管事，该营至今曾定夺。并禁约放债之家，不许多取利息，逼迫操官在逃。或铨选武职，减革职事，或夺勇士，优免户下差役。臣止知为国为民，岂料致有众怨，且众怨所聚，中伤必多，考之前代俱有明验。观其前项二次所为，必欲害臣性命可知。况臣叨任大臣，日逐朝参住居颇远，起身须早，岂能一一防避。万一被害，臣之一身固不足惜，其实有伤国体，而臣下谁敢为国任事，此事关系非轻。兼臣衰老多病，管理部事尚不能任，其团营事务尤为繁剧，官军骄惰，最易生怨，臣实不能兼理。伏望皇上悯臣衰疾，容臣止管部事，免其提都团营，臣不胜感荷天恩之至。”。[5](1)

弘治二年，马文升已六十三岁，按照明太祖时期“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10](35)的规定，马文升确已到致仕年龄。但是按照仁宗时期“诏文臣年七十致仕”[11](109)的规定，马文升还未达致仕年龄。另一方面，《叹老思归》等诗也反映了他此一时期心理：“隶籍金门四十春，如今白发满头新。孤忠大节推前辈，伟绩丰功让后人。际遇喜逢尧舜主，纶经惭负禹皋臣。君恩似海深难报，乞老封章故未陈。”[8](1914)对照《六十三岁偶书》：“丹墀敷对三千字，宦辙驱驰四十秋。梦里云山常在望，生平廊庙敢忘忧。逢人怕说心如铁，揽镜羞看雪满头。圣主需贤图治理，愿输忠尽法尹周。”[8](1913)可以看出，在此一时期，尽管马文升心里已经有了致仕的想法，但是为了报答孝宗的恩情并辅佐孝宗治理国家，马文升的乞休疏还是没有上陈。

从奏疏的内容来看，马文升非常清楚，由于处理兵部事务时“致有众怨”，使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同时，针对兵部和提督团营事务繁重的现实，马文升以身体“衰老多病”为由向皇上提出“止管部事，免其提都团营”的请求。由此，结合上下文材料，我们可以得出，弘治二年马文升乞休致仕与此前的仇杀事件有密切的联系，当是他为躲避仇害而做出“退守”的权宜之策。从结果来看，他乞休致仕和关于职事的请求都没有得到孝宗的允准。

二

弘治九年十月十二日，马文升又上《陈情乞恩休致事》请求致仕：“切念臣猥以寒微，遭逢盛世，历履中外四十余年，官滥叨于极品，报无补于涓埃，每怀尸素之惭，恒切覆餗之惧。去岁，臣年七十，例该致仕，已尝恳乞归田，以避贤路。奏奉钦依：‘卿累朝旧臣，方切委任，正宜尽心职务，岂可引年求退，不允。钦此。’实皇上图任老臣，人惟求旧之盛意也。臣伏睹纶音，感激益切，虽陨首糜身，无以为报。臣遭遇圣明，千载奇逢，况荷宠荣，复踰涯分，正当罄竭疲驽，勉图报称。但臣自今春以来，两目昏花、腰痛耳鸣，加以疝气举发，脾胃虚弱，精神顿减于前时，思惟不及于往日，劳心之久，辄生晕眩，貌虽未甚龙钟，年实踰于古稀，近冒风寒，亦觉衰老。况臣执掌，系干兵机，万一事有所误，罪将何辞，若不再乞退休，恐来冒滥之讥，不能全臣始终之节。伏望皇上悯臣衰老，曾效犬马微劳，容臣致士，俾得生还闾里，少延残喘数年，臣不胜感戴天恩之至。”[12](24)

弘治二年至十四年，马文升任兵部尚书。在此期间，一方面，孝宗对马文升仍然是礼遇有加。马文升患病期间，孝宗曾“使中官挟医视”[2](4840)。马文升也深受感动并赋诗一首《患病蒙朝廷命医诊视及遣中官赐豚羊酒米等物感而书此》：“□病淹淹近六旬，自揣必与鬼为邻。命医诊视天恩重，遣使锡珍圣泽新。迓续残生由大造，保全微体赖洪仁。老臣感戴无由报，愿祝皇图亿万春。”[8](1917)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朝廷事务繁多，特别是边疆的蒙古地区和吐鲁番地区战事不断[2](4840)。按说，此时正值朝廷用人之际，马文升当尽心兵部事务，可他为什么要乞休致仕呢？从上疏内容来看，马文升于弘治八年曾以身体健康和年龄原因为由上疏乞休致仕，此次马文升仍然以同样的理由乞休致仕。从年龄来看，马文升时已七十一岁，按照制度可以致仕。从身体健康来看，马文升的叙述表明其身体状况十分严重。但是，孝宗为什么还不允准呢？

《明史》和《治世余闻》等史料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信息。查《明史·七卿年表》：“（弘治）九年丙辰正月，吏部尚书耿裕卒。屠滽，二月任。”[13](3435)由此我们得知弘治九年吏部发生了人事变动，可是这跟马文升的上疏乞休有什么关系呢？《治世余闻》关于弘治八年、九年朝中相关事宜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治世余闻》载：“乙卯（弘治八年）……三原王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考满，援例请授柱国阶勋。时安陆孙公交时为属司，受知王公最深，对人云：‘文官柱国以上，不许请授，制载诸司职掌甚明。成化末，万阁老安一品考满，始封吏部请给。尹公旻以太子太傅为吏书。将满，遂创为万请而循之。今王公正人，必矫前弊。’将伺间言之，见公已刻有柱国图书，乃止。后屠公滽以太子太傅为吏书，亦自请给。时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为兵书，考满当给。二公不协，因固执惟内阁与吏书有请给之例，兵部不当请，尤为无谓。马乃言之于内，给之。张公志淳时为吏部郎中，尝叹曰：‘此无法守矣。’”[14](45)

“丙辰(弘治九年)春，吏部缺尚书。众推兵部尚书马公文升、左都御史屠公滽及一二侍郎堪补。马自以部次年劳当得之，不意竟归于屠。马意不平，赋一近体云：‘朝罢凭阑一黯然，独将心事诉苍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发无心着锦鞭。天下浮云偏晻霭，地中阴气已凝坚’云云。屠既得吏部，当班于马之上，固辞居下。是虽谦让，然亦其中有未安也。”[14](47)

另外，《謇斋琐缀录》关于马文升和屠滽构隙的记载大部分和《治世余闻》相同，但《謇斋琐缀录》又有所补充：“弘治乙卯（当为弘治丙辰——笔者）……屠既得吏部，当班于马之上，固辞，居下。及当廷试读卷，又恐居文升之前，即先移病，以侍郎吴原博代。时谓正统中王柳庵以礼部侍郎升冢宰，即立胡宗伯之上，未闻让旧长官。今滽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辞职，不当让班，何违制紊序者是哉！”[15](412)

原来，弘治八年，马文升和屠滽在关于“请授柱国阶勋”的问题上就曾产生摩擦，正是由于孝宗（或是内官太监李广）的表态，马文升才得以占得先机。弘治九年，吏部的人事变动引起了更大波澜，在吏部尚书人选的博弈中，马文升处于下风。马文升没有想到吏部尚书一职最后归于屠滽，由此导致他和屠滽之间个人恩怨的加深。从其赋诗就可以看出马文升表露出的失意状态，但此诗却没有收在《马端肃公诗集》中。实际上，人事任命是历代都会面临的问题，也是历代朝中各派斗争的焦点，其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各种力量的博弈、平衡。考虑到马文升的籍贯是河南，屠滽的籍贯是浙江，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二人之间的斗争只是整个明代“南人”与“北人”之争的缩影。

此后不久，马文升又陷入了另一场斗争。“辛酉（弘治十四年）冬，马司马文升转太宰。御史张津、文森、曾大有论马宜在兵部，且熟知边事，吏部宜慎择正人居之。奏上，奉旨：‘进退大臣，朝廷自有公道。这御史每如何辄擅铨衡？皆下狱送法司拟罪。’佥谓辄擅铨衡，准律文其罪不小，皆为危之。后得旨如拟，运炭还职。方知上意初未尝怒言者，恐论列者众，故先批如此。圣人之度，何尝有所适莫哉！方太宰缺时，马与刑部闵珪皆以资望相应，北人主于马，南人主闵。推者以马为首，遂相嫌。马在部，移怒于属司，一年之间，刑部十三司无一转官者，可谓隘矣。弘治末，为何御史天衢所劾，遂罢去。”[16](15)

马文升与朝中大臣的交恶一方面和职事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的个性有关，但政治斗争的结果往往不是个人能力和个性所能决定的，吏部尚书人选和太宰人选的最终确定就是最好的证据。值得一提的是，弘治十三年，屠滽在吏部尚书职致仕后，马文升仍然没有机会担任。史载：“吏部尚书屠滽罢，廷推文升。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为然。乃命倪岳代滽，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岳卒，以文升代。”[2](4842)“弘治十三年，少保、太子太傅、兵部尚书马文升首推吏部，不点，特加少傅。”[17](173)吏部尚书一职由倪岳（钱塘人）继任,直到倪岳去世后才由马文升继任，这更显示了朝中派别斗争的复杂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马文升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弘治九年马文升上疏，与其说他是以身体健康和年龄原因乞休致仕，不如说是他在朝廷斗争中失败的原因；与其说是要乞休致仕，不如说是他想暂时避开政治风波，平息心态，以求以退为进。从结果来看，此次乞休致仕的请求仍然没有得到允准。

三

尽管马文升所上乞休致仕疏不止《端肃奏议》所收录的七篇，但是这七篇却都集中在弘治九年至十五年间（表一）。考虑到弘治九年至十五年朝廷关于吏部尚书人选的争论和更迭，这种集中上疏乞休的现象就更值得重视。

表一. 弘治间马文升乞休致仕疏

马文升弘治九年上疏情况笔者在上文已经进行讨论。在余下的六篇中，马文升于弘治十一年十月拟就了《陈情乞恩罢归田里以弭天变事》[18](1)，这是七篇中唯一有具体乞休原因的乞休疏。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一日，清宁宫发生火灾，作为兵部尚书，马文升按照朝廷惯例准备引咎辞职。但从马文升弘治十二年上疏《恳乞天恩容令休致以保晚节事》[18](2)来看，《陈情乞恩罢归田里以弭天变事》并没有上呈，马文升把原因归结为：“顷因星变，复欲上请归田以应灾咎，但念清宁宫工役未及告成，又值边方多警，奏报填委，未敢遽陈。”[18](2)

在其他的乞休疏中，马文升乞休的原因仍是“引年（年龄）”和“移疾（身体）”，但孝宗仍然是一再“温旨慰留”。甚至是马文升将兵部印信交还兵部并由他人掌管后，孝宗仍然要求将印信交由马文升掌管，并且同意马文升可以“暂免朝参”。弘治十二年，马文升已经七十四岁，按照致仕制度，再考虑到马文升讲述的自身身体情况，马文升当然可以致仕。但是，孝宗为什么还是不答应呢？由此可见，马文升乞休致仕的原因并不是“引年”和“移疾”这么简单。

那么，乞休致仕是不是马文升真正的想法呢？如果他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允许过度地操劳，他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径直挂冠而去”呢[1](133)？如果乞休致仕不是马文升真正的想法,他怎么会想不到他的这种做法有可能会落下“托疾挟君”的口实呢[19](摘要)？

考虑到马文升在弘治年间受到的“宠遇”，马文升一直在尽力报答孝宗的“被遇之恩”。这从马文升的诗就可以看出，如《七十六岁偶书》[8](1297)：“忆从早岁步青云，五十年余未立勋。回首浮生成一梦，羞看倦鸟逐斜曛。忠义心肝天赋来，一生怀抱未尝开。如今已近八旬寿，犹把封章日夜裁。”又如《癸亥（1503年）暮春部中夜阅奏稿二鼓未眠有作》[8](1297)：“官斋独坐漏声迟，频剪灯花阅奏题。非是老来甘寂寞，誓殚忠尽报恩私”。

但是，参阅其他材料后我们发现，在弘治九年至十五年朝廷关于吏部尚书人选的争论和更迭中，马文升实际上面临着来自朝堂内外的信任危机。

弘治十二年十月,马文升连上《恳乞天恩容令休致以保晚节事》和《复乞天恩怜悯衰疾容令休致以全晚节事》两封奏疏请求致仕。弘治十二年，马文升已经七十四岁，尽管马文升请求“援例致仕”，但从上疏的内容来看，马文升已经意识到自己招致朝廷的议论：“臣之叨冒已逾四年，思罄报国之忠，遂失进退之宜，处事乖方，致来物议。”[20](2)“臣近以居官四十九年，年已七十有四，不能任事，有招清议，乞放归田里以终余年等因节该，奉圣旨…”[21](3)隋唐以来，在科举制度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才得以流动并实践“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和抱负。致仕制度的设计，实际上也是为了保障更多的士人能够入仕并正常流动。但是，在行政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长期的任职必然会引起朝堂的议论。

弘治十三年，马文升再上《乞恩怜悯衰老容令休政事》[22](8)和《再乞天恩容休致以避贤路事》[23](12)，请求致仕。笔者认为这和这一时期朝廷的舆论有关，《治世余闻》载：“庚申（弘治十三年）夏，彗星出，虏犯大同，柝长城入关。兵出，屡不利。京师童谣云：‘天上有扫星，地下有达兵，若走须杀马文升。’盖马久居兵部，局干不远，惟恃险刻为事。朝廷有时赏赉各边，多奏裁之，京军布粮亦从减削，辽东朵颜三卫，朝廷恃为藩屏，设都督一员、指挥四员统之。近年某都督死，某子来袭，旧例惟命有文凭，验过则与之袭。马欺为远人，收其诸凭，延捱岁月，不与奏请。其子发忿以归，示统部落以其无职署，皆不可顺使。马又奏沙汰天下武职，其连岁赏赉鲜薄，上下易心，遂致大众寇边，而为之聚怨，中外骚然。由是因冢宰阙位，荣迁以避祸。言官吴人杜启弹其临难避祸，不学无术，众是其言。古语云：‘军不赏，士不往；军无财，士不来。’马盖不闻此耳。”[24](52)

此外，《尧山堂外纪》也有相关记载：“马文升久居兵部，专以险刻为事，朝廷有时赏赉各边，多奏裁之。京军布粮，亦从减削。弘治庚申（十三年）夏，彗星出，虏犯大同，柝长城入关，兵出屡不利。京师为十七字谣曰：‘天上有扫星，地下有达兵。若走，须杀马文升。’马由是因冢宰阙位，营迁以避祸云。”[7](402)

弘治十四年十月，吏部尚书倪岳死后，马文升由兵部尚书转任吏部尚书。弘治十五年八月，马文升再上《陈情衰老乞恩休致事》请求致仕，奏疏中提到他前后九上封章恳乞休致，但孝宗都没有允准。此次，孝宗非但没有答应他致仕的请求，反而还给他以更高的礼遇，《明故吏部尚书太师马公行略》载：“壬戌，九载秩满，恳乞骸骨，上温旨留之，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赐羊酒、宝钞，遣中官送至第。”

[25](324)[2](4842)

弘治十八年，孝宗去世。武宗即位后，马文升很快就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正德元年，御用监中官王瑞复请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诏。给事中安奎刺得瑞纳贿状，劾之。瑞恚，诬文升抗旨，更下廷议，皆是文升，帝终不听。文升因乞归，不许。是时，朝政已移于中官，文升老，日怀去志。会两广缺总督，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绣。绣怏怏不欲出，其乡人御史何天衢遂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连疏求去，许之。”[2](4843)“因为请求去，前后章上二十余疏，始俞允”[25](326)

综上可见，弘治年间马文升一再上疏乞休致仕，主要原因有：第一，马文升一再上疏乞休致仕，肯定跟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有关，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正如萧慧媛在其博士论文《明代官员的乞休致仕——官场困局下求退告归的时代现象》摘要中指出，“引疾请归是最安全、最常见也是最复杂的原因之一。”[19]第二，考虑到朝廷部内人事变动和各派力量的角力，马文升请求致仕实际上也是为了避免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当中。当然，在必要的时候，马文升也是选择了以乞休致仕实现“以退为进”。第三，既要报答皇帝的宠遇之恩，又要面对朝廷舆论，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请求致仕实际上也是马文升做出的艰难抉择。面对复杂的形势，乞休致仕正反应了马文升复杂的心情和艰难处境。

余论

李佳在《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分析》一文中对万历时期官员乞休现象进行了讨论[1]。实际上，弘治时期和万历时期有着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对孝宗和神宗个人的比较，还是对两个社会阶段的比较，“乞休”现象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实质。马文升在弘治年间一再地上疏乞休，但正是有了孝宗的信任和“温旨慰留”，在乞休疏没有得到允准的情况下，马文升仍然能够关心政务、专心职事。一方面，这不仅说明了孝宗与马文升之间的君臣之谊，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制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这也说明马文升所处弘治年间的政治环境与万历年间政治环境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萧慧媛在其博士论文摘要中指出：“然而从史实中发现不少明代入仕的官员，在从政期间，都曾有不如归去的意念，每一位官员几乎都上过乞休疏，每个人都有他乞休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都有所不同。纷纭的原因，种种的理由，复杂的心境，更形成明代官场文化特殊的显现。”[19]（摘要）当然，这种现象需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研究。

[1]李佳.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分析[J].求是学刊:2009, (2).

[2][6][10][11][13][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3][17][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端肃奏议[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1.

[5][12][18][20][21][22][23][明]马文升.端肃奏议[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5.

[8][明]马文升.马端肃公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9]明武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

[14][16][24][明]陈洪谟.治世余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明]尹直.謇斋琐缀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5.

[19]萧慧媛.明代官员的乞休致仕——官场困局下求退告归的时代现象[D].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25]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明代[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