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文集《萤火赋》等八首诗文作年辨证

2010-08-15贾军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24期

关键词：骆宾王临海陈氏

贾军

骆宾王文集《萤火赋》等八首诗文作年辨证

贾军

初唐骆宾王文集全文编年始于晚清学者陈熙晋，较之于明代万历黄兰芳以来诸家对骆集诗文作年的考证，从中可见陈氏于骆集编年考证方面用功之精审，但后人对其多持异说。从陈氏治学特征入手，排比诸说，考察其中几篇作年。

骆宾王文集；陈熙晋；作年

对于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文集注释本，学者马茂元认为：“明清两代流行的骆集……，陈熙晋笺注的《骆临海集笺注》后出，最为完善。”［1］P437对于骆集全文编年，亦始于陈氏。陈氏以前各家注本仅涉及零星诗文的作年考证，按：从《骆宾王文集》宋蜀刻本算起，《咏鹅》诗是骆宾王诗文中确定作年最早之一篇，其余诗文的作年考证，自明朝万历始，至陈氏以前，仅为《萤火赋》、《幽絷书情通简知己》、《畴昔篇》、《上司列太常伯启》、《与亲情书》、《讨武瞾檄》等六首。又，《代李敬业檄》，历来传颂，其作年诸家都认为是中宗嗣圣元年（684）秋九月，与新旧《唐书》所载符合，于此不赘。下面，首先就上述诗文之作年，笔者拟从考述陈氏治学特征入手，胪列众说，提出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萤火赋》等五首诗文的作年考辨

卷四《狱中情通简知己》题注云：

按诗中有云“三缄慎祸胎”，又云“绝缣”、“疑璧”，当由上疏言事后，横被以脏罪也，然则此诗盖作于为侍御史下狱时云［1］154。

黄兰芳平注本于其下亦云：“公当幽絷之时形影相怜，语甚激烈。”［2］卷三陈氏以骆诗“祸胎”、“绝缣”、“疑璧”三处用典而推断作年，与黄氏之说大略相同，故此处陈氏考证似有参酌黄氏者。骆祥发认为永隆元年（680）春［3］389，王增斌认为仪凤三年（678）春［4］96，张志烈认为调露元年（679）春［5］204。今观诗中有“青陆春芳动”等句，再参以黄、陈二说，即初下狱时作，则王增斌认为仪凤三年春作，较为合理。按：陈氏笺注，此首与《萤火赋》、《在狱咏蝉》二首在写作时序上是递进的。

卷五《畴昔篇》题注云：案：临海生平行迹，略见于此篇，当作于出狱之后，未除临海丞时也［1］161。

此处，陈氏仍按诗意推测其作年。然万历施会元羽王评注本《骆宾王狐白》于题上批曰：“按此以‘畴昔’名篇，可以知为敬业败后之作，其叙述累匕颇为详悉，是亦可知其履历心迹之大概，而全身免祸之知趍人于寻常万上者不止为词人文等已也”云云［6］骆宾王狐白卷下。陈氏在诗末注云：“临海以仪凤三年遭诬见絷，据《在狱咏蝉》诗序，有平反已奏之语，当于次年秋得释也；《旧书·高宗纪》：仪凤四年正月己酉，幸东都，六月辛亥，制大赦天下，改仪凤四年为调露元年，二年十月己酉，自东都还京，据‘驿使关东，天波万里’之句，盖高宗调露元年六月大赦天下改元后，自东都制旨宽宥也，虑谗佞之无穷，谢局蹐而长往，厥后临海之除，尚愿不及此也，始托寰中，末辞三辅，岂志在享爵禄者哉。”［1］175今据此诗末云：“涸鳞去辙还游海，幽禽释网便翔空……谁能局迹依三辅，会就商山访四翁”等数句看，符合宾王出狱时如释重负和洒脱豪迈的心境，全诗虽然俱为叙述生平之语，但通篇诗并未看出从敬业举事前后之蛛丝马迹，此处，陈氏据骆诗意和史事严密推理，并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鉴赏态度去分析骆诗本意，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则黄氏之谬甚矣，陈氏不采其说亦颇有理。今人骆祥发认此诗作于高宗永隆元年（680）秋［3］389，王增斌考证宾王出狱以前之诗、文作年，均引《畴昔篇》作为佐证，出狱后之诗、文系年再未据引是诗作证，可见王亦以此篇为出狱之作，但未说明具体作于何年［4］79-101；张志烈主张调露元年出狱后之作［5］206，仪凤四年即调露元年，盖与陈氏相合，陈氏亦言此年作，笔者同意是说。

卷六《萤火赋》题注云：

按此篇当是为侍御史上疏下狱时作［1］198。

《萤火赋》首句云：“余猥以明时，久遭幽絷”，明万历黄兰芳评曰：“此骆公以忠谏获罪有感而作，与《在狱咏蝉》一时事也。”［2］卷一明万历四十三年颜文选《骆丞集注》云：“据云卿所言，此乃上疏下狱时所赋。”［7］353今人骆祥发认为此赋作于高宗永隆元年（680）秋［3］389，王增斌主张作于高宗仪凤三年（678）秋［4］95，张志烈先生认为作于高宗调露元年（679）秋。［5］205综上，黄、陈二家皆从文意判断其作年，颜注又本于郗序，然《旧唐书·文苑传》载宾王于“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脏左迁临海丞”［8］5006，陈氏又注《在狱咏蝉》云：“‘乌昔岁以啼寒，蝉今秋而表洁’，距临海之除不远矣。”［1］160宾王序并云：“久遭幽絷”，且调露元年距宾王获罪下狱亦有一年之久，故云“久遭幽絷”。按：《旧唐书·高宗纪》载，仪凤四年即调露元年，大赦天下，宾王于是年秋获释，则不可能是永隆元年（680）之作，且调露元年亦距高宗末不远。故笔者同意张志烈先生，即此赋作于调露元年秋较妥。

卷七《上司列太长伯启》题注云：

案：启中“赤文荐社”云云，此司列太长伯当是刘姓，因为《旧唐书·高宗纪》载：“龙朔三年八月戊申，命司元太常伯窦德玄、司列太常伯刘祥道等九人为持节，分行天下，仍令内外官五品已上各举所知。麟德元年八月戊子，刘祥道为司礼太常伯，二年十月戊戌午刘祥道上疏请封禅。”疑即刘祥道也……临海此启，盖上于麟德初也，时刘祥道以太常伯兼右相，故称太常伯。［1］P225

又，启中有“赤文荐社”之语，陈氏并注明此句典出《宋书·符瑞志》“孔子梦摘麟”即“赤刘将主天下”事，暗指刘祥道，与题注合。而明万历三十年黄兰芳评注《重订骆丞集》之该启题注云：“唐高宗总章二年，以卢承庆为太常伯。”［2］卷五黄氏暗示此篇作于是年。观启中所叙“嵩山动万岁之声，德水应千年之邑”，此当指麟德二年唐高宗封禅泰山之事（见下文），而此时，刘祥道为司列太常伯，陈氏按“司礼”一作“司列”，故黄氏有误，陈氏不采有因。今人骆祥发［3］381、王增斌［4］87、张志烈［5］91等亦主此启上于麟德初，与陈氏考证一脉相承，亦不出陈氏所据，此处，陈氏从职官、史事、典故三处举证，推断作年，措语亦见谨慎。

卷八《与亲情书》末注云：

案：此书所云“晚夏炎鬰”，盖调露二年之六月，临海将还故里，宗族先以书存问，临海答之云尔［1］294。

陈氏此处亦按据文意断其作年，万历黄兰芳评注本亦云“即贬临海丞时也，临海于义乌为近，故便道过家”［2］卷五，此处陈氏亦有参黄氏之说的可能。今人骆祥发证为高宗开耀元年（681）七月抵乡之作［3］391，王增斌证为调露二年（680）秋赴任临海经义乌作［4］99，张志烈证为调露二年六月赴任临海前作［5］212。据陈氏所据“晚夏炎鬰”之句，又据前证，则张志烈先生所言亦近之。

二、《夕次旧吴》等三首诗歌作年考辨

关于陈氏依据诗意、文意编年，自明胡应麟始，颇起争议的是骆集中的《夕次旧吴》、《过故宋》、《咏怀》三首诗，陈氏皆断为宾王从敬业举事兵败后之作，皆意尽黍离之悲和故国之思。胡应麟以为《咏怀》为广陵事（即从敬业举事）前之作，后之学者由此而纷争并起，各筹己是，唯张志烈先生颇认同陈熙晋，并云：“早在中宗时郗奉命搜访认辑骆宾王文集，在序中说‘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5］235况且陈熙晋在考证此三首作年时并未全部武断，《夕此旧吴》注云：“当为亡命后作”，《过故宋》注云：“殆为亡命后作”，措辞甚为谨慎。唯《咏怀》注云：“信逃遁后所作，胡元瑞（即胡应麟）谓作于广陵起义之前，非。”是篇王增斌先生亦主逃亡之作［4］101。笔者认为，此三篇难以确考其作年原因有三：其一，宾王亡命逃匿，其事迹为史家所讳，故史载不详。其二，按宾王所作诗文，多有序，此三首或许有序并述其原由，而今天的骆集已为残帙，其序文散佚，文献不足征。其三，此三首诗的内容所指不确，似有兴寄咏叹之意，而历来诗家亦不乏诸如此类的咏史之作，故众说纷纭，难以决断，此三点亦为骆集编年不能尽然之原因。因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此三首作年宜从陈氏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