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

“李陵之祸”及其文化意蕴

李丽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来说不论是心灵上还是身体均造成很大的伤害，论述了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的内外因及其为李陵开脱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李陵之祸；司马迁；文化意蕴；

2000多年前，一个文人司马迁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之后，忍辱负重，以心灵的煎熬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史记》。他所受磨难的根源即“李陵之祸”，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1］2493《报任安书》也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2］131李陵之祸可谓是司马迁平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分界线。本文试图对李陵之祸的根源及文化意蕴作阐释。

一、李陵之祸的来龙去脉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凭借强大的国力，汉武帝一改以往妥协的和亲政策，采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汉匈关系。他派自己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趁此借军功封侯，另派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将辎重”。李陵拒绝了汉武帝的命令，率5000步兵单独出征，以分散匈奴对李广利的军事压力。

百经战场的李陵只“提步卒不满五千”，即使面对左右贤王新调来的8万军队，毫无胆怯且越战越勇，“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耳虎口，横挑疆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载十有余日，所杀过当”［2］129。在单于目瞪口呆准备撤兵时，谁料李陵的一名部下降服单于，将李陵的军情统统献给单于，最终导致李陵“食乏而救兵不到……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1］2204

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迅速传到汉武帝的耳中，汉武帝震怒“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2］129，朝议之时舆论瞬时一边倒，大臣们纷纷要求严惩李陵。汉武帝征求太史令司马迁的意见，为了宽慰汉武帝的心，司马迁“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2］129，认为李陵是个国士，一心一意报效国家。且以5000步兵，交战10余天，所立下的功劳也足以告慰天下。他坚持认为李陵并非真降，而是伪降，若有机会，李陵一定会报答汉朝的。

与为李陵开脱相比，司马迁更多的是宽慰汉武帝的心。但人心叵测，汉武帝听后龙颜大怒，定他为诬上罪处理。“他没有认识到李陵叛降的严重性，也没有认识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这是一个人的大节问题。”［3］24他是李陵之祸的直接受害者，直接被打入死囚牢。然而此时司马迁歌颂“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重任在身，伏法受诛已不现实，加之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接受了宫刑。这便是改变司马迁一生的重大事件——李陵事件。

一场小小的口舌之争远不足以酿成腐刑的悲剧。“据刘宋裴骃《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亦有记载：（魏明）帝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肃）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4］418可见汉武帝对司马迁本就存有戒心，而为李陵辩护只是导火索。

二、李陵之祸的意蕴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司马迁在绝望中选择了宫刑。宫刑不单是残酷的肉刑，也是对精神和尊严的粗暴践踏，但其残酷的表面隐含着深刻的文化意蕴。

（一）牵挂李家命运的人文关怀

文学以探究人的命运、本性为主，体现出对人物命运的关怀。司马迁著《史记》的最终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31。在遭遇李陵之祸后，他成了一个男人、士大夫、文人的另类。司马迁曾诉说过自身的痛苦“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2］131他命运多舛，但作为一名士大夫，时刻不忘关注身边人物的命运，尤其在李家命运上。

李家世代为将，效命朝廷，安国邦，忠心耿耿、日月可鉴，却没有得到朝廷相应的器重，司马迁为此感到颇为惋惜。大将军卫青的霸道，李广在战败以后被逼得自杀。李广自刭之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流涕。”［3］60司马迁在刚刚入朝做官的那一年，李广的儿子李敢是他的上司，李敢不满意自己的父亲冤死，曾当着很多人的面侮辱过卫青。卫青自知理亏，一言不发，这却惹恼了霍去病。在一次出猎的时候，霍去病借与汉武帝打猎的机会，用箭射死了李敢。对外则宣布李敢触鹿而死，若悉实情则令人心寒。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后附了一段关于李敢的很短的传记，“上讳云触鹿杀之。居岁余，去病死。”［1］2203他在写李敢的传记交代霍去病实际是在暗示霍去病恶有恶报。而司马迁与李陵“同居门下”，共事多年。由此可见司马迁与李家3代均相识，他本人在心里也默默地关心着他们。

自古英雄的情不是沉迷于花前月下的浪漫，而是投放在报家报国的大爱之情，但人生之结局留有太多遗憾。不论从李广与匈奴大小70余战的功勋来看李广的结局，还是从李敢汗马功劳难以统计却背负触鹿而死的幌子，或者从李陵被迫降于匈奴事件本身来看，均皆秉持“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理念。大明大鉴的智者司马迁认为降将未必是对历史有罪之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冷静爱国，才是强国之道，也是强国之首。李陵投降匈奴千夫所指，其实李陵有苦衷。他投降匈奴有多种原因：如情势所逼，汉朝“裙带风”盛行，当时社会大趋势使然等。

（二）揭示圣贤通道的艰难历程

“圣贤不得通其道”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体现中国文化的根本性精神。“内圣外王之道”皆历代士人的人生理想，它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内足以资修养，外足以经世。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是内圣的价值体现，内要有道德理想，外要建功立业。

中国文化本身具有“悲剧性”，因而中国文学也带有“悲剧性”。“圣贤”文化是古代圣人的文化理想，属于贵族社会的最低层，作为民众的最上层，处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它是为社会整体来着想，提出政治、社会、理想是天下公立。圣人借王权来实现其目标，王权要拉拢圣人来证明王权的合法性。《史记》中渗透着一种“气”，正因为气的存在，使人物传记成为一首诗。《史记》可谓是气的郁结与史的诗化，气充乎其中而动乎其言也。司马迁最初写《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31，受到政治迫害之后则融入了“发愤”的因素，为的是“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也”［2］131。

常言道：“世路崎岖难走马，人情反复易亡羊。”汉武帝召集官员讨论李陵败降之事，群臣纷纷落井下石，无视李陵为了“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虽古名将不过也”［2］129，惟有司马迁仗义执言，认为李陵已经以远超过自己兵力的战功击败敌人，只是身陷绝境才迫不得已做出了投降的选择。凭着他历来的人品操守，相信他会很快回来报效朝廷。在司马迁遭受汉武帝的政治迫害时，“重为天下观笑”［2］129、“重为乡党戮(辱)笑”［2］131，昔日司马迁在朝廷内外的亲朋好友，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帮他说话，更无人慷慨解囊。“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1］1785，“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1］2367，“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2］129，一个披肝沥胆，一个逃之夭夭，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雄性气息张扬、杀伐征战不息的汉代，司马迁选择了受宫刑，不蚕室，蒙受奇耻大辱。正如余秋雨在《寻觅中华》所讲到的：“他决定活下来，以自己非人的岁月来磨砺以人为本的历史，以自己残留的日子来梳理中国的千秋万代，以自己沉重的屈辱来换取民族应有的尊严，以自己失性的躯体来唤醒大地刚健的雄风。”

（三）忠守自我刚正的个人风格

司马迁具有史学家和文学家崇高的人格和超俗的情操，拥有敢于仗义执言的勇气和嫉奸妒佞的品格。他怀有高度的责任感，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立志重于泰山决不轻于鸿毛的生死观，以及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让我们真正走进一代伟人的心灵世界，加深对其文其人的认识。

生活中，文人司马迁内心充满一种仗义执言的欲望，或者说有一种情感在他的心里反复地翻涌。他曾吐露：自己与李陵“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结殷勤之欢”［2］129。而汉武帝问起他对李陵的看法，他严肃而郑重地说：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囯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到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5］33

司马迁“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2］129，很想报答汉武帝的知遇之恩，分担一点龙颜扫地的尴尬，分担一点忧愁。“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2］128的士大夫强调李陵体恤部下，虽然投降了，无非是在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再来报答皇帝的恩情，实在是无奈之举，也是权宜之计。而自己却因此被定下诬罔之罪。

著作时司马迁坚持实录的原则，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对待传记人物，尤其是历代统治者，他敢于揭露和批判，大胆实录。在《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既展示了吕后的超人才能，也毫无掩饰她的勃勃野心。

综上所述，特定时间维系中的人永远是不充分的、不完满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充满智慧和活力的人，那么他的生命深处会有一个永恒的意志，那就是对完满人生的追求，对总体性生命的向往，完满人生就是人类生命中的终极层系。

虽然李陵之祸确实给大文学家司马迁造成了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伤害，但是司马迁为李陵辩解却正好折射出了司马迁本人及其当时社会浓厚的文化印记。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文化印记对人们的言谈举止，对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有一定的影响。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胡佩韦.司马迁和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胡双宝.历史人物传记译注：李广·李陵·苏武[M].北京：中华书局,1981.

K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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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0）24-0138-02

李丽（1985-），女，陕西渭南人，陕西理工学院（陕西汉中723000）文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六朝文学。

2010-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