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文化概略

2010-08-15高思峰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24期

关键词：华北农村文化

高思峰

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文化概略

高思峰

乡村传统文化是近代乡村社会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我们了解“乡土中国”的主要切入点。近代华北乡村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近年来，对近代华北乡村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华北；乡村；文化

乡村社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是整个中国近代史发展、演变的基础。在乡村社会变迁中，乡村文化是其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起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取向、文明开化、发展导向等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近代华北乡村传统文化转型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些研究中，既有对近代华北乡村传统文化变迁的整体研究和理论分析，又有对华北乡村传统文化转型的个案研究，还有围绕着价值观念、传统仪式、社会习俗、精神信仰、家庭与家族、文化教育传统文化领域的专题性研究。本文拟对学术界关于近代华北乡村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动态做一梳理。

一、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文化的整体研究

对华北乡村文化的整体研究是我们研究近代华北乡村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代表作有乔治强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和郑起东的《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等。乔著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近代华北农村的社会变迁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勾勒，对社会构成、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功能进行了具体研究，总结出近代华北农村地区变迁过程中被动性、迟滞性、不平衡性和复合性四大特征；郑著对于近代华北农村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总体阐述，通过对华北农村的教育组织、娱乐组织、宗族组织以及宗教组织等的分析，认为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结构是十分严密的，同时对国家权力和农村自治组织的权力结构关系也作了揭示。

二、近代华北社会文化教育

近代乡村文教研究是近代乡村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郑起东的《近代华北乡村教育的变迁》及李伟中的《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等。

郑起东在文章中指出，近代华北的乡村教育经历了由旧式教育至新式教育的转变，其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式教育在近代已极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并构成障碍。新式教育是在同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也是农民对新式教育由敌视到接受的过程。李伟中在文章中对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山东邹平、菏泽以及河北定县3个北方实验县的县政改革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推行平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文化荒漠化等现象，在乡村文化输入和乡村教育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如果社会大环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没有制度化的乡村文化普及和人才培养，外部文化和人才的输入对乡村的影响就很有限，也就培养不出乡村的现代社会力量。

三、传统婚丧礼仪

近代传统仪式的变动及其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近代乡村社会的文化特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乡村婚姻礼仪和丧葬礼仪的研究上。代表作有徐永志、吕炳丽的《近代华北民间婚姻述论》和董江爱的《近代华北农村丧葬礼制的特点及成因》等。

徐永志、吕炳丽对这一时期华北汉族婚姻诸方面的演进过程进行了探究，作者指出，近代华北的民间婚姻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的动态演进过程，它的延续与断裂、重组与更新，不仅表现了当时这一地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某些方面的迟滞与倒退，这种进步因素与落后因素的杂揉并陈，正是近代华北社会文化变迁的最为基本的历史特点。董文对近代华北农村丧葬礼制的特点和成因作了分析。作者指出，近代华北农村由于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和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影响，基本上延续了古代丧礼，其总特征为繁文缛节的厚葬久丧，而鬼神观念和封建礼教的影响、出于小辈对老辈的尊重和爱戴以及孝子们的个人需要是导致这些繁缛丧礼现象的主要原因。

四、乡村社会习俗

不少学者通过具体事例揭示社会习俗的变迁，同时深挖其背后的文化社会结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焦静宜的《浅析民初华北农村社会习俗逆向势力》和饶明奇的《论近代华北农村服饰的变迁》等。

焦文着重论述了近代华北乡村习俗变革中的守旧力量的影响与作用。文章从思想障碍、社会阻力、生产力的低下、新生的腐化现象诸方面论述了制约和阻碍乡村风俗改革力量的复杂性、复合性。饶文指出，近代以前的华北农村，整体水平较低。近代以来，这种状况有所变化：各种新颖的服饰款式不断出现，种类日渐增多。这种变化是缓慢而又不平衡的，对华北农村的整体社会变迁具有积极意义。

五、乡村的价值观念变迁

近代乡村社会在剧烈的变动过程中，传统社会中成型的教化模式发生变动，与此相应的乡村民众的义利观和价值取向都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乔志强、邓德艾的《在“义”与“利”之间——近代华北农民传统价值观的转向及其困守》和李军、王守恩的《浅析近代华北农村的崇利重商之风》等。

乔文指出，在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传统的贵义贱利价值观赖以支持的经济基础逐渐瓦解，而反映西方价值观念的商品意识的色彩却日益浓厚；然而，经受绵延几千年儒家文化浸淫的近代华北农民，其自身带有的更多是封建母体遗传下来的基因，贵义贱利依然是他们精神生活的基本趋向和评判人事的尺度。在义与利之间，近代华北农民是矛盾而又彷徨的。李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贬利贱商的传统风尚衰落下去、崇利重商的近代新风兴起和盛行的情况以及带来的社会效应做了初步探讨。作者认为，“社会近代化进程导致了华北农村崇利重商之风的兴起和盛行”，反过来这一风尚的兴起和盛行又在若干方面对此进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六、社会精神信仰

传统乡村社会的精神信仰对乡民的逻辑思维、价值倾向、伦理道德、社会信念、行为方式等方面产生了具体而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傅建成的《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农家庭的宗教信仰》和江沛的《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述评——以冀东诸县为例》等。

傅建成在文章中认为，由于自古以来，家庭实际上一直是人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基本社会单位。虽然民国时期破除迷信、改造乡村的呼声一度很高，但农家宗教信仰的内容及体系并没有多大的破除。从这个意义上说，凝重而强烈的宗教信仰，恰是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家庭生产与生活缺乏保障状况的反映，同时也体现出农家在无保障的社会环境中希求稳定的意向。江沛通过对冀东城乡的民间信仰的调查，认为民间信仰出现了在传统与现代性间不可逆转的变化，呈现出神人合一、实用心态、多神崇拜、信仰式微等若干基本特征，这一切构成了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这一地区乡土文化和民众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七、社会家族

关于近代乡村社会的村落家庭与家族文化方面的研究，代表作有兰林友的《华北宗族的表达性和文化性》和唐军的《蛰伏与绵延：当代华北村落家族的生长历程》等。

兰林友通过对华北宗族特征与一般宗族特征的比较，认为近代华北宗族外显的宗族特征不明显，是一种残缺的宗族，文章对黄宗智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关于宗族组织和变迁方面的论断也提出了质疑。唐军则通过对河北省P县下冀村恽姓大家族在建国以来几个重大社会事件中的表现，描述并解释了华北乡村家族行动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形势和表现，分析了转型期家族发展的历程和意义。

八、海外学术界对近代华北乡村文化的研究

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杜赞奇（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和李怀印（美国密苏里大学历史系）的《二十世纪早期华北乡村的话语与权力》等。

杜著通过对河北和山东的几个村庄的个案研究，对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经纪统治、现代化建设、宗教与宗族以及地方领导等方面做了分析，把整个华北社会置于一张严密的权力文化网络之中，细致入微的论证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间的互动关系。作者主张以文化为立足点来研究和考察历史，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对于我们研究乡村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李文指出，在乡村社会村社生活中起作用的有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惯例（established practice），这些惯例以及建构在它们之上的村社话语（discourse）不那么容易被察觉。文章旨在透过对华北村社内部一系列冲突的分析，揭示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实际互动关系及其在塑造村社结构方面所起的作用。这样一种显性权力与隐性话语并重的研究方法，为我们理解20世纪早期华北村社的性质以及华北乡村社会的文化权力结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