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翻译人员负面艺术形象探源

2010-08-15袁升文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16期

关键词：艺术形象汉奸外国人

袁升文

文学作品中翻译人员负面艺术形象探源

袁升文

翻译人员作为不同语言人群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巨大。但是，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翻译人员形象常常是负面的汉奸形象，这种形象在影视片中尤为突出，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

文学作品；翻译人员；艺术形象；汉奸形象；源头

“汉奸翻译官”——长相丑陋、贼眉鼠眼、行为猥琐、表情谄媚，从《小兵张嘎》中吃西瓜不给钱的那个胖翻译官，再到《鬼子来了》里能把日军侮辱中国人之话语巧妙翻成“大哥大嫂过年好”的人物，这历来是一个集万千丑恶于一身的令人忿恨的影像符号。翻译官通常给人一种阴险下贱的汉奸嘴脸，他们里通寇仇、为虎作伥，一般是西式打扮，头发中分，戴着圆眼镜。在野蛮的日本皇军面前，他们是大摇其尾、媚态十足的巴儿狗；在百姓面前，他们狐假虎威，阴阳怪气。在看惯了抗战题材文艺作品的普通民众眼中，翻译官都应是这副模样——这就是普通民众心目中的翻译人员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显然是负面的艺术形象，也是对翻译人员历史作用的片面反映。

翻译人员作为不同语言国家之间、不同语言族群之间的沟通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论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语言文学发展等方面都对中国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翻译活动的作用之大是无容置疑的，中国近两千年来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人员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但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的时期，翻译人员的作用有时又是微妙的。那些为外敌提供翻译服务的翻译人员，难免有助纣为虐之嫌。因此，翻译人员的艺术形象在很多时候是负面的，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翻译人员的形象常常等同于汉奸。翻译人员的这种汉奸艺术形象在抗战题材的影视片中比比皆是。汉奸翻译官这种艺术形象，由于符合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所以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翻译人员的这种负面形象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明代中西交往的萌芽期。《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版）中，从《史记》到《明史》都找不到“汉奸”一词。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元代胡震《周易衍义》卷六之中：“子突欲去卫朔而反遇四国之毒吝也。然志在辅正，于义何咎？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义何咎？葛亮欲殄汉贼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贼，于义何咎？”李固为东汉冲帝时的太尉，冲帝死，因不附大将军梁冀，建策立清河王被免官，桓帝即位后被捕，遂死于狱中。很明显，此处的“汉奸”是“汉朝廷奸臣”之略称，并无“出卖民族利益予外国外族”之意。换言之，这与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的“汉奸”并非同物。汉奸的这种用法只是一个特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词汇。

体现出民族共同体意义的“汉奸”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代康熙中期。田雯在《古欢堂集·黔书》中写道：“苗盗之患，起于汉奸。或为之发纵指示于中，或为之补救弥缝于外，党援既植，心胆斯张，跋扈飞扬而不可复制。”这句说话的意思是，在清朝建立对于贵州苗族的统治体系的过程中，遇到了苗族的抵抗，而躲在幕后指使和组织抵抗的却是汉人。

田雯，字纶霞，山东德州人，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进士，二十六年授贵州巡抚，三十年因丁母忧去职。其《黔书》撰写于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时为贵州巡抚任上。田雯在处理贵州“苗人”问题时，他以“汉奸”一词谴责部分汉人“通敌”。这说明他认为“汉”与“满”在苗民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反抗清朝就是损害汉人的利益。当然，这与当时田雯所处地位有关。

在《二十五史》中，只有《清史稿》中有“汉奸”一词。“汉奸”一词原至清朝初年，其原意与现在使用方式相差甚大。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就被清室皇帝骂为“汉奸”。该意义下的汉奸，指的是汉族奸细，其所损者乃满族统治利益。清代首位使用“汉奸”一词的统治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力标榜清王朝即中国王朝、清的统治也给“汉人”带来巨大利益的雍正皇帝。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五月，雍正对川陕、湖广、云贵、两广督抚提镇等大员说：“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苛派，甚至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孰非朕之赤子？方今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切向隅，朕心深为不忍。然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由汉奸指使，助虐逞强，无所不至。宜严饬土司，毋得肆为残暴，以副朕子惠元元、遐迩一体之至意。……倘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宽纵。”《清史稿》（列传九十五·方显）：“雍正四年……总督鄂尔泰议开苗疆，改土归流，云南东川、乌蒙、镇雄诸土府既内属，贵州苗未服。……鄂尔泰召显问状……因条上十六事，曰：别良顽，审先后，禁骚扰，耐繁难，防邀截，戒姑息，宥胁从，除汉奸，缴军器，编户口，轻钱粮，简条约，设重兵，建城垣，分塘汛，疏河道……”在《清史稿》（列传九十四·张允随卷）有以下一节：“（乾隆）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裸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饥民百余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赈济。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置。’”

《清史稿》中的“汉奸”出现了多次，其中多数是对参与西南少数民族抗清活动的汉人的称呼，只有少数几处提到的“汉奸”和欧洲列强有所牵扯。《清史稿》（志一百二十九）：“秋七月，犯江宁……英人要求各款：一，索烟价、商欠、兵费银二千一百万；一，索香港为市埠，并通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一，英官与中国官用敌体礼；馀则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此处的汉奸指的是为英国人服务的中国翻译人员。

《清史稿》是我国史书中首次提到“汉奸”的史书，这意义下的汉奸，指的是汉族奸细，其所损者乃满族统治利益。此后，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汉奸这个词开始用来指称翻译人员，此意义下的汉奸，不分满汉，指的是叛国奸细，其所损者乃中国整体利益，比较接近当代的流行说法。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期间，乾隆皇帝针对英国国王表文于九月初一（10月5日）提出了四项反制措施，其中第三条是严查内奸，究出治罪：“凉必有内地汉奸私行勾引前来，希图渔利。此等奸民最为可恶，……应即严切查察，究出勾引奸商数人，从重治罪，以示惩儆；即或一时不能查出，亦须时刻留心，认真访拿。毋任滨海奸民，勾结外夷，此最为重要。”［1］

汉奸和翻译人员是两种人群。汉奸不等于翻译人员，翻译人员也不等于汉奸。但是，随着中外矛盾的不断加深，汉奸和翻译人员从清乾隆年间开始划上了等号。

翻译人员掌握多种语言，能够在不同语言人群之间帮助沟通信息。这种协助沟通的工作，如果在平时，无疑是不会有卖国嫌疑的。但是，如果发生在战时，比如说中国和外国关系紧张甚至于处在激烈的战争状态时，为外国人提供翻译服务的行为，常常会有卖国的嫌疑。这时候，为敌国服务的翻译人员就常常等同于汉奸了。

清朝末期，中华民族面临世界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前夕，中外矛盾已经非常激烈。这期间，跟随外国人为外国人翻译的中国人常常不被视为汉奸。鸦片战争的1839年，林则徐、邓廷桢在《札澳门同知传谕义律准驳条款》中对“汉奸”一词含义做了明确的界定，将一切私下与外国人交往的中国人都定为汉奸：“各国夷商来粤贸易，所有货船进（黄）埔，及夷商在省（指广州）在澳，均准由洋商雇给买办工人应用，定例所不禁。乃有一种奸徒，不由商雇，私与夷人往来，勾串营私，无所不至，是以内地名曰‘汉奸’。”［2］

道光皇帝对汉奸也是深恶痛绝：“汉奸通夷助逆，最为可恨！”“汉奸以外夷为护符，外夷以汉奸为爪牙。”［3］1106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官员往往将中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汉奸：“该夷火器而外，本无所能；一切主谋，皆汉奸从中布置。”［4］因此，清朝官员始终认为“查办夷务，尤以缉拿汉奸为要”［3］270；“海防之要，首在严办汉奸。”［3］296

这些为外国人服务的人，他们必备的技能之一就是会外语，能够为外国人翻译，而这样的人往往是翻译人员。在鸦片战争期间，翻译人员常常被当成汉奸，原因就在于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能力为外国人服务。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洋人都不是好东西，所以为洋人提供翻译服务的翻译人员自然也不是好东西：“凡土人晓习夷语，夷人买卖从中为之说合者……实系汉奸。”［5］629这种逻辑就跟“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这条逻辑一样荒谬，但是，正是这条逻辑，使得翻译人员和汉奸划上了等号。

这种将与外国人交往的翻译人员视为汉奸的泛政治化倾向早在明末就已经很普遍，只是当时还没有把这些翻译人员称为汉奸而已。16世纪末的明代末期，传教士利玛窦从澳门到香山，在香山城门上张贴着盖有新任总督郭应聘大印的告示：“据各方严讼，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偿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6］这里，显然将翻译人员（舌人）等同于汉奸了。

最早将为外国人服务的中方翻译人员称为汉奸是在明代正德年间。明代正德十二年至十五年（公元1517年至1521年）间，葡萄牙派往中国北京协商通商的第一个使团到达中国。这是葡萄牙也是欧洲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这个使团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期间，为葡萄牙人担任翻译服务的是一个名叫“火者亚三”的中国人，他被后来的翻译史学家称为汉奸通事：“亚三甘愿沦为汉奸通事，贿赂贪官，收集情报，使葡人得以深入我国内地，后终因仗势骄横而伏诛。”［7］通事是我国旧时对翻译人员的通称。

到了19世纪，这种把翻译人员视为汉奸的心态就愈发明显了，尤其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很多奏折和其他官方文件中，很容易发现这种将翻译人员等同于汉奸的逻辑：“至夷人帖子……，即神光寺二夷，亦皆不能书写汉字，其为出自汉奸之手无疑。”［8］这里，将为洋人翻译帖子的翻译人员看成了汉奸。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三月，“留心夷务”的工科掌印给事中邵正笏给皇帝上了一个折子，把汉奸与外语能力直接挂了钩：“查夷人之桀骜不驯，必有汉奸从中唆使。盖夷人与汉民言语不通，未能周知内地情事，而汉奸乃得以传递消息，播弄是非，以遂其肥己之计。臣闻汉民之居澳门者，半通夷语，最易藏奸。”［5］75

明清时期，这种将翻译人员视为汉奸的心态就是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汉奸翻译官形象的源头，其影响至今仍然持续。其实，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有关翻译人员的负面形象，只是对极少数翻译人员的艺术概括，根本不足以反映翻译人员的全貌。

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职业，现在更是一个庞大的职业。目前，我国翻译人员的数量约为100万之众。翻译人员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都为各民族、各个国家人民的交流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社会的进步；没有翻译，世界一天也不能存在。”［9］我国翻译行业产业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据不完全统计，到2008年底，我国各种翻译服务机构已超过3000余家，翻译服务市场的产值已突破300亿元人民币”［10］，据有关统计，“中国现有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人员约6万人”［11］，“目前我国有职业翻译4万多人，从业人员超过100万人”［12］。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翻译大国，“无论外译中还是中译外，中国都是世界第一。”［13］因此，为全面反映翻译人员的历史功绩及其重要地位，需要塑造更多的翻译人员的正面形象。

[1]秦国经.从清宫档案看英使马戛尔尼访华历史事实[M]//张芝联.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1326-31332.

[2]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M].济南:齐鲁书社,1984：141.

[3]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 1979:2665.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6]郭廷以.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156-157.

[7]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M].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8.

[8]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87.

[9]中国译协表彰239位资深翻译家,季羡林获终生成就奖[EB/OL].http://www.china.com.cn/txt/2006-09/26/content_71 94921_3.htm.

[10]王国平.翻译学科建设与翻译教育发展[N].光明日报,2010-01-27.

[11]我国距离“翻译强国”依然遥远[N].文汇读书周报,2004-11-12.

[12]许岩.两大权威翻译证书面对面[EB/OL].[2003-10-17].http: //www.sg.com.cn/wagz/t20031017_536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