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华

（嘉兴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美制“响尾蛇”导弹与1958年的中苏关系

李 华

（嘉兴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1958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要求将坠落在中国境内的美制“响尾蛇”导弹送苏联研究。因中方对该导弹先行研究拖延了移交时间，加之苏方人员怀疑中方有意扣留了导弹上的敏感元件，结果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单方面作出了废除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决定。此项决定加速了中苏关系走向破裂。

1958年；“响尾蛇”导弹；中苏关系

沈志华先生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上的《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一文中，提到一重要史实：1958年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坠落在中国境内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引起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其后，沈志华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上的《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一文，再一次谈及美制“响尾蛇”导弹一事，并认为：“它极大地伤害了赫鲁晓夫的个人感情”。因该事件并非沈先生两篇大文讨论的重点问题，故均没有展开叙述。为了解这一事件更多的细节，本人曾试图通过平面和网络媒体查阅有关资料，结果发现：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尚无专文系统全面地论述过此事。因此，笔者在研读当事人回忆录等史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本文，以期钩稽美制“响尾蛇”导弹对1958年中苏关系的影响。

“响尾蛇”导弹是1953年美国研制，并试射成功的一种空对空导弹。1957年开始装备美国军队，并将其命名为“响尾蛇”。该导弹采用红外制导，发射后导弹控制舱前面的导引探测目标发出的红外辐射，使导弹自动跟踪目标飞行，直至击中目标。该导弹一般由火箭发动机、后稳定翼、导引头、制导控制电子设备、动作控制部分、飞行翼片本身、弹头、引信系统、电池等九个主要组件构成。当年的“响尾蛇”导弹系AIM-IXL型，其起飞质量为84千克，射程为18公里。[1]（P2282）“响尾蛇”系列空对空导弹除了装备美国空军歼击机外，也装备海军，用于空战或截击。西方传媒称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空中杀手”。这种新型导弹研制成功以后不久，也被装备到了盘踞台湾的国民党空军部队中。

1958年9月，美国指使蒋介石空军用美国的“响尾蛇”导弹向大陆空军发动了进攻。9月24日，在中国大陆空军与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一场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共发射了5枚当时最先进的美国“响尾蛇”导弹。发射导弹的空域是浙江省的温州、瑞安和乐清地区的上空。当天的空战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温州地区分别捡获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的红外线接收部分、导向部分、未爆炸的弹头部分和固体火箭部分，并将其重要部分运往北京。[2]

听到中国方面捡获了“响尾蛇”导弹的消息后，苏联驻华军事顾问迅速报告了莫斯科。一直对美国军事上的新发明，尤其是和导弹有关的发明“很感兴趣”的赫鲁晓夫兴奋不已，他觉得“又有了一次了解美国技术的机会。”正所谓“美国人通过中国把样品亲自给我们送上门来了。”于是，他立即指示驻华大使馆官员代表苏联政府致函中方说，他们知道中方缴获了什么什么导弹，苏联方面拟请友好邻邦将导弹送交苏方研究，答应届时“与中方共同享用分析结果和导弹的图纸。”[3]（P266）以后还可以利用美国技术，为两国“共同利益服务”。中方一开始“没有回音”，继而答复“正在搜寻。”再后来说明，“自己现在正在研究这枚导弹”，因为只有这一枚，所以暂时“不能给”苏联，待到研究好了，会主动与苏联“交换情报。”[1]（P2280）因为中方没有立马满足苏联的要求，所以性急的赫鲁晓夫对于中国的答复，表示不可思议。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在赫鲁晓夫看来，美制“响尾蛇”导弹“技术很复杂，而中国的技术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迅速地、内行地研究这枚新型导弹的水平。”他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素养更高些”，毕竟苏联“已经在建造这类导弹，并且这类导弹已经被用于装备了”，所以“需要美国的样品以便用来进行对比。”有鉴于当时苏联军备的整体水平还落后于美国，赫鲁晓夫急于根据美国人的创新，“搞出点有趣的东西来”供苏军借鉴。[1]（P2280）

其次，赫鲁晓夫觉得很奇怪：“怎么能这样？我们把什么都给了中国：我们的机密军事技术、图样、生产工艺流程图、样品，我们直接向中国人提供装备”。此外，还有“援助设备、顾问、安装技师、工程师、设计师，像亲兄弟一样和他们分吃最后一块面包”，而他们“在和蒋介石的部队作战时缴获了武器却不肯给我们？”[1]（P2280、2281）

正因为赫鲁晓夫对中国先行研究“响尾蛇”导弹的做法“不能同意”，所以接下来他摆出了“百折不挠”的姿态，并“决定向中国人施加点压力。”事有凑巧，当时苏联正在准备给中国发送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生产资料，而中方也非常着急地催促苏方赶快发出。[1]（P2280、2281）于是，赫鲁晓夫向其在中国的军事顾问们下达了如下指示：一方面，让他们在谈判时公开表达不能马上拿到中国战利品——“响尾蛇”导弹的“不满”和“委屈”；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在私下里暗示说，在向中国移交导弹生产资料方面，遇到了“技术性困难”，很可能“无法如期交出。”[1]（P2281）基于苏方一再催促与要挟，中方几个月后不得不向苏方转交了“响尾蛇”导弹及其组件，它们被统一送到了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科学研究所。

苏联导弹设计师考察后发现，这枚“响尾蛇”导弹“令人极感兴趣”，与苏联的同类导弹PC—2Y相比，“响尾蛇”导弹优点十分明显：首先，它轻便；其次，操作简单，只消用一把扳手就可以很容易地拆卸和组装。而苏联的导弹“工艺性不够好，组装起来较为复杂，重量也较大。”综合比较发现，美国“响尾蛇”导弹“制作更精良。”因此，苏联政府决定，如法炮制“响尾蛇”导弹，只需“做一些小小的修改。”但是在仿造过程中，苏联设计师发现“响尾蛇”导弹上的热感应元件没有了。这种元件“尺寸很小，形状像纽扣。”它们对准确地操纵导弹至关重要。“没有它们，导弹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导弹。”[1]（P2280、2281）尽管中国已经将导弹的元器件全部送到了莫斯科，可苏联专家认为：导弹坠地时断为两截，并无其他损坏迹象。遗憾的是，缺少重要零件——热感应头部的敏感元件。他们认定：中方在将导弹运送苏联之前，“已经过多次拆卸，是重新组装之后才交苏联的。”原来所谓“搜寻”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上头了。”[3]（P267）赫鲁晓夫了解这一情况后，“再一次向中国人索求”所谓的敏感元件。但中方的回答是，确实已经把所有的部件都送来了。赫鲁晓夫也“没有再坚持”。他当时猜想，这有两种可能性：“也许他们在拆装导弹时将这些零件丢失了，也许他们故意不给。[1]（P2282）”但是，他宁愿相信后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为此，赫鲁晓夫曾“大动肝火”，并且在他儿子面前埋怨说：“我们无偿地向朋友提供知识、图纸、工艺，什么都毫不隐瞒地如实相告，这里涉及到的又不是中国的秘密，而是美国的秘密。”中方的回答，显然没有让赫鲁晓夫满意。他“第一次感觉到‘兄弟情谊’中出现的深深裂痕。第一次想到提供最新军事工艺、教中国人造火箭、造原子弹等是不是明智之举。”[3]（P266—267）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此事的：“中国人要么丢失了这些部件，要么就是故意不肯拿出来，但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这件事进一步影响了我们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感情。”[4]根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回忆，“响尾蛇”导弹之事，在他父亲“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态度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仿佛是个由头。”从此，他开始担心：当初缔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秘密的协议“是否操之过急”。旋即，一个意念在他脑子里产生了：“原子弹秘密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中国）。”[3]（P267、268）

这场由“响尾蛇”导弹引起的中苏外交风波的事实真相，当然还有待于相关中苏外交档案等资料的进一步揭示。不过，事件的大致情况已经清晰。笔者拟就事件本身及其后续影响，发表如下几点看法：首先，“响尾蛇”导弹是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空空战后搜寻到的“战利品”，中国专家试图拆装以弄清其内部构造，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做出的反应，完全可以理解，无可厚非。其次，急于得到中国“战利品”的赫鲁晓夫“感受到委屈”的原因是，他自称“把什么都给了中国”、对中国“什么都毫不隐瞒地如实相告”。但这些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①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苏联的确给过中国大量军事技术援助。但是，它在尖端技术上对中国的援助是有保留和有限度的，旨在使中国与苏联之间保持相当的差距。实际上，中国自身也是认可苏联实行军事科技“内外有别”原则的。赫鲁晓夫之所以援助中国，是因为他要确立自己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领导地位，必须得到中共的支持与帮助。第三，悬挂于国民党空军歼击机之下的“响尾蛇”导弹从高空坠落，一些个只有纽扣大小的热感应元件丢失，完全有可能。因而，苏方猜疑中方扣留了导弹的敏感元件不想送他们研究，不免存在冤枉。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第134实验设计局的导弹设计师，根据中国送去的美式“响尾蛇”导弹及其零部件，“以极短的时间”，竟然原样仿造出了性能优越的苏式“响尾蛇”导弹，并且命名为“K－13”。该型号导弹装备苏联空军米格—21战斗机后，“服役时间很长。”[5]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中国赠送苏联的“战利品”，大大缩小了苏联与美国在空对空导弹方面的差距。如此看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出于猜忌等原因，于1959年6月20日单方面废除1957年10月15日与中国签订的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做法，既十分草率，也没有道理。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响尾蛇”导弹在中苏关系上“留下了某种印痕。……这枚导弹风波所带来的不快滞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败坏了我们的心情。”[1]（P2281—2282）“问题就出在一颗导弹上”。[3]（p268）

众所周知，1958年，对于中苏关系来说，真可谓是多事之秋。有关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争执刚刚平息，又发生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而台海危机尚未完全停止，又发生了引起猜疑的美制“响尾蛇”导弹风波。应当承认，这接二连三发生的几件事情，“都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程度不等的负面影响。”[6]

[1]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2806.

[3]谢尔盖·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4]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415.

[5]孙凌云.俄美的“战利品”之战[J].国际展望，1999，（10）：25—26.

[6]李华.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1949—200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3.

责任编辑：徐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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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4

李华（1962-），男，江苏南通人，嘉兴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