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一号上天记实

2010-08-30周武夏丹陈彩连

太空探索 2010年4期

周武夏丹陈彩连

从“东方红一号”卫星实现中国星零的突破，到中国如今百星灿烂，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有人打了这么一个比方——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时遇到的困难，就像你要吃馒头，当然你买不到馒头，可是你也买不到面粉来做馒头，甚至于小麦都没有，你要开荒、种地，种小麦，磨面粉，最后才能吃到馒头。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响彻全球的《东方红》乐曲，宣告中国进入了航天时代。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大国的较量由陆地转移到太空。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于1 958年1月31日将“探险者一号”卫星送上天空。从此人类开始了对神秘浩淼太空的探索征程，世界争夺天空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作为火箭故乡的中国怎能等闲视之。中央分管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副总理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交代，要科学院密切注意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

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先在北京、南京、上海、昆明等地设立观测站，1958年发展到12处。

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挥动着他那非常有号召力的手臂，郑重向世界宣布：“苏联和美国把人造卫星抛上了天，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毛泽东一声号令，正处于“大跃进”年代的中国顿时汹涌“放卫星”的热潮。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聂荣臻元帅带病出征，邀请张爱萍、罗瑞9即召开专门会议，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接着中科院在张劲夫、裴丽生等的组织下，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 958年的第一号任务，代号为“581”。为实现规划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专门研究卫星问题。581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卫一清，成员有杨刚毅、武汝扬、顾德欢、华寿俊等。另设技术小组，由钱学森和赵九章主持。经常参加581组会议的有陆元九、杨嘉墀、陈芳允、吕保维、马大猷、孙湘、孙健、王正、吴几康、施履吉等。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三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和火箭研制，为便于与上海市合作，11月迁上海，改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第二设计院负责研制控制系统，分三个研究室，业务方向分别是姿态控制系统仿真，遥控遥测和运动物体控制；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研制与空间环境的研究，赵九章、钱骥担任科技领导。

581组夜以继日，奋力拼搏，紧张工作两个多月，通过与院内外31个单位通力协作，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和搞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这年国庆节，在中科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一套赶制出来的运载火箭设计图、地面雷达照片以及卫星、火箭模型惊动了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纷纷前去参观。可没人知道，这是中国科学家点着蜡烛，趴在租住的北京西郊西苑旅社的水泥地上，用一把老虎钳、两把锉刀、几张铝皮和三合板设计制作出来的。

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

卫星技术是尖端技术之一。如果掌握了它，可以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实现新的跨越。张劲夫向中科院建议：一是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二是积极争取外援。

人才问题，一方面是增加科技人员，另一方面是配备实验室和工厂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来源，中科院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帮助科学院调配8000名年轻的复员技术兵；请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支援一批老工人，1 959年分配到有关所和工厂。

科技人员当时只靠国家分配大学生远远不够。1 958年初，中科院就研究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办一所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月上报，6月批准，8月招生。当日寸校舍还没有着落，火烧眉睫。杨尚昆同志将中央管辖的北京玉泉路一处军产批给科技大学作校址。张劲夫与郭沫若院长去看那个地方，一位少将已经迎候在大门口。见面就说：“我已经明白了来意，我们立即行动，很快腾空。”学生宿舍不够，李富春副总理批给几万平米的教学楼和宿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得以按时开学。

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空间技术的课程，包括钱学森讲《星际航行概论》，赵九章讲《高空大气物理学》，陆元九讲《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等，后来这些学生成了我国航天科技的骨干。

积极争取外援，主要还是前苏联的援助。1958年10月中旬，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大气物理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团长是赵九章，成员有卫一清、钱骥、潘厚任等。在苏联期间，他们参观了一些科研单位，看到一些高空探测仪器及科技展览馆展出的卫星模型，考察了一些天文、电离层、地面观测站等。1 959年初代表团回国，在总结中认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我国尚未具备条件，应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先从火箭探空搞起。他们的这一建议正符合当时中央关于卫星工作的指示精神。

中央拨巨款发展卫星技术

1958年11月，张劲夫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参加武昌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科学家们对研制人造卫星的意见和计划，得到会议的赞同，中央政治局研究并决定拨2亿专款支持科学院搞卫星。经过李先念副总理批示，中央专款当年年底到位。

这些钱怎样用，如何花到点子上?中科院党组经过认真征询科学家们的意见，慎重地研究确定：专款重点用来建设迫切需要的高能燃料、火箭发动机和上海机电设计院运载火箭两个研究设计试验基地，以及水声工作站，风洞，581实验室，1 09厂，上海、大连、长春高能燃料研究室和电子、自动化、高温金属、光学等4个配套工厂。

考虑到火箭推力对卫星发展的制约，钱学森主张科学院先行一步，研究高能燃料。1 958年科学院召开了高能燃料会议，组织北京、上海、大连、长春四大化学所，戏称“四大家族”的精兵强将，开展液体、固体高能燃料的研制，并探索固液型、游离基及重氢燃料。有了专款，从1959年起，北京火箭发动机试车基地、力学所的风洞、上海机电设计院的火箭、北京581厂的遥控仪器、1 09厂的半导体元件研究设施，先后都建立起来了。

为了解决研究工作中需要搞许多非标准设备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上海嘉定、山西太谷三地建立了三个科学仪器厂，承担卫星无线电设备的加工

生产。这三个工厂成了卫星本体加工生产、总装测试的主力工厂。

卫星要上天，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很难的一件事，就是研制所有装在卫星上面的仪器，要在地面上建一个平台，模拟高空真空环境，仪器在这个地方运转先试验好；送生物上天，也要在北京建立高空模拟实验设备，就是卫星上天以后仪器怎样运转，在地面真空的条件下，所有的仪器、生物等等，都要先进行试验。再加上卫星本体，搞什么仪器等。例如热控：卫星在空中运行时，向阳面温度高达摄氏100度以上，背阴面低至摄氏零下1 00度以下，而仪器设备必须保持在摄氏零下5度至零上40度范围内才能正常工作。力学所的后起之秀，后来担任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闵桂荣等通过大量的测量、试验、计算和理论分析，采用两个所研制的多种温控涂层，使仪器舱内温度达到总体设计要求。

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

由于三年经济困难，两位中央常委、副总理陈云、邓小平分别对张劲夫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随后，调整空间技术计划，提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决定调整机构、停止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上来。这次调整不是任务下马，而是着重打基础，先从研制探空火箭开路，开展高空探测活动；同时开展人造卫星有关单项技术研究，以及测量、试验设备的研制，为发展中国航天器技术和地面测控技术做准备。

1 960年5月28日，毛主席、杨尚昆等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参观了T-7M火箭。当汇报这是没有苏联专家，没有资料，依靠自己的专家设计研制而成时，毛主席连声称好，并询问火箭可飞多高，回答能飞8千米，毛主席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

1961年4月前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由裴丽生副院长主持，每一次由一个专家主讲一个专题。

6月3日的第一次座谈会由钱学森作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中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中心发言；第二次由赵九章讲《卫星的科学探测和气象火箭测量》。每次中心发言后，他们都请科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人们得出一个共识，搞卫星，实际与导弹是互为表里，互为作用的，发射卫星与发射导弹所需要的火箭加速是一回事。大家还就发射卫星是用二级还是三级火箭进行过不同意见的热烈讨论。后来相继报告和讨论了卫星的通信和测控、卫-星本体温度控制等各种科技问题。

座谈会延续3年，共举办12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这不仅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为后来的卫星上马提供了知识储备。

蓝图孕育在赤子心中

1964年，我国经济形势好转和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当年12月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赵九章上书周总理，认为抓卫星工作是时候了。与此同时，钱学森致函聂荣臻副总理，也建议早日制订卫星计划，列入国家任务。

1955年5月6日，在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做出了关于发展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负责发射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和技术抓总，由四机部、七机部及总后勤部军事医学院等部门协作。从此，中国第一颗^，造卫星的研制任务正式启动。

8月中旬。科学院决定成立三个组织：卫星任务领导小组，组长谷羽、副组长杨刚毅、赵九章；卫星总体设计组，组长赵九章，副组长郭永怀、王大珩；卫星任务办公室，主任陆绶观。1966年1月，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公开名称科学仪器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杨刚毅任党委书记，钱骥等为副院长。

1 965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呈报到中央专委。这个建议就发射人造卫星的主要目的，10年奋斗和发展步骤，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可供选择的三个方案，卫星轨道选择和地面观测网的建立，重要建议和措施等5个问题作了论述。还有三个附件：国外空间活动及人造卫星发展概况；六种主要人造卫星的本体设计方案；人造卫星轨道设计方案。8N9、10日，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这个规划方案，确定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科学院可先按此规划开展工作。

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的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参加会议的有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总参、海军、炮兵、一机部、四机部、七机部、通信兵部、邮电部、发射基地、军事医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与会代表120名。

中科院裴丽生副院长主持这次会议，会期长达42天。会议对重大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慎重的讨论，确定我国第一颗卫星为科学试验卫星，主要为发展我国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预警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基本经验和设计数据。

具体任务是：(1)测量卫星本体的工程参数；(2)探测空间环境参数；(3)奠定卫星轨遘参数和遥测遥控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家一致同意中国第一颗卫星在重量、寿命、技术等方面，都要比苏、美第一颖卫星先进，并做到“上得去、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听得到、看得见”。并慎重初战，努力做到一次成功。

总体组何正华建议：第一颗卫星为一米级，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并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乐曲，让全世界人民听到，得到与会专家的赞同。

运筹在地面决胜于九天

中国科学院于1965年9月开始组建卫星设计院，在技术负责人钱骥主持下，进行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组建701工程处，由陈芳允负责，开展地面观测系统的方案论证，进行台站的规划、选点，安排地面设备研制；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在王希季总工程师的主持下，进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方案的论证。

发射卫星最重要的是地面跟踪测轨问题。试想一颗几米尺度的卫星送上轨道后，就像几千米之外的一只苍蝇，如果不能紧紧抓住，如何去找它'因此，发射卫星，首先要把卫星运行规律、轨道计算、测量、预报以及跟踪站的布设等搞得一清二楚。

1 966年1月～3月，在651设计院组织有关专家对短弧段跟踪定轨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肯定多站多普勒独立测轨的方案，使我国中低轨道卫星的跟踪测轨系统形成中国自己的特色。

而正当“东方红一号”进人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的大火烧进了中国科学院。为平定局势，周恩来向毛主席建议批准对国防工业部门的科研院所实行军管，1967年1月之后，科学院卫星研制科研队伍、试验基地、科研设施、工厂，以及研制任务一起交给了国防部

门，混乱的局面才稳定下来。但遗憾的是科学巨匠赵九章却服药自杀。

1967年3月17日，周总理宣布对从事卫星工程研制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并让他的联络员通知人造卫星研制各大系统，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名单造册直接报到他的办公室，以减少文化大革命对研制工作的干扰。周总理还多次批示，研制任务由钱学森挂帅，并决定从299个单位抽调1356人，集中进行卫星和火箭的研制工作。

1967年11月，为使“东方红一号”卫星不间断地开展工作，组建了“东方红一号”卫星本体生产指挥部——651生产指挥部，651生产指挥部拿着国防科委的“尚方宝剑”，从卫星设计、生产、试验和物资保证，一竿子插到底，指挥调试卫星研制过程中每一个关键环节。

1968年2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院长钱学森推荐年仅37岁的孙家栋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但在那个派性争斗的年代，抽调人员却成了头痛的事情，弄不好会挑起事端，影响全局。经过两个月的研究，孙家栋最后挑选出18人，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航天十八勇士”：戚发轫、沈振金、张福田、朱福荣、孔祥才、韦德森、尹昌隆、王壮、彭成荣、杨长庚、张云逸、王大礼、郑忠琪、刘泽光、鲁力、林殷定、王一方、洪玉林。

一颗螺丝钉也不要放过

1 970年1月30日，供预期飞行实验用的两极火箭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发射卫星能力。与此同时，广大科技工作者们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先后完成了空间模拟实验和地面测控跟踪系统。4月1日，装载卫星和火箭的专列秘密运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4月2日晚上7点半，周恩来召集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听取第一线的情况。人们不会忘记，年过古稀的周恩来，趴在地毯上和科学家们一起查看地图，测算卫星飞越世界各城市的时间，他亲自将一些非洲国家的首都写在预报方案中，要让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也能看到中国的卫星。

12天后，钱学森和其他专家一道，再次乘专机到北京向周恩来作发射前的汇报。而让钱学森为难的是，假如发射不成功，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不但上不了天，反而会葬身大海，这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为此钱学森想在火箭的第三级上加一个“过载开关”。但如果发射成功，卫星上天后“开关”出现问题，就听不见《东方红》。那么也同样是件大事情。怎么办?周恩来听说后，和专家们慎重商量，最后要求专家们写出书面报告，汇报中央。

4月16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通知国防科委：中央同意摘掉“过载开关”，并批准卫星和运载火箭转入发射阵地。他在电话里跟罗舜初说：“发射现场一定要一丝不苟地检查，一个螺丝钉也不能放过!”

4月17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顺利进入2号发射阵地。1 8日，火箭与卫星开始垂直测试。19日，各分系统测试。4月20日，周恩来再次打电话叮嘱：“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

卫星发射的通讯网络是以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为中心，遍及全国。而当时全国所有的线路全部是靠电线杆拉的明线。只要有一处损坏，则通讯全部中断。为此总参和邮电部专门作了安排，并由有关部门下令在所有沿线路途上，无论白天黑夜，每一根电线杆下部站着一个值勤的民兵，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

《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

1970年4月24日下午3点50分，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告诉罗舜初：“主席批准了今晚的发射!”

21时34分，发射指挥员杨恒下达了“一分钟准备”的口令。

21时35分，发射控制台操纵员胡世祥按下了发射电钮。

21时48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

21时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已经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的乐曲。此刻的洒泉和北京一下子进入了欢乐的海洋，《东方红》从太空传遍了世界。后来。广播事业局送给毛主席两盘遥测信号和《东方红》乐曲的原始录音带，这珍贵的记录一直伴随着毛泽东最后的岁月。

此时的周恩来却异常冷静，在接到新闻公报后说：“我们先等一等。把公报中的有关参数搞准确了，等美国公布后，作个比较，然后再公布于世。”说完在新华社的发稿单上郑重地签上姓名，便连夜飞往广州，赶去参加第二天由越南、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领导人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

4月25日，“美国之音”抢先向世界发布了中国发射卫星的消息，并公布了“东方红一号”的人轨参数。结果与中国相差无几。

正准备进人会场的周恩来知道这一消息后，一走进会场就高兴地说：“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7天后的五一劳动节，这天晚上的天安门沸腾了，不仅仅因为“东方红一号”卫星要经过天安门上空，而且毛主席、周总理还要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钱学森、任新民、戚发轫、王盛元等17位代表组成的“卫星功臣代表团”。与他们一起看卫星，度良宵，一起通过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从遥远的太空传来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音乐。

(感谢潘厚任、陈中青、王春河等先生接受采访和提供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