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秀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室,海南海口 570105）

丁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上）

张玉秀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室,海南海口 570105）

丁玲,在跨越半个世纪的漫长的文学道路上,创作出了许多人物:农民、革命者、知识分子、士兵等等,都曾走入她的笔端,这些人物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魅力。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最为成功的还是一系列女性形象,尤其是知识女性形象的塑造。丁玲以她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敏锐视角,深入到女性形象的内心世界,以这些女性在现代社会的沉沦、挣扎、痛苦、不幸,以及她们对生、对爱、对美的追求、困惑,对死的叩问为艺术视界,向我们展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女性的命运,展现了她们对自由、解放的不息的追求、奋斗足迹。

丁玲;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丁玲,我国新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以小说见长的优秀女作家之一,从 1927年处女作《梦珂》问世,到 1979年《杜晚香》的发表,在跨越半个世纪的漫长的文学道路上,创作出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农民、革命者、知识分子、士兵等等,都曾走入她的笔端,这些人物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魅力。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最为成功的还是一系列女性形象,尤其是知识女性形象的塑造。丁玲以她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敏锐视角,深入到女性形象的内心世界,以这些女性在现代社会的沉沦、挣扎、痛苦、不幸,以及她们对生、对爱、对美的追求、困惑,对死的叩问为艺术视界,向我们展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女性的命运,展现了她们对自由、解放的不息的追求、奋斗足迹。

一 “五四”落潮、大革命失败后的早期知识女性形象

丁玲开始小说创作的时候,恰逢中国新文学历史发展中第一个十年终结、第二个十年即左翼文学十年开始萌芽的转折时期,曲折多难的社会生活、人生经历强烈地影响到她的创作,改变着她的创作风格,使她的创作与她的生活道路、与社会的动荡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 20年代,“五四”时期高举的“个性解放”的旗帜开始向革命时期的“阶级解放”的标语过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及大革命在国民党右翼背叛之下失败后的触目的流血、暴力,使一大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发生了转变。他们意识到当年“五四”时期追求的“个性解放”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是空幻无力的,它只能给人水中花的虚幻场景,他们开始意识到“不消灭阶级,就达不到个人的真正的自由”,从而积极转向对阶级解放的谋求。

早在 20世纪 20年代中期,郭沫若就已经反思了自己的思想:“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来主张个性自由,未免出于僭越。”茅盾、叶绍钧等人也已开始塑造由解放自我到解放大众的时代女性的形象 ,梅行素 （《虹 》）,金佩璋 （《倪焕之 》）,已经将自身的解放同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不再将爱情、个人幸福作为生活的全部内容,而是“负起历史的使命来",“为自己为社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丁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上文坛,但她当时的思想却是远离时代的中心,远离革命和革命者,她甚至没有感觉到汹涌的时代潜流,看到即将出现的革命大潮,还暂时沉溺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梦幻中,“记得在1926年,即’五卅’运动爆发之后,我仍然抱着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我的头脑发热,充满着各种杂乱的幻想”。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严酷现实惊醒了她 ,使她从理想的云端跌落到现实的尘埃上,找不到出路,“找不到一个朋友”,“因此,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

丁玲这时候经历的社会环境,接触到的社会上的人,都是和她同时代或者稍微早一点的人,“这些人都是一些坚忍奋斗,比较深刻,比较懂得痛苦,珍惜幸福而又有些理想的人物。……我碰到很多这样的人,也就很自然在我脑中形成了一些人物。这些人物都好象是在沉重的压抑下,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在很孤独的心情中,他也要想办法生活下去,这样一些倔强的人物。所以,我开始写小说时,就是写的这样的人物”。因而,丁玲一下笔,便选择了同自己一样从封建社会阵营中分化出来,接受过“五四”洗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作为表现对象,她以大胆细腻的笔触,融进深刻的自我体验,描写出一批“五四”落潮期知识女性的丰富、复杂的爱情和精神世界,以及真实而坦白的性爱心理,也因此“震惊了文坛”。

梦珂 （《梦珂 》）、莎菲 （《莎菲女士的日记 》）、嘉瑛 （《暑假中 》）、伊萨 （《自杀日记 》）等 ,这些以截然不同往日的女性形象出现的知识女性,尽管各自有着不同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但是她们在精神上、在性格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些新的女性在现实中总处于一种与环境格格不入、被拒绝、被抛掷的境地,尽管不是社会、生活主动遗弃了她们,而是她们那早早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她们自己,在与人生、社会的关系上,总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位置。她们要求心心相印、真诚无私的心灵契合式的爱情,她们需要自我形象被理解、被认同、被接纳,而这正是为世人所忽视和难以做到的。因而她们焦灼,她们不安。在生活中,她们要求真诚、要求本真、要求平等自由,却同样被别人视为叛逆。所以,她们痛恨灰色、庸俗的生活,憎恶虚伪、矫情的人生;拒绝虚假、平庸的爱情。她们痛苦、孤独和不幸,而这其实源于她们自己,源于她们的自我心灵、意识的细致、敏锐、真纯,源于她们对崇高灵魂、自由心灵的追寻与叩问。因此,孤独、叛逆、内省和与社会的背离构成了她们、这些知识女性共同的性格要素。

梦珂 （《梦珂》）是丁玲笔下的第一个知识女性主人公,这篇小说描写了女学生梦珂在“五四”精神熏陶下,从偏僻的故乡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之后的生活遭遇。这个天真、美丽的少女带着自觉的反封建意识,抱着对新生活的向往,来到了为当时的进步青年所瞩目、所神往的上海。然而她面对的并非是一方净土,而是一片被污浊的天空。在美术学校中,红鼻子教师调戏女模特的丑行激起了她强烈的怒火,她见义勇为,怒斥这个封建流氓,并愤然离校以示抗议。离校后,梦珂寄住在姑母家里,但是,这里生活的骄奢淫逸、庸俗空虚同样让她感到震惊。她满怀深情挚爱的二表哥,却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骗取梦珂的爱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明白真相后,梦珂感到屈辱,也感到愤恨,毅然又离开姑母家,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生存。但是,严酷的现实击碎了她的梦想,在那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污浊社会里,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又有什么出路呢?她只能靠自己的色相谋生,进了一家电影公司,任人随意地品评。在求得生存的同时,她却是“直向地狱的深渊坠去”。

莎菲,这个耳熟能详的现代知识女性,是一个“五四”运动后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所谓真正的爱情的知识青年形象,一个在革命低潮时失落在个人追求的漩涡里,对生活感到悲观,甚至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莎菲孤高自傲,愤世嫉俗。像梦珂一样,她摆脱了封建束缚,希望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真挚的爱情,去寻找美好的生活。她是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也是个自我至上的个人主义者,生活的目的便是“享有我生的一切”,“我要使我快乐”。她渴望别人理解自己、关心自己、喜爱自己,但灰色求爱者、不知心的朋友、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都使她感到无聊、空虚、寂寞。大革命失败击碎了她个性解放的理想和希望。虽然她已经在女友蕴姐的遭遇中看到了恋爱至上主义的无望与虚幻,但在彷徨、没有寄托依靠的时候,又不自觉地操起了恋爱自由的武器,企图在恋爱的世界中构筑精神的家园、心灵的栖息地。然而苇弟虽真挚但孱弱、唯唯诺诺的爱情却难以同她的精神匹敌,难以同她进行心灵的对话,终究不能激起她的热情,安慰她的寂寞,甚至给她凭添了许多的烦恼。于是,当风度翩翩的凌吉士出现时,他俊美、高贵的外表燃起了莎菲不可遏制的激情,她狂热地爱上了这位南洋客,渴慕他的亲吻,他的爱抚,渴望着灵与肉的结合。但是一段时间以后,莎菲渐渐发现在凌吉士“那丰仪里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她不由地深深地失望了。她在日记中写到“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人啊!”她鄙视凌吉士的卑劣的灵魂、低俗的思想,根本不爱这个不懂真正的感情为何物的南洋客,可是却又抑制不住地倾慕他的丰仪,喜欢他的俊美的外表。这样,在灵与肉、爱与恶的纠葛斗争中,莎菲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梦想破灭的打击,使莎菲由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转而怀疑爱情,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最后发出了痛苦的绝叫“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

丁玲继《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的一系列小说 ,如《在暑假中 》、《小火轮 》、《自杀日记 》等 ,描写的也几乎全是精神抑郁、苦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暑假中》描写的是小城镇的一群年轻女教师,领着极低的月薪,而停滞、闭塞的生活又窒息着她们的精神,消融着她们的青春活力。在那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女儿国中,她们有的从“同性恋爱”的方式中寻求精神寄托与安慰,如嘉瑛与承淑,德珍与春芝,她们吵着、闹着、哭泣着,无非想让自己的一颗心、自己的一份热烈的感情有宣泄的方式,倾泻的对象,从这样的吵闹、哭泣当中,她们可怜自己、爱惜自己、安慰自己。也有的以“独身主义”的生活消极地与灰色、沉闷的环境抗争,等待着不可知的命运的降临。如志清,她那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精神、体力没有消耗在与女友的缠绵之中,却也找到了适当的宣泄地方,在近乎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上,在不停地放债,收取利息的活动中,她的生命才有了希望,生活才有了寄托,才不至于在那“找不到一点兴味的时日”中感到郁郁寡欢、寂寞无助。在《小火轮》中的节大姐,则是一个比较不幸的女性。她向往自由的爱情,追求真诚的两情相悦的婚姻,也有“欢欣和决然而去的气概”,她是准备为着爱情而承担风险的,可是生活同她开了个玩笑,她爱的那个男人,那个也曾信誓旦旦地说爱她的男人却娶了另外一个人做他的新娘。节大姐直至这时才明白自己陷入了怎样的一个尴尬境地。为了这令她感到屈辱、受骗的爱情,她又被学校无理地解雇了,节大姐只有孑然一身地离开学校。《自杀日记》中的伊萨,是个与莎菲命运极其相似的知识女性,同样一个人漂泊在外,渴望着友情、理解,同时也渴望着爱情。但与莎菲不同的是,伊萨需要为吃饭、为房租、为生存而操心、而奋斗。可是她的力量却又那样的渺小以至无用,最后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将自己的自杀日记交给房东拿去换钱,伊萨的生命、生存已经沦落到最底线,离最后的死亡也只有一步之遥。

丁玲笔下的这些知识女性形象,可以说是以莎菲为核心而构成的一个形象圈。其他知识女性形象,或是莎菲性格的补充、延伸,或与莎菲性格相似和相互关联,我们可以将她们统称为“莎菲们”。她们大都是病态的女性形象,笼罩着感伤、凄楚的色彩,同时也交织着希望、探索和追求的光芒。

莎菲们的意识结构中渗透着一种清醒冷峻的反思精神和自我意识,凡事她们都要问之所由,凡情她们都要寻之所发。对别人的所作所为“总要来细细地观察一遍”,“把别人的说谎处、假情处、浅薄的可怜处都裸露的看了出来”。正因为她们具有极其清醒的意识、敏锐的心思,才看到这世界不是她们所追求、所向往的世界,这生活不是她们所喜爱、所梦想的生活,包括她们自己,也不是理想中那个可以抛开世俗人生、追求美好生活、纯真爱情的崇高形象。透过那锐利而令她们痛楚的观察,她们感到自身处境的尴尬,生存的荒谬与无可奈何。同时,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背离,也让她们自身无所适从,她们失去了对自我的正确位置的把握。

这种反思精神和本体力量不能帮助她们更好地生活,也不能使她们自救,更不能使她们认识自己的生命与价值,掌握自己的生存和命运,因而,她们陷入了对生命的不可知和对冥冥力量的迷茫中。

莎菲最终经历了爱情的幻灭之后,“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她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是没有把握的,只知道自己是“更陷到极深的悲境里去”,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虚幻,怎样才能自拔与自救。伊萨绝望中的希望是自杀,认为自杀是最本己、最无关涉的生存权利,惟有她自己才能体验、拥有这种权利。但是,小说的结尾却告诉我们,伊萨非但没有获得自杀,反而为房东老太太所纠缠,无奈之下将自己的自杀日记交与老太太换钱付房租。人连自杀的权利都无法实现,怎样可悲、可叹的一个境地呢?节大姐更是一个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形象。她不怕世俗的道德指责,大胆地和有妇之夫昆山相爱,想追求真爱的婚姻。当她终于等到昆山离婚再娶时,新娘却变成了别人,不是她,不是昆山甜言蜜语说爱的她,而是他一次酒醉胡闹认识的女性。真心去爱者得到的却是命运的捉弄和欺骗。然而,更荒唐的是,节大姐在被学校辞退、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却还是向昆山走去,去投奔这个曾欺骗了她的男人,等待她的更是一个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的命运结局。

莎菲们的深刻的内省使得她们认识到自己与社会、与生活的格格不入,认识到她们所向往的现代都市已沦为一片污浊、色情、平庸的市场,意识到这决非觉醒的现代女性理想的生存之所,她们如果坚守自己的理想,真诚地做人、真诚地生活、真诚地去爱,那么她们就必须逃离与隔绝这种都市生活,逃离与反叛这个社会。因而,靠卖文为生的伊萨以自杀的方式从社会中逃脱;被男性欺骗的节大姐,在遭学校无理解雇后,乘小火轮茫然中逃离乡土;莎菲在实现了自我的坚守与斗争之后,也决计搭车南下;《暑假中》的几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员们,与《岁暮》中的一对密友,也都逃亡到女性之间的情谊和爱里面,以抵御着男性欲望的侵犯和玷污。

在这些现代女性的种种与社会背离、逃亡之中,梦珂的逃亡最具有代表意义,也最深刻醒目。它几乎暗含了知识女性所遭遇的全部的不幸、痛苦与创伤。小说开篇,梦珂因不满红鼻子教员无礼侮辱女模特,从学校恶浊的环境中逃亡出来;搬到姑母家后,愤于表哥欺骗她纯真的爱情,把她的爱情当作优雅的上等玩物,而从视爱情为游戏的上等纨绔子弟的生活中逃离。然而,为了生存,她却不得不到圆月剧社做一名影艺明星,隐忍在纯肉感的社会环境中,承受着男性对她的浅薄、庸俗的吹捧。梦珂是在不断地追寻着自我,追寻独立,还有自己的梦想,可是她的每一次逃亡却都使她向着失去自我、被物化的境地趋近一步,先是她的艺术梦想被出卖,艺术只不过是卑下的男人满足色欲的手段;接着,是她的情感被出卖,少女的纯真的爱情成为都市纨绔子弟的上等玩物;然后是她的尊严被出卖,电影公司的人当着她的面像谈论一件物品一样对她品头论足;最后,则是她的色相被出卖,梦珂的美丽的外部形象成为满足男性色情想象的寄托物。梦珂逃离之后的隐忍、堕落的结局,寓示着知识女性反抗社会的悲剧性终结。

这些“五四”时代觉醒了的知识女性,要实现自己的人身和爱情自由,必须从家庭、从父权、从社会的牢笼里逃亡到没有父权束缚、没有社会压力存在的社会地带,她们的爱情、自由的愿望与幻想才能实现。她们要想坚守自我,实现女性性别的真正胜利而不是走向失败,也必须逃亡到“无人相识的地方”,或者与同性构筑成封闭的情谊世界,隔绝男性与社会才有可能。莎菲们的逃亡,可以看作现代知识女性反抗父权、反抗男性的胜利,但是也隐喻着这些女性无法推翻、颠覆巨大的男性统治力量,反而被它所排斥,被它放逐到一个虚幻的、想象性的社会位置,因而,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莎菲们的心灵中,在莎菲们的理想之中,总有那不可抹去的、无法替代的家以及父亲的形象出现。在莎菲们的心灵意识中,隐隐地执着地回荡和谐的呼唤,回荡着对家园、对故土的依依恋情。尤其当莎菲们在这个都市社会感到彷徨、无助、孤寂的困顿时刻,这时候的家是与莎菲们的纯洁的少年时光、父母的温暖关爱结为一体的,正因为家给了她们温暖的回忆,所以,与伙伴嬉戏、无忧的童年,自由无拘的家园,关切、温和、慈爱的父母等这些明丽、温馨、渺远的怀想意象,才不时地浮现在莎菲们的心头。

梦珂寄住姑母家,在静寂之中接到父亲的信后,“梦珂又沉思了,似乎又看见父亲的许多温情的仪态,三儿们的顽皮,以及晴天牛羊们在草坪上的奔走……还有那小白蝴蝶们……这过去的一些幸福日子,多么够人回忆呵!”在看到那虚伪的奉承、刻薄的挖苦之后,梦珂深深感到“那自由的、坦白的、真情的、毫无掩饰的生活,除非再转到童时”。莎菲在身边的朋友都不能深刻地理解她的时候,她想到了蕴姊,想到了她们曾有的美好的快乐时光,想到蕴姊会怎样地体会她的苦痛,怎样疼惜她的心情,怎样地理解她、安慰她。嘉瑛在度过学校漫长而寂寞的时日之后,“想起了家园里大梧桐树底下的乘凉,想起葡萄快结子,想起扳谷时期家人的忙乱,想起夜晚和弟妹往岩石下去捉蟋蟀”,正是这温暖的家的回忆,让她可以忍受朋友的抱怨,生活的无聊。

除了家园的怀想外,时常出现在莎菲们的意识中的还有一个隐约的父亲的形象。梦珂、莎菲、伊萨等人的身后,无一不有这样一位身影孑然的父亲。虽然,父亲对于离家漂泊的女儿而言,不过是这样一个起点上的“瞬时”存在,但女儿对父亲深切眷恋,在无母的伤感中,更凭添依父立命之感,这一份绵远的“父之恋”常常飘荡在莎菲们的现实世界里。频频出现的“父之恋”,一定是莎菲们已深深沉淀的心理情结,不过这个情结始终是隐秘的。它藏于莎菲们背后,透出怀旧的温柔与伤感。由此,莎菲们正面体现的狷傲、叛逆的现代意识与其背后隐示的传统眷恋,便形成了一系列有意味的反差对照:独立与依恋,孤独与同盟,自由与束缚等。

从乡村漂流而来的莎菲们,当面对这个现代都市无处遁逃、无所依傍、无以谋生的时候,于她们心灵的黑暗处、阴影处便有一缕希望的阳光透露出来,它便是来自于遥远的故乡的“父亲”的形象。虽然,“父亲”从未作为作品中正面的人物形象出现,但却以不同形式闪现于每一个莎菲的现实世界,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可感触的清晰身影。作为莎菲们的背后的依靠,“父亲”充满了生命元气和生存智慧。梦珂的父亲是个老来回头的“浪子”,梦珂小的时候,父亲和她一起喝酒,在雨天,梦珂不上学去时,父亲会“像小孩子一样的高兴,带着女儿跑到花厅上”去听雨,下棋。当梦珂长大离开家时,父亲不仅给她经济支持,还给她一份别人无法替代的理解,即使是梦珂的婚姻,他也坦言“这是要有你自己的”。对于莎菲而言,在孤独寄居的时候,也回忆起故乡,想起父亲,渴望着父亲守在她的床前,并“悄悄的朝着窗外叹息”。对自己失去任何信心与希冀,只想以自杀来摆脱这凄凉可怕的生活的伊萨,在人世的留恋最多的还是“父亲”,“我死去,……父亲也许会哭我,”父亲的爱我,只有超过一切的父亲的爱的",伊萨是感激并想念父亲的。

“父亲”这一形象是莎菲们反抗社会的“力”的源泉,同时也是她们衡量身旁的都市青年的标尺。在父亲这个形象的映照下,莎菲们身边的男性都显得那样懦弱、那样卑下,而远没有男性所具有的力量和理智,不具有男性的阳刚之气。莎菲们对“父亲”这一形象的选择,更多地来自传统的文化心理、现实的社会 （家庭）结构模式:父亲（男性、阳刚 ）/母亲 （女性、阴柔 ）。因而 ,“父之恋”情结,暴露了莎菲们这些觉醒的新知识女性的脆弱和孤独,也暴露了这些新女性觉醒的不彻底。

梦珂、莎菲、嘉瑛、伊萨等女性形象在内省意识的映照下,更深刻地感到了孤独。她们的孤独首先体现在现实生存意义上。在生存与精神层面上,男性、他者包括同性的他者都不能与她们沟通,与她们达成深切的理解。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莎菲们离开了乡土来到现代都市,在自由放纵自我情欲的生活中,有感于现代都市物化、异化女性的现实,逃亡到男性缺席的空间过着孤独的生活。她们或像嘉瑛、佩芳那样在同性情谊的世界过着寂寞难奈的同性生活,或像伊萨、莎菲那样孤单地过着空虚的日子。更多的情形是如梦珂、节大姐般隐忍在男性社会里,内心的起初欲望根本无法表达,也无从表达。莎菲们孤独的生活,是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造就给她们的,也是生命个体与生俱有、无法摆脱的命定。莎菲们热切地希望她们热烈的情感能被他者了解,内心各种隐秘的经验能被他者感知、体会、同情,但无论是自己的亲人、好友、爱恋的男性,都不能理解甚至反而误解她们。莎菲们曾试图努力地讲述自己,讲述真实的内在心理与愿望,期望着被他人理解和接受,但他者根本听不懂,甚至不愿听她们真切的倾诉,无奈,莎菲们落入自语、与他者无法互通的精神孤独中。莎菲们不仅饱尝、经历着现实生存的被隔绝,而且还忍受着心灵的被封闭、不能与他者交流的苦楚与灵魂孤寂。

莎菲们的孤独还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之中。在“爱情探险”中,莎菲们到达了尚无人企及的性爱极地。在这场两性战争之中,莎菲们战胜了,但同时也孤独了。莎菲“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作什么?”在爱情的追寻之中,莎菲寻求的是灵与肉的结合与统一,她不想要苇弟那软弱的爱的表达,不想一个男人在爱情的智力上逊于自己,她也不想要那空虚、庸俗的性的要求,她希望这些欲望附丽在高尚、真诚的爱情之上,因而,她又将凌吉士推开了。梦珂也离开了那样的虚伪的爱。伊萨对那个漂亮的小章,同莎菲对苇弟的情感相似,“他连能引起我 （伊萨）有捉弄他的冲动也没有”,只是“觉得他可怜”。这些男性在爱情上是逊于莎菲们的,远远没有达到莎菲们理想中的程度。因而,莎菲们也不可能领略到两性之爱的快乐与幸福,反而被异性赤裸裸的、侵犯性的欲望逼到孤独的世界,自我言说的欲望话语也被异性所忽略。

现代知识女性的孤独没有给莎菲们带来积极的意义与价值,孤独仅成为莎菲们自我意识的觉醒现象,因为孤独能带给她们一个真实的自我意识,在此基础上建构女性自我的价值与现实生活。而莎菲们一旦跨越孤独的女性自我的世界,就陷入到了父权秩序的深渊而难以自拔。

[1]丁玲.丁玲文集.第四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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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达轩.丁玲与莎菲系列形象[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7]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A].20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8]冯雪峰.从《梦珂》到《夜》[A].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99.

I207.4

A

1009-9743（2010）01-0007-06

2010-02-26

张玉秀 （1961-）,女,汉族,河南开封人。海南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室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女性文学）。

（责任编辑:陈 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