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带给中国的是一个多彩、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环境,文化从此走向了大众化。多地域的语言文化交流,特别是东西方的语言交流,不但丰富了汉语言的词汇和语音,也使得中国文化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元朝;文化交流;大众化

元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其渊源可上溯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落,建立大蒙古国时期,由于三次西征,以及1279年南宋朝廷的彻底灭亡,蒙古的统治已远远超越了今日之中国版图,当时的中国疆域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流域,西南至两河流域,逼近小亚细亚。这种统治格局,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汉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地理环境。汉唐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存在着地域中介,而元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则完全突破了地域中介的限制,走向了中西文化的直接面对和交流。“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远超前代。当时有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提出“前现代世界体系说”的英国学者卢伽德在其著作《欧洲称霸之前》讲到:“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路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连接为一体。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发挥效能,尤其是当时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地交换中介把他们联系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1]P41

这种直接的交流形式,就其对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而言,是汉唐王朝无法比拟的。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地理历史格局的变化上,更存在于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之中。缩短的地理空间,打破了因地域限制而造成的封闭的文化圈,让东西方的文明发生了空前碰撞,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世界文明史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了。毋庸置疑,这一时代,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对汉语的影响同样是非常深刻的。

一、元时期的语言特点

由于优惠的通商政策、安全通畅的商路以及各种关于中国的美丽传说,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分别来自波斯、摩洛哥、尼泊尔、印度、波兰、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国的政府使节、传教士、旅行家、商人和工匠,由陆、海商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例如我们熟知的马可波罗。这些来自西方各国的人员,因语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进而促生了元朝的多彩文化形态,同时形成如下集中的语言特点:

1、多语种的对译与实践促进了汉语口语的发展:多语种交流的环境极大地推动了官方和民间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对译的研习和实践,元代官方汉语公文由此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硬译”公牍文体裁,就是逐个将非汉语文本中的词汇(其中以蒙古语文本为主)机械地对译成汉语中的相应词汇,而不改变他们原有的语法程序。如元时的南方名儒吴澄为泰定帝讲经的白话稿:

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法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以着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2]P22

文稿中已有大量白话词语存在,特别是成书于公元1240年的《元朝秘史》(又称《蒙古秘史》),其原始创作是用高昌文字(即今维吾尔文)编篡而成的,而汉译本则在明洪武十五年产生,通览《元朝秘史》,就会发现该书完全是用白话语言形式完成的。清人钱大昕在《元朝秘史》中的跋已将该问题说清楚了:“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秘史》叙次颇得其实,而其文俚鄙,末经词人译润,故知之者少,良可惜也。”其中所说的“其文俚鄙”,就是指民间白话。

为什么元时期的汉语书面文大量出现口语词汇,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元时期繁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各域民族被统一到同一王朝之下,语言的对译成为相互之间交流的基础和充要条件。由于蒙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加之游牧文明发展的缓慢和中国农耕文明的超前发展,导致了双方存在着事实上的文明差异,其中也体现出了蒙古人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对落后。作为上层统治阶级,是不可能不和其所统治的近七千万人口(以汉人为主)产生语言交流关系的。由于蒙语句式特征是“主—宾—谓”,在对译过程中死遵蒙语句式,按原句叙述方式,不顾蒙汉句式上不同而一一译出的“硬译”就成为必然现象。同时由于这种“硬译”的公文体语言完全不符合中国古汉语语法,所以在翻译时就尽量避免采用古汉语语辞,这就促使元代汉语中的口语词汇走进公文体裁中,更促使近代时期的汉文化加快了朝大众化转变的步伐。其次是因为儒学在元时遭受到打击,促使创作自由、用语近于白话的元散曲得到发展。元世祖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儒生因此在参政方面失去了宋金时代的优越地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形同虚设,其社会地位已沦到不堪之地步,以至民间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后虽经“第二期儒治”,但并未彻底扭转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大量知识分子的创作走向民间,从而催生了白话味极强的元曲、小说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元曲也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之一。

2、儿化音大量出现:关于儿化音的产生,在我国存在四派观点:辽金说、元代说、明代说、清初说。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出发作,元代说是比较合乎历史事实的。儿化音是在广大的北方语区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音、词汇现象,但这种现象的形成首先应是经过历史的整合才可能出现的。辽金时期存在儿化音的现象,但大量的事实证明,这种存在相当有限。正如季永海先生在其《汉语儿化音的发生与发展》中讲到:宋元留下来的诸宫调仅三种,其中金代作品仅有《刘知远诸宫调》一种。书中出现的“儿”极少,不仅比元杂剧少,而且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即同一个词的儿化又时写出“儿”,有时写不出。[3]辽金时代儿化音的这种单一性恰恰说明:民间儿化音的全面化只有在大一统的前提下才能完成。虽然蒙古语、维吾尔语、满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但辽金宋之间客观存在的割裂和长年的相互征伐,造成语言的相互影响相当有限,因此绝不可能像元大一统时期那样,语言的相互影响能够深入、普及到民间生活中。虽然金对北方进行了一百多年的统治,也只是让北方的方言趋于统一,倘无法形成大一统状态下的广泛语言和文化交流,元一统后南北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正是对此的逆证。如在《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注:中华书局,1980版)就有大量不同类型儿化音的形成前兆:

[醉春风]但的半点儿羊皮,一头藁荐,俺便是得生天界。

[滚绣球]他钟前有半点儿言,筵前带三分酒。

[雁儿落]虱子儿乱如麻。

[幺篇]你气得我手脚儿滴修都速战。

[后庭花]隔壁儿熟食店,对门儿生药铺。

因此,儿化音的最终形成,是在元完成大统一的前提下,各区域语言相互交流成为生活之必需后产生、发展的,应是不争的事实。而儿话音其实就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把他们语言中的卷舌韵尾带入汉语的结果。李立成先生的《“儿化”性质新探》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儿尾”构词是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律。但是“儿化”却是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长期生活在北方并多次统治北方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把他们语言中的卷舌韵尾带给了汉语。“儿尾”在这种卷舌韵尾的影响下逐渐发生了变化,“儿”失去独立的语音地位而变成为一个卷舌动作,“儿化”现象就产生了。“儿”的性质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4]仅就《元史》中对蒙古族人名的翻译,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汉语对蒙古语中卷舌韵尾的吸收:铁木儿、火儿灰、脱脱木儿、苟儿、察儿台、睹儿赤、塔失帖木儿、帖里帖木儿、拔都儿,等。这当中同时也存在着翻译同一人名时有不带儿的现象,如铁木儿(铁穆耳)、脱脱木儿(图帖睦尔)、睹儿赤(睹尔赤)、拔都儿(霸都鲁)等等。这充分说明“‘儿所代表的音在蒙古语中不是一个独立的音节,而是一个卷舌韵尾”“汉语中用不同声调的字来翻译它,说明它在汉语音译词中的读音也是模糊不清的,至少可以算作轻声音节,甚至有时已经读成了‘儿化”“至于不用‘儿来译写,并不是说这个音不重要,很大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其他的字已经‘儿化,跟原词的读音十分吻合,没有必要再赘上一个‘儿了。”[5]当然,元时儿化音的成熟程度是不可能和明清时期比较的,但却远远超越了辽金时代。无论是谚语类句型中,构词及其他词语搭配上,还是儿字处于稳定的结构以及儿词尾使用的密度上,元代儿化音都是辽金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3、大量外来词语的出现:元朝的外来语有蒙古语、突厥语、波斯语等,如:

阿纳忽、古都白、唐兀歹、阿忽令:元杂剧曲牌名,属双调。其中唐兀歹是唐古特的异译,指西夏。

拙鲁速:越调,女真或蒙古之曲。

浪来里:商调,女真或蒙古之曲。

浑不似:北方草原的琵琶类乐器,《元史》中名为“火不思”,突厥语音译。

撒花钱:“撒花”是波斯语的音译,译言礼物。元后期官场腐败,此指没事情白要钱。

得手:勒索的钱多之谓。

好地分:得到一个富裕地方的官职可以肆行敲诈叫“好地分”。

斡罗思:即俄罗斯。

畏兀儿:即维吾尔。

大忽里台:蒙语的汉语音译,意为大聚会。

人事:礼物。

白身人:即平民。

成吉思汗:成吉思是突厥语tengiz(译言海洋)的变音,意即普天之下。

苦来亦撒麻:源于欧洲,《元史》翻译为浑天图,即浑天仪。由阿拉伯传入中国,当中有音译,也有意译。词源有蒙古的,也有西方各地的,其中很多词汇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也有许多词汇亦然被今天的人们使用着。无论是淘汰的,还是仍然散发着生命力的,它们都见证了元时期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和各民族的大交融。

二、元时期汉语的文化影响

民族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同时又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大蒙古征服战争后,中国真正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有利环境中,各民族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从而全面地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这集中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是打破自春秋时代形成的“夏夷”之说和“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传统思想,消除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的障碍:中国中古前的历史从来都是视北方为夷,并以儒家观点作为政权“正统”与“非正统”的判断依据,将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政权视为非正统之政权,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歧视。来自北方草原的元朝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在编纂《辽》、《宋》、《金》史时采取“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电子版《中国通史 第七卷》)的办法,扭转这一传统观念,肯定了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客观实际,从而肯定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事实状况。

其次,宋杂剧、金院本的基础上形成元杂剧。由于元朝废除科举制度,导致人数众多、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将精神寄托转向民间创作,涌现出诸如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一大批元杂剧作家。他们创作了数量巨大、艺术性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反映不同阶层生活情趣,这些艺术佳作对后世的戏曲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波及到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的创作。

第三、元时期汉语书面文大量使用的口语词汇,加快了近代时期的汉文化朝大众化转变的步伐,为明清的白话小说奠定了语言文字基础。明清小说的创作完全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娱乐要求,其表达的语言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出的白话,四大古典名著以及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明清小说,都显示出丰富的白话语言特点。这些作品的产生,为汉文化大众化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元时期的文化交流带给中国的是一个多彩、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环境,文化从此走向了大众化。多地域的语言文化交流,特别是东西方的语言交流,不但丰富了汉语言的词汇和语音,也使得中国文化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2] 姚大力《“天马”南牧——元朝的社会与文化》,葛剑雄总主编《千秋兴亡》,长春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

[3] 季永海《汉语儿化音的发生与发展》,1999年《民族语文》第5期

[4]、[5] 李立成《“儿化”性质新探》,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4年第3期,P108—115

作者简介:

刘红梅(1969.8-),女,陕西安康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