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晓 云

(1.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北京 100023;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57)

五四时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述论

刘 晓 云1,2

(1.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北京 100023;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57)

五四时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目的,从 1919年 3月起通过露天讲演、刊发书报等方式活动于北京城郊之间。对五四时期北京地区的社会教育的开展、民智的开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为北京地区工人运动的开展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五四时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教育

新文化运动以来,受运动中民主、平等思想以及杜威平民主义、民治主义教育主张的影响,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文化运动是要紧的,而平民教育是辅助文化运动的,要想达到这种目的,就是我们平日对于平民关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各种常识要负一种指导和促进的责任,时时讲给他们听。那末,我们以后有兴利除弊的事情发生,自然一倡百和地容易成功了。”[1]可以看出他们认识到对平民进行教育的重要性,此后他们也在身体力行倡导平民教育。期间,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2]为宗旨而创建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为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关于这一团体的具体情况,以往很少研究,本文拟对其做一简要述评。

一、创设与活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于 1919年 3月 23日成立,主要的领导者为北京大学中思想活跃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邓康(邓中夏)、康白情、许德珩等。他们最初是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来组建这个团体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教育之别有二:一曰以人就学之教育,学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学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讲、刊发出版物是也。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民教育也。学校教育唯饶于资财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畯之子弟及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未足语于平民教育。苟乏术以补救之,则人民智识必大相悬殊,社会上不平等之景象必层见叠出,共和国体必根本动摇。补救之术为何?厥曰露天演讲、刊布出版物,亦即所以补助学校教育之所不及者也。顾以吾国平民识字者少,能阅印刷品出版物者只限于少数人,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自非从事演讲不为功。”[2]由此可见,他们的想法与清末以来仁人志士所提倡的“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3]的思想不谋而合。同样是基于开启民智,稳定国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提出具体的实施方式:一是露天讲演;二是刊发书报。他们又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最后选择以露天演讲为主要方法。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于 1919年 3月,一直持续到 1925年还未结束它的活动。最初成立只有39人,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革命形势高涨,社团也随之迅速发展壮大,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到1925年 9月记载的有 121人之多。期间开展的活动以五四运动为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的不同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

其一,从活动的空间和受众对象来看,五四运动前,活动的范围仅限在城区中,讲演的受众对象多为城市的平民。五四运动后,活动范围扩展到广大的乡村,讲演的受众对象既有城市的平民,也包括乡村的百姓及工人。也就是,他们除城市讲演之外,同时注重乡村讲演、工厂讲演。如后来到北京的郊区的农村地区即通州、长辛店、七里庄等地,甚至到他们所能及的全国各地。1920年夏,讲演团的团员意识到:“我们都是北大学生,事实上已偏重于北京一隅了。黑暗的中国,何处不应该改造?腐败的教育,何处不应该改良?我们因事实上底限制,不能把我们底平民教育主义推广到全国,这是我们极大的恨事!现在暑假快到了,我们的团员大概都要回家;即有不回家的,也有长期或短期底旅行。这是什么时候?不是我们推广主义唯一的好机会吗?我们团员各省各县都有,我们足迹所到的地方,就使那个地方得到光明,吸收‘北大化’。建议将平民教育的实践推向每一个团员所到之处。具体通过以下几种措施:一是所交接底人,如认为有输入吾们主义之必要时,不管他是人多人少,我们就要与他攀谈。Sokrates的对话法似乎可以采用;二是所到地方,如有讲演会所,我们便要乘时加入讲演;三是若该地没有讲演会所,便要提倡设立一个或数个。最好是联合该地底学生或比较好点绅士一致进行;四是提倡阅书报社。”[4]

其二,从讲演的内容来看,五四运动前,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和启蒙性的教育居多。据统计,五四运动前讲演的 52个报告题目中,只有五篇涉及国家、爱国、制度等涉及到政治问题的题目,其余均为一些国民常识、平民教育、慈善、公德的启蒙教育的话题。而五四运动后,讲演团成员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一些政治理念及有关爱国的讲演急剧增多,均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在其后讲演的 367个报告题目中,涉及到青岛问题、国民快醒、国家和我们、青岛关系我国未来、为什么要爱国、抵抗强权等话题显著增加。由演讲题目的变化可以看出他们的关注点开始由启蒙民众转向关心国家大事、甚至到工厂讨论救国的话题,从而把他们的活动推向高潮。

二、作用与局限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自成立到 1925年停止活动,先后在北京城内、郊区乃至讲演团员所到之处,共为城市平民、郊区平民和工人讲演约四百余次,同时开设阅报处,创办著名的长辛店工人学校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适应时代的需要具体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对近代北京地区社会教育的开展,民智的开启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通过讲演和设阅书报处,购买留声机、幻影灯等方式吸引平民前来听讲,通过对失学民众进行一些常识知识的传授,不仅对近代北京地区民众的社会教育的开展有重要贡献,同时他们的讲演也开启了普通民众的思想与智慧。在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征求团员启上这样写道:“本团成立已有六年了。他的性质是同人等自由组织;他的宗旨是普及平民教育增进平民知识;他的成绩虽不敢说有如何的伟大,但使一般劳苦贫寒的兄弟姐妹们能稍识文字,能略知世事,能得着一点常识,能觉悟自己的地位和社会的病源,起而作积极的活动,同人的努力总算有点代价。因此我们很高兴的、很勇敢地仍要继续干下去,并且决定大事扩充,要将本团的宗旨和精神同化北京,组织一大规模的平教团体。”[5]当时,他们讲演很受欢迎:“本校平民教育讲演团,曾于本月三日至五日,每日下午一时至五时,在东便门内蟠桃宫讲演。是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6]为了达到更好的启蒙效果,他们还想尽办法吸引听讲的民众。“本团讲演为欲迎合社会上一般平民之心理,诱起其听讲之兴趣,以达到吾人改造社会之目的起见,特于上星期购置话匣子新张多种,故近来听讲人数较前骤增数倍。”[7]通县讲演组出发,在该地最热闹之地讲演。计此行讲演共六次,听讲人总数在五百人左右,结果甚为圆满[8]。还有他们的书报阅览处,“于上午十时开始阅览。平民来所阅书报者多时七八人,少亦四五人。除平民外,本校同学来所阅报者亦复不少。至下午五时阅览时间已过,即行停览。计此日阅书报者不下六七十人。晚七时为讲演时间,听者满坐,还有站立及拥挤门口不得坐位者。”[9]正如他们自己所评价的那样“我们讲演团成立在三月初间,不到两个月,居然有‘五四’的运动、‘六三’运动。这虽有其他团体的活动,但是我们同志讲演的影响也就不小了。从此猛勇进行,那效果一定无限。曾记某工人在全国学生会演说:‘五四’以前的学生,他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经了这回运动,他才来瞧瞧我们没知识的人;我们没知识的人,也要自己觉悟,和他们打在一块,得点知识。这可见他们已经有了觉悟。”[10]“至于‘乡村讲演’尤为有力,盖此种讲演,能于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乡民得受少许常识,并能助长其兴趣。如本年春假曾赴北通州、长辛店及各大村落讲演,其居民皆前拥后随,得以听讲以为快。由此可以知本团与社会之关系的重要矣。”[11]

第二,促进了中国北方工人阶级的觉醒,为工人运动的开展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1920年四月,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的领导者之一的邓中夏亲自率领讲演团来到长辛店向工人群众演讲,并与长辛店的工人们取得了密切的联系。这年冬天,同时身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邓中夏又在长辛店筹办了一所“劳动补习学校”,并在 1921年的 1月正式开学,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学校呢?在 1920年 12月 21日发表于《北京晨报》的一篇报道《长辛店旅行一日记》中曾有所述说:“为什么我们工人终日辛苦做工而不得饱暖,而那般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等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他们的钱哪里来的,他们的衣食住哪里得的?都是由我们工人的血汗造成的。所以我们没有得享受,弄到困苦的情形。现在我们想得回幸福,非先有知识不行。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为工人子弟上课,夜班为工人上课。讲演团的一些成员大都来向工人讲过课。还有两三个人经常住在学校工作。当时夜班的课程有国文、科学知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等。但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各种课程向工人讲述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把工人组织起来。如教识“做工劳动”四个字,就讲做工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工神圣。念到“铁路”两字,就讲中国的铁路权利都让帝国主义侵占去了,我们必须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等等。教员还用一张纸一戳就破,一叠纸就戳不破;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折不断等简明生动的比喻,来讲解工人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一直讲到什么是政党,什么是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如何组织工会,如何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进行斗争等等。当时的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杂志,如《工人周刊》、《劳动音》、《共产党》、《共产党宣言》等等,也传到长辛店来。工人们通过学习逐渐知道了原来个人的痛苦是根源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工人们如果要求解放,就只有组织起来,在本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坚决斗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才办得到。工人们的觉悟提高,已经把他们的斗争目标放眼在全阶级的彻底解放。他们所学的一首歌最能体现他们的思想变化: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风,惊醒了我们苦兄弟,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由此可见,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作使得长辛店地区铁路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迅速提高。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它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和运动以后,发动他们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扩大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并且提高了他们本身的政治觉悟。通过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取得了联系工农群众的初步经验,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从1919年 3月到 1925年六年间,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因团员们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他们通过演讲的方式来达到教育平民的目的却远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

第一,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很努力,但不是每次讲演都能成功。

如“在长辛店虽然扯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加劲地讲演起来,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人罢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11]。究其原因一是讲演者没有从实际出发,不了解平民的实际生活状况,讲演的内容没有和平民的生活密切结合,不能与平民产生共鸣,也就是说没有根据平民的知识水平低下的实际状况进行演讲,学生在讲演的时候,经常是满嘴的新名词,满嘴的专业术语,在一般平民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些玩意儿,所以根本就不知学生所云,更别说听懂了。另外,“他们的讲演经常是这一星期在这个村子讲,下个星期又到别的村子讲,听者对之犹如耳边风,没有什么用处。”[12]二是讲演者的口音问题也是影响听讲效果的重要因素,“因为我们的团员,外省人实居多数,方言术语当然是格外的杂乱,所以听讲的人感受困难,不易领会。”[13]三是资金的短缺牵制了讲演活动,如“因我们团员缴费的很少,车费还没有预备好,所以长辛店的讲演暂时不能进行。待我们筹备好了,再行去讲演。”[14]甚至气候的变化都会影响讲演活动的效果;四是听众的群体不平衡,儿童和中老年人居多,妇女和壮年人较少,一则因壮年基本负担家庭的重担,白天除外赚钱,无闲暇时间来听讲演,一则是因当时人的思想还很封建,妇女很少在外抛头落面、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当讲演时,有一位年轻的媳妇,才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一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那媳妇马上关上门了。”[15]

第二,政府对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的约束成为讲演的羁绊。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讲演团从成立到具体的讲演题目都要先期报告到京师警察厅和京师学务局,征得他们的同意。经常因交涉不妥而暂缓演讲,有时还会有冲突发生。有一次借南城模范讲演所进行演讲,“本团员去了四个人,将要开始讲演的时候,该管区警察突然派许多人来阻,说是事前没有通知警厅,由警厅饬之该管警署,他们不敢负责,不准讲。我们和他理论说:‘我们历来在各城讲演所讲演,并未曾采取这项手续,何得于此处独异?’于是以此项理由报告该管警署,要求照准。当亦无异词。等到邓康君 (邓中夏)登台后,忽然来一电话,说是不可了。我们以为该管警署不讲信用,可以不必齿他,于是邓君仍旧继续讲演。讲毕,张国焘君继之。刚开口说:‘今天我们来这里讲演’,警长发令道:‘解散。’唉!那如狼似虎的警兵,约莫百十余人,一拥上台,把个讲台已站满了。”[16]

总的来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目的在于通过露天讲演和出版刊物的方式,达到平民教育的普及,补助学校教育的不足。但从实质上说,这个团体的宗旨开始不出乎当时“教育救国”的思想范围。从他们的具体的讲演内容和具体的实践活动看,他们虽然意识到要改革旧中国的面貌,应该对当时的旧制度和社会状况采取措施,但是具体通过何种措施才能救中国,还没有得到正确的结论。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开展活动。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中的部分成员受其影响,思想开始出现变化,由启蒙转向救国,开始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1]北京大学日刊[N].1920-10-16.

[2]北京大学日刊[N].1919-03-07.

[3]严复:《原强》及修订稿,王栻编《严复集》第 1册 (诗文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6:5-32.

[4]北京大学日刊[N].1920-06-17.

[5]北京大学日刊[N].1924-03-(4-7).

[6]北京大学日刊[N].1919-04-11.

[7]北京大学日刊[N].1921-12-13.

[8]北京大学日刊[N].1920-04-13.

[9]北京大学日刊[N].1921-03-09.

[10]北京大学日刊[N].1919-10-(14-15).

[11]北京大学日刊[N].1921-09-29.

[12]朱务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五四”前后所起的作用 (1960年),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 (第 2册)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254.

[13]北京大学日刊[N].1919-12-11.

[14]北京大学日刊[N].1920-11-10.

[15]北京大学日刊[N].1920-04(27-28).

[16]北京大学日刊[N].1920-06-22.

On Peking Un iversity C ivilian Education Lecture GroupsDuringMay Fourth Period

L IU Xiao-yun1,2

(1.Biochemical Engineering College ofBeijing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023,China; 2.Academy of Histor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 100857,China)

During theMay Fourth period,aim ofBeijingUniversity's civilian education lecture was to“promote intellectual civilians,to arouse self-consciousness of civilians'hearts.”From March 1919,they had open-air speeches,published books,newspapers, etc.between Beijing city and Beijing suburbs.What they had don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It inspired the labormovement in Beijing and prepared for the birth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y Fourth period;PekingUniversity civilian education lecture groups;civilian education

K261

A

1001-7836(2010)05-0008-04

(责任编辑:孙大力)

2010-01-10

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资金资助项目(PHR201008305)

刘晓云(1973-),女,辽宁朝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