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说史“先峰”现象及其成因

北京大学 荣文汉

一 何为“先峰”现象

章回小说文体形成之初,便出现数部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又开启各自之类型,《三国志演义》开历史演义类小说之先河,《水浒传》开英雄传奇类小说之先河,《西游记》开神魔历险类小说之先河。不仅开风气之先,它们还各自代表着该类型小说的最高艺术水平,就如孤峰突起,前后难觅比肩之作。这种“先峰”现象,与文学史发展规律不符。

二 “先峰”现象之成因

(一 )奇峰突起

明代文学史“先峰”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编创方式有关。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多以正史为基础,在世代累积的过程中,深受评书、戏曲等艺术形式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民间艺人、文人和书商的多方参与下,不断扩充内容,丰富细节,最后成书。这种成书方式即所谓的“世代累积型创作”。

关于世代累积性创作,徐朔方先生在《小说考信编》一书的序言中给出了详细的阐释:“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它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谁也说不清现在我们所见的版本是出于谁的手笔。任何一个说书艺人都继承原有的模式或版本而有所发展。所谓发展,既有精心的有意修改,也可以是无意中的逐渐失真或走样。同样,任何一个出版商都可以请人重写、润色或照本翻印,而在翻印中有所提高。并不是每一个说书艺人、每一个出版商都只会越改越好,而不会改坏。改好改坏两种情况,甚至比例不同、得失参半的多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优胜劣败的进化规律在这里同样发生作用。笔者把这种形式的非个人创作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①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徐朔方先生的观点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赞同,但他过于关注说书艺人和出版商在章回体小说成书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轻视了最后编定者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周先慎先生的观点更为全面,他在《明清小说》一书中,谈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类由不知名的群众和文人先后参与,对原始素材、先行故事进行加工制作、修改完善,后又经杰出文人写定的作品,学者称之为世代累积性作品。”②周先慎《明清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综合以上二位先生的看法,我们可以说这三部作品的成功是综合了“累积”和“编定”两方面的因素。提到累积,我们不得不说一下“说话”这一表演形式和宋元平话这一文体形式。“说话”孕育了章回体小说的可能性,“平话”则是对“说话”中讲史这一类节目的书面记录和整理。根据石昌渝先生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所述:“宋代‘说话’有四大家数,其中以‘讲史’一家的故事篇幅最长,‘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这样的题材,不是说话人一场两场便能讲完的,必须分为若干回。这就孕育着书面文学的章回小说。章回小说的初级形态‘平话’都是‘讲史’内容,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①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以《三国志演义》为例,从陈寿著《三国志》到元代《三国志平话》这之间的一千年里,三国的故事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扩展。民间的传说始终未有停止,各种艺术形式的表演又对其不断进行粉饰。至宋,已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与之相应的《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已经具备了《三国志演义》的雏形,《三国志演义》在这两部话本的情节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和细化,最终成为章回体历史演义类小说的开山之作。

与《三国志演义》这种由一部平话逐渐扩充丰富而成的作品不同,《水浒传》、《西游记》并不是仅由一个祖本而来,它们是把“若干个原本独立的平话或话本小说,因其故事人物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同一性以及主题的内在联系,聚合而成的。”②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

无论以上哪种形式,这三部“奇书”都有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是数百甚至上千年来人民的智慧结晶。就如同一颗未抛光的钻石,岁月成就了其璀璨的内里,只待人磨去它表面的杂石污泥,便可显现光芒。所以这最后的“手艺人”也至关重要。面对广泛的素材,如何选择、如何取舍、如何扩充,都是影响作品最终艺术成就的关键问题。《三国志演义》规模十倍于《三国志平话》,且行文甚雅,把面向市井的话本又重新塑造成了有史书风范的雅文学,却丝毫不减其故事性,若罗贯中没有过人的文学才华,怎能完成如此庞大的任务?当然,除却编定者本人的能力,其著书的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优劣。元末明初,世事动荡,生民涂炭,政治混乱。读书人无有报国之门,又长怀悯人之心,所能做的唯有著书立说,以图为社会、为国家尽一份绵薄之力。还是以《三国志演义》为例,虽然关于罗贯中的资料少之又少,但他应是仕途不顺之人。自己的抱负不能得以施展,只好将其托付于《三国志演义》之中。《三国志演义》是一部悲剧,悲就悲在虽然全书都在宣扬仁政,但仁政不过是统治者维护政权的幌子,最后还是霸道行于天下。文中对战乱时期普通民众的同情多有流露,可见其创作是与时代和编者的个人经历相关的。综上所述,章回体小说在形成初期便达到了艺术的高峰是因为世代的丰富累积和天才文人的艰苦编定,这二者缺一不可。

(二 )后继乏力

那么为什么章回体小说在达到高峰之后,其后继作品却无法与之比肩呢?这需要从社会、历史的多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个人认为,根据时间顺序,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进制章回体小说的创作并没有因《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的成书而繁荣,反而在其成书后的近二百年里几乎处于空白状态。陈大康先生在《论小说史上的两百年空白》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总结起来,首先是由于明初刻印书籍的困难。《三国志演义》是一部洋洋七十万言的长篇作品,并且属于新兴的通俗小说,销路如何亦未可知,在印刷业并不发达的明初,没有书坊愿意为之刊刻出版是可想而知的。而由于印刷成本非常高昂,罗贯中本人负担不起,自费出版也就没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三国志演义》的流传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手抄形式,又因明初重农抑商的政策导致社会的流动性降低,自然大大限制了文学作品的流通与影响。除了小说载体的制约和读者群的缺失,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初期的高压政治政策。朱元璋对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严厉的控制,为了维护王朝统治和帝王尊严,他曾处罚了大批文人,并大力宣扬儒家正统,打压除此以外的所有文学文化形式。在这样的环境下,并没有得到主流认同的新兴通俗小说自然也在禁毁之列。不仅小说如此,戏曲、评书等民间艺术也都受到了严厉的监控③陈大康《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以上种种造成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后近两百年的创作空白。到了明朝中期,嘉靖年间,情况开始逐渐好转。随着政治解冻、工商业发展,文学创作也逐渐活跃起来。各种类型的续作层出不穷,今存明清历史演义类作品约有一二百部之多,它们无不受到《三国志演义》的影响;也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杨家府演义》、《薛家将》、《呼家将》等许多模仿《水浒传》模式的英雄传奇类小说;《封神演义》、《西游补》等作品则是对《西游记》神魔历险类小说的续作。这些作品数量虽大,却多数失于芜杂,无法与前作相比肩。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创作空白,明初形成的章回体创作传统并没有连贯地延续下来,后世文人尚未从这两百年的缺失当中恢复。但更为重要的还是由于工商业的发达,书商不仅影响着小说的出版,还影响到了小说的编写环节。一切为了利益的商人作风使得编者也难免与其同流合污,一起追逐最大收益。写书成为一种谋利的手段,其结果就是创作心态的扭曲,文人们不再有罗贯中等人那种纯粹的心灵世界,写作时考虑到经济效益自然会影响其文学性,商业对文学的戕害至今亦然。除了经济因素,素材累积的有限也是制约这一时期创作的原因。宋元话本遗留下来的作品毕竟有限,实际上,其他根据宋元话本编定的章回体小说在艺术成就上还是比较高的,比如《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等,但更多的作品得不到那么丰厚的素材,只靠二等文人胡诌乱编,水平自然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但这也为小说创作由世代累积型向文人创作型转变进行了铺垫。

最后,社会风气变化导致的文学观念变化彻底断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历险这三类小说再攀高峰的可能。商贾社会的逐渐形成,文人创作的不断发展,小说的创作由“讲述型”向“呈现型”发生转变。《金瓶梅》的出现促进了这一转变。所谓讲述型作品,是由一个全知全能的讲述者去讲一个故事,并不时中断叙述,插入个人的诠释与评论。而呈现型作品则是主要进行客观描述,并以小说中的人物视角之所见来推动情节发展,全知的叙事者逐渐隐去,小说的内容也转向了日常生活的描写。

[1]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四)[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徐朔方 .小说考信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周先慎 .明清小说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石昌渝 .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5]陈大康 .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