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瑜

城市漂泊者的梦想与辛酸

马 瑜

20世纪90年代，复杂多变的社会人群中又出现了一批新人类——“北漂”一族。邱华栋、徐坤等人用他们的笔描绘了这些大城市中的漂泊者，展示这些漂泊者对城市的憧憬与梦想，以及城市的冷漠与无情带给他们的无尽辛酸与无奈。

城市；漂泊；欲望；冷漠

一、城市的漂泊者的美丽梦想

“从《手上的星光》开始，邱华栋写出了各色各样的城市人，这些人的外部身份——职业、阶层、处境、长相在不断的变化，可是有一点却是基本不变的，那就是他们几乎都属于城市的闯入者，是一群赤手空拳、冒冒失失、怀揣着梦想闯进陌生世界的年轻人，是一些城市浮萍和无家可归的外来人。”［1］邱华栋笔下的主人公大多都遵循着一条同样的生活轨迹：漂泊者们带着各自的梦想，充满希望地从全国各地涌入到处处充满欲望的大城市，梦想抓住春天的脚步，登上城市这趟幸福列车；刚开始，他们青春、清纯，心中充满理想激情，但物质贫乏，不甘心自己物质贫乏的“漂泊者”们开始在城市中积极奋斗想融入城市，做城市的主人。然而残酷的城市让他们感觉到的是冷漠与拒绝。即使有些人掌握了城市的生存法则，成为了城市中的佼佼者，但却为此失去了青春、理想、激情、纯洁甚至爱情，成了一个再也无法感受幸福的空心人。

城市虽然是盛开梦想的地方，但也潜藏着致命的危险，它像老虎机吞吃硬币一样吞吃失败的生命个体。然而每天仍有众多的流浪艺术家、毕业大学生、音乐人、打工妹源源不断地涌来，冲动、不安、困惑和焦躁充斥着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为它增添新的动力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压力。城市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正像邱华栋所说：“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入上层阶层了。”［2］邱华栋显然是一个具有强烈城市意识、全身心融入城市的作家，他对城市的表述闪烁着现代城市迷离华美的色彩。

“这时城市里所有的灯都亮了起来，人们像幽灵一样在走动，他们全是欲望的容器，在城市里昼夜不息地活动。”［3］322在邱华栋的表述里，城市是最大的欲望容器，金钱是测量欲望的标尺。正是在这种尺度下，各种相异、相背、相对立的事物才能泯灭差别趋向一致。这就是现代城市强大的包容性与吸食性。邱华栋把它比喻成玻璃山，“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必须得尝试去爬爬那些城市玻璃山。肯定有人在这里摔得粉身碎骨，也肯定有人爬上了那些玻璃山，从而从高处进入到玻璃山楼厦的内部，接受了城市的认同，心安理得地站在玻璃窗内欣赏在外面攀爬的其他人，欣赏他们摔下去时的美丽弧线。”［3］1-2这些城市漂泊者，就是赌徒，来到北京这个大城市就是为了在这座轮盘或老虎机面前下注。“我和杨哭从东部一座小城市来到北京，打算在这里碰碰运气。我们都很年轻，因此自以为赌得起，更何况北京是一座轮盘城市。”［3］1他们渴望占有这座城市，渴望在城市中自由挥洒自己的欲望。欲望成为了城市生活的基本色调，成为了城市繁荣的推进器。

二、城市漂泊者无尽的欲望

《生活之恶》中的眉宁是一个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大学生，却以自己的处女之身换来一套三室一厅，最后堕落为出入星级酒店、追逐物欲的高级妓女。吴雪雯因受骗而报复男人，她自甘堕落为高级妓女，当勾引到的男人已经离不开她并向她求婚时，她又无情地摧毁男人的情感与意志，并从男人失神的情态中获得一种快感。《手上的星光》中的林薇从一个单纯、美丽、清爽、自然的女孩变成了“在路上流浪的一只猫”，一个与无数男性有过暧昧关系的小脏孩。《音乐工厂》中的杨兰来到城里靠出卖肉体挣钱，她要把男人口袋里的钱都骗到这里来，立志买一座别墅。当她还差最后一百万时，她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苜蓿花环》中，“我”一直在寻找戴苜蓿花环的姑娘，但是却和广告策划合作人苏玫在“我”编织苜蓿花环的地方完成了刺激的一夜情。当飞机到达北京后，他们便理智地分手，成功演绎了现代都市的游戏规则。

这些漂泊者以躯体、灵魂、青春、理想等作为筹码，与城市做一笔肮脏的交易，以金钱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自身才是金钱的猎物，他们最终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正如《闯入者》中所说，“整座城市只是一个祭坛，在这个祭坛上，物是唯一被崇拜的宗教，人也为了物而将自己毫无保留到献给了这个祭坛。”［3］196当城市人将欲望当作神来虔诚地顶礼膜拜时，人也就被物异化了。在邱华栋的小说中，作者不断地离开叙述追问城市，抱怨进入城市就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环境戏剧人》中，作者写到：“只要离开了故乡，生活在改变一切的城市中我就永远回不去了。”“城市已经彻底地改变与毁坏了我们，让我们在城市中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持证人、娼妓、幽闭症病人、杀人犯、窥视狂、嗜恋金钱者、自恋的人和在路上的人。我们进入都市就回不去故乡。”［3］107-108

实际上，城市用固有的法则和节奏改变着每一个到这里来的人。一方面，物欲是作品中最为有力的支配力量，也是最为有力的毁灭力量；另一方面，人在永无止境地追求着物，又在不断地诅咒着物、寻求着摆脱，犹如困兽斗。这种看似矛盾的判断表现出表意的策略，即人类向上、不甘堕落的精神和人类贪图金钱和物欲享受的物质需求之间的对峙状况。

邱华栋一边书写欲望，一边又对物化的现实进行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邱华栋的作品才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对城市又爱又恨的感觉，使他的小说呈现出繁复意蕴。邱华栋把北京的城市性和时代的物欲性紧紧联在一起，不厌其烦地细述高级轿车的车牌、高档衣物的价钱，表现出作家对城市的认同感、对城市物质的爱恋，同时也泄露出作家和城市的距离感。

三、城市漂泊者无奈的心酸

女作家徐坤这两年也致力于描写“北漂”一族，但徐坤并没有让这些漂泊者们进行深刻的思想挣扎，她笔下的主人公不论是成功还是受挫，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自然的进入城市，自然的生活在城市，在城市中有一种自然的挫败感。

在《早安，北京》中，徐坤讲述了从北大毕业的泽原因“工作缺少魄力”40岁了还只是机关的一名处长。20多年的城市生活已经让泽原成为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发着卷舌音、牢骚满腹、抱怨天气、抱怨交通、抱怨外地民工太多影响了治安、打搅了当地人的生活。”［8］母亲东北乡下的哥哥——泽原二舅唯一的孙子林耀宗被老师预言将会考上重点大学，二舅一家兴高彩烈地带孙子来看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这一家的北京之行打破了泽原的平静生活。林耀宗忧郁而又惊奇的眼神让泽原感动，这正是他年轻时的表情。在北京上学、生活曾让泽原感到无比自豪，这可是伟大的中国首都！托人为二舅一家买的火车票却被二舅一家卖掉，买成了便宜的汽车票，恼火的泽原还是去陪了他们观看升国旗仪式。当泽原看见二舅一家肃穆而立，林耀宗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泽原明白了：他已经熟悉的北京，仍然是多少外省有志青年心中所敬仰的圣地。

《杏林春暖》中的主人公——民生，原本在县里文化馆工作，因为一位北京著名编辑来县里采风的称赞民生的诗有才气，会有更大的发展。民生把“会有更大发展”听成了“到北京发展”。于是他辞了工作杀到北京找到那位称赞他的老师，哪知把老师吓了一跳，说“其实，哪里都可以有诗情的啊！不一定非得辞职进北京。”［9］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没听说谁漂出来以后再无端返回去的，也只有闭着眼睛往前闯了。民生做过不少职业，都是打零工和短工，没有一样能干得长。居无定所、交不起房租、一年搬12回家。民生在36岁本命年来临之际打算结束自己的漂泊生活，他认为再这样无为地漂下去只剩下了挫败感。命运就在此时青睐了民生，民生在电视台做节目助理时结识了48岁的亿万富婆美惠。民生被美惠神奇的年轻与绰约的风姿吸引。美惠也被五官俊朗、包着头巾貌似具有艺术家气质的民生捕获。民生成功地成为了全北京吃最大软饭的那位。过了一年舒服的日子，民生城市流浪汉的脾气又犯了，他寻花问柳，最终与一小姑娘出了轨。他最后竟要求与美惠离婚分财产，美惠淡淡地让他研究研究《婚姻法》再谈分财产。想到重新再当流浪汉的窘迫，民生又乖乖回来继续做美惠的哈巴狗，决意再忍辱负重8年分得家产再离开这老女人。安逸的家居生活将他养得白白胖胖，既没了文人政客的机警，也没了诗人的放达，艺术家的气质也随之消逝了。

徐坤静静地描绘着林耀宗的眼泪，淡淡地讲述着民生的思绪变化。不论是城市冷漠吞蚀了泽原的热情，还是城市的欲望毁了灭民生的信心，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也许徐坤给我们展示的这种安静的漂泊，也正是城市对于漂泊者的另一个态度——漠然。

[1]李洁非.城市相框[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162.

[2]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J].上海文学,1995（4）.

[3]邱华栋.哭泣游戏[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8]徐坤.早安,北京[J].小说月报，2005（1）．

[9]徐坤.杏林春暖[J].小说月报，2007（1）.

I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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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0）10-0116-02

马瑜（1978-），女，甘肃白银人，硕士，宁夏大学（宁夏银川750000）民族预科教育学院讲师。

2010-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