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萧洪恩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70）

功能依赖与族性情结：农村宗族续谱活动的社会学解读
——基于湖北W村的个案研究

王娟，萧洪恩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70）

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受到打击甚至摧毁的宗族现象在中国部分农村不同程度地复活。新时期农村宗族续谱活动在情感取向、活动经费、活动组织建构以及活动体现的宗族功能上，都呈现出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新特点，这与基层组织、村民家乡感、农村文化和农民自主心理的缺位是紧密相关的。

农村；宗族；续谱；社会学

中国的宗族研究由来已久。从一定程度上说，《史记》追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即是一种宗族研究，历代的“家训”、“统谱”等活动，也是宗族研究的特定形式，至于“一家言”之类的文化编纂，则更是宗族研究中的高级形态。但是应承认，以现代科学的分科体制对中国宗族进行系统研究则始于近现代，可以看作是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初，就已有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宗族问题，且多偏重于家族史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论著。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库普还对中国宗族组织的表现与功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系统论述了中国东南宗族组织的社会经济功能。紧随其后，深入到中国农村研究宗族问题的外国学者逐渐增多，踵事增华，成就不菲。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域外研究者们常常能够找到许多新的研究视角。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相关研究不幸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行，基于“小农经济”的某种复苏而产生的宗族依赖成就了宗族现象与宗族文化研究的复苏，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宗族问题的研究成果更是如雨后春笋，成绩显著。

但是，从全球性现代化的角度说，宗族研究却还是“盲点”。因此，宗族活动在实践上应该研究，值得研究，并且需要进行全球性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学研究。其中，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农村宗族续谱活动进行研究，则更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开展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谐发展。

一、似城与非城：样本的特殊性

1.样本区域选择

本研究选取了武汉市蔡甸区的W村作为调查点。W村是蔡甸区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城郊，实行农村体制、城市管理，亦城亦村。2008年5月至2009年清明节，W村第一大姓氏W氏宗族展开了续谱活动。笔者通过调查了解到，该村续族谱活动广泛而特殊，且呈现出现代和传统的双重特征。以此为契机，笔者以文献为基础，以问卷为骨架，以深度访谈为切入点，以参与观察为依托，获取第一手资料，并从中挖掘归纳出新时期修谱活动呈现的新特点，分析其社会原因。

2.资料收集方法与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方式，调查对象为W村16周岁以上的村民。在问卷调查中，笔者若遇到熟悉修谱活动情况或者问卷答案特别的对象时，就进行深度个案访谈，获取更深入的第一手资料。小样本的调查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及大样本调查资料全面，但如果小样本具有相同事件的典型性，同样可以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根据W村的村落分布情况，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5个组，然后每个组按照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30个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共计150个样本，最后回收可用于进行统计分析的有效问卷144份，有效回收率为96.0%。

此次调查，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为40岁，以青壮年为主体，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85岁。从文化程度来看，被调查者以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为主，占样本总量的70.8%；从从事职业来看，务农和个体工商户共占到了56.2%，其中务农的比例占49.3%；从政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占4.9%；从社会角色来看，基层干部占4.2%；从在该村居住的时间来看，94.1%的被调查者在该村已经居住6年以上，其中85.4%的人已经居住10年以上。

二、传统与现代：农村宗族续谱活动的新现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农民流动逐渐加快，农村宗族续谱活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笔者的调查分析发现，在续谱活动中无论从成员对宗族的情感取向、活动的经费来源和活动的组织建构，还是活动体现的宗族功能来看，宗族的传统意义正在消解，而现代内涵正在生成。

1.宗族成员对宗族的情感依赖性减弱

从情感取向来看，传统宗族成员对宗族存在较强的情感依赖，宗族成员的言行举止往往受制于宗族，其情感也通常以族长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族长是至高无上祖灵的代言人。然而现在，族人不再虔诚地信仰祖宗神灵，也不需依赖宗族组织而生活。从表1可以看出，村民对宗族了解或者很了解的占21.6%，其中认为自己很了解的仅有4.9%；53.5%的被调查者对宗族一般了解，趋向模糊化；肯定回答自己没有宗族观念的占52.1%；明确承认自己有宗族观念的被调查者不到25%。笔者进一步了解到，这些给出模糊答案或者肯定自己没有宗族观念的被调查者多为年轻人，而有宗族观念的则多是老年人。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早期宗族“活动”不幸中断导致群体记忆的缺失造成的。当然，也不排除社会形象因素，即部分民众因宗族观念的古老而羞于表白。宗族这个古老的事物，在其自身的流传和变迁中达成自身的延续性，而大多数人对此都只有从长辈那儿得来的些许记忆。通过调查及笔者的体验可知，在W村这样一个城边村，在全球性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村民对宗族的情感取向已经具有较高的模糊性，传统文化的“地域性”时空逐步让位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背景下的功能性区域时空，并在续谱活动中强化着村民的特殊权利义务时空。

2.宗族续谱活动经费由集体公有转向个人自主自愿筹集

从活动经费的筹集来看，传统的宗族往往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各宗族在不同程度上都拥有祖产。祖产包含两部分，一是不能用于生产的东西，诸如祠堂、器具、族谱、文件等；二是可以用于生产的东西，诸如祭田、园林、池塘等，而通常所说的祖产指的是后者［1］。据W村一些老人讲，W村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的宗族都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W姓也不例外，这为当时宗族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然而，由于祖产被不同程度地毁弃，现在宗族活动开展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族人的捐款或摊派，在下面的个案访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个案1：WXQ，54岁，农民，理事会会计。

“在修谱开始的时候我主要负责动员族人，收人丁费，按照人头收取，每人20元，出嫁的女儿自愿参加。当时大部分人都很积极，只是有时候大伙下地干活了，要跑好几次才能够遇到人，收到钱。只有少部分人不愿意，刚开始交了钱，后来又拿回去了，不想参加了，说没有必要修。另外，对于五保户，我们是免收人丁费的。”

3.宗族组织构建从权威转向民主，运作方式与市场经济接轨

从组织结构来看，传统的宗族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和较为完善的族规，族人无不以祠内的教义信条为圭臬［1］，而现代的宗族则转向一种较为松散的机构，处于“形散神也散”的非正式组织状态（见表2）。宗族等级观念淡化，没有严格的族规，活动的组织者要么是推荐选举的要么就是自愿担任的。当然，这些组织者大多数是乡土精英，要么德高望重，要么经济实力雄厚，体现了传统的延续。另外，此次续谱活动的开展与市场经济紧密接轨，成立了专门的理事会，同时设有专门的编辑部、财务部与后勤部等部门，分工明确，并且制定了相关的相互监督制度。在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时候，宗族负责人非常谨慎，族人的捐款和宗族活动的开支都有详细的账目清单，便于核查与公布。这些都彰显了现代组织运行方式的特点。

表2 对续谱活动负责人产生的了解情况

4.宗族的功能从极具弹性的集合型转变为单一型

从宗族的性质、功能来看，传统宗族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祠堂是一个万能的机构，是全族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有权干涉族内的任何事务，祠堂也可行使宗祠祭祀的宗教功能、娱乐功能和奖惩等法律功能。简言之，祠堂是宗族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也就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1］。而随着人们宗族观念的淡化，宗族的功能也正慢慢走向单一化与世俗化。笔者调查了村民参与修族谱的目的（见表3），最多的是为了找到根，占52.8%；其次是为了认识更多同族的人，占50.7%；再次是为了光宗耀祖，占47.2%；还有34.7%的被调查者是为了凑热闹。由此可见，族人参与宗族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自己的根，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凸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寻求心理安慰。这较之于以前则显得更加现实，个人主义倾向也更加明显［2］。

个案2：WYM，44岁，农民，村组干部，在修谱目的里面选择了“其他”选项，并且是唯一填上“不好说”的被调查者。

“我是*队的队长，我记得前几年国家提出了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建设。我明白这个修谱活动肯定不是迷信活动，但是人家不懂的就会说这说那，议论纷纷。我是姓W，这么大的活动，机会难得，肯定要参与，上次修谱是解放前20年代的事情了。因此，我觉得自己角色有点复杂，真正修谱的目的也是复杂的，就填了‘不好说’。”

表3 续谱目的调查情况

三、缺位与复位：农村宗族修谱活动复兴的社会归因

1.基层组织的缺位，宗族组织的复位

在传统中国，国家权力一般不下及县一级，县以下主要靠宗族通过乡绅获得管理，且因宗族是一种伦理自治体，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宗族”二元社会结构，区别于现代社会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农村基层组织本应是具有帮扶、组织以及救助等功能的组织，然而，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小农经济”的复苏，导致基层组织无法满足广大农村村民的需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位，从而形成了基层组织与宗族组织此消彼长的态势。修谱活动恰好是某种需要的造势，宗族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顶替了基层组织的职能缺位。

2.家乡感的缺位，宗族感的复位

近年来，W村的很多村民都外出务工，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传统社会意义已不再显著，家乡感也随之淡薄。残酷的竞争逼迫着人们为生计劳苦奔波，逐渐迷失在纷繁复杂的物质追求之中，身心俱疲。在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下，曾经沉睡了的宗族情感吸引着人们回到自己的宗谱中寻找栖身之所，寻找一种心灵上的皈依。他们身在城市却心向乡村，这是中国传统的重亲情的心理在起作用，使他们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寻找到情感支持（见个案3）。上个世纪，学者钱杭就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指出，中国农民对宗族有一种“本体性”的需求，即通过宗族满足其心理上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3］。

个案3：WYR，36岁，青年农民工（纪念碑的主要出资者）。

“早些年我出去打工，现在在武汉买了房子，但我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W村，不会忘记自己的根。虽然在城市有了立足之地，但现在想回头来寻找血脉源头，我们百年之后终归还是要回到这里的。在外面，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多的是利益得失的计算，而逐渐忽视了情感的交流沟通。村里朴实的民风也更适合给我们这些在都市中紧张生活的人以休息的场所。我们身在城市却心向乡村！以前三五年都难得回一次，现在修了祠堂，情理上讲以后每年都会回来祭拜祖宗。只可惜我能力不够，只能为这次活动出一点点力。”

3.农村文化的缺位，宗族文化的复位

虽然宗族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已不复存在，家族法规已成为历史，但是族谱、祖先、祠堂和纪念碑等宗族文化方面的集体记忆在村民心中还挥之不去。村民信仰的空缺以及农村文化生活的虚空使得宗族文化得以复位。人类不能离开社会生活，也不得不学习文化。文化的传承需要依靠记忆，而不是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有限的时候不得不借助于一些实物来辅助记忆。我们不但要在个人今昔之间构建桥梁，而且要在社会的世代之间构建桥梁，不然就没有文化，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丰富多彩的生活［4］。

4.自主心理的缺位，盲从心理的复位

盲从即从众，是指在强大的群体压力前，很多人都采取了与群体内大多数成员相一致的意见，是一种个人受群体压力的影响，在知觉判断、信仰上表现出与群体大多数成员相一致的现象［5］。以前，家族成员都是在乡土精英的带动下，不加思考地参与宗族活动。而现在，从W村的调查可以得知，村民的盲从心理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对已经组织起来并开展了活动的宗族具有更强的向往心理，想要证明自己也是令人羡慕的大多数之一。这种向往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宗族活动的开展（见个案4）。

个案4：WXY，59岁，农民。

“以前看其他姓氏修谱，挺羡慕的，可是自己家族没有人发起，那个时候都比较穷，只能羡慕了。现在有这个机会，刚开始大家都没怎么行动，我也就没有交钱，后来左邻右舍都慢慢交钱了，我也交钱参与。家族其他成员积极参与修谱活动，自己不能做后进分子。自己若不修就对不起祖宗，也会觉得脸面无光，好像不如别人。”

笔者此项研究，旨在通过考察农村宗族续谱活动的现状，为开展乡村文明、乡风文明乃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种视角或素材，以期引起更多关注和研究。

［1］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刘祖云.发展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3）.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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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382（2010）04-0074-04

10.3969/j.issn.1008-6382.2010.04.019

2010-06-09

王娟（1986-），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