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丽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00）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留给历史的也多是血雨腥风，但在文学史上，它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哲学重新得到了解放，思想界异常活跃，艺术也颇有建树，文化更是充分发展。这一盛况的形成依托于乱世的无序，在无序的时代里，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作为魏晋文人代表的名士们更是勇于自审与自醒，他们不再墨守成规，不再把儒学奉为正宗，追求趋于多元化。他们大都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彪炳自我的个性，他们爱美容，好服食五石散，喜饮酒，崇遁隐，尚清谈，啸吟山泽，重视自我意识的存在，反对人性的异化与束缚。他们留给历史的影子是洒脱飘逸的，他们优美的容姿、放诞不羁的风度为历代文人所效仿、推崇，他们的洒脱被认为真正体现了文人所应有的风度。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那些只是表象而已，对魏晋名士来说，洒脱是何等的无奈与无助，看似洒脱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精神内蕴呢？

一、避世远祸是魏晋名士言行的初衷，也是他们精神层面上最根本的要求

乱世的无序，残暴、恐怖的统治、高压，使文人名士死于非命者比比皆是，而生者朝不保夕，噤若寒蝉。政治对个体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所导致的结果，是使文人远离政治，使他们开始珍惜生命，以致及时行乐的思想滋生，使他们开始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为了“活着”不得不走上明哲保身的道路。

于是，他们开始服食五石散和饮酒。服食五石散有长生济欲的功效，故服食一经获效，名士便趋之若鹜，虽有中毒身亡之戒，亦不能减其风，凸显出乱世压抑人性而对生命价值作出的无奈抉择。而酒呢？酒首先是以一种享乐、麻醉工具出现的。这是由社会现实与思想变化决定的。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名士多非自然死亡，加上道家思想抬头，对于生者而言，对死亡突然来临的恐惧，以及对生命的留恋最终使他们选择了追求生命的长度和“密度”。服食五石散的目的，是为长生和济欲，而饮酒，则是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了。于是，名士们多好饮，但谁又知道其中滋味呢？酒在他们那里不仅是麻醉工具，而且是避祸的工具。《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隧酣饮为常。”阮籍为的是借酒免事，而他也真正做到了。同史载，他为免司马氏求婚，“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对钟会的陷害阴谋，也“皆以酣醉获免”。当然，这种麻醉大多是迫不得已的。实际上酒是名士用来浇胸中块垒的工具。

遁隐山泽，清谈，舒啸，为的也仅仅是活命，魏晋名士的潇洒、洒脱看起来又是何等的苦涩。正如袁弘所言：“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晋书·袁弘传》）一语道破了隐、显与社会的关系，正所谓：“生逢乱世，死者长已矣，生者尤可衰。”文人名士为自保而不得不以“隐”求生，魏晋名士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啸”这种有曲无词之乐，可以随心所欲，含有不同的情感在里面，这也是名士们处乱世而口不能臧否人物，精神受压抑而采取的一种泄愤的形式，也可见，啸吟山泽的背后是一个个被压抑的灵魂，真能做到心如止水的，恐怕是少有的。

如果说魏晋名士怕死，这有点冤枉他们。乱世的混乱使他们觉察到，生命在此时轻如鸿毛，死的没价值，他们不甘，于是有的选择了逃避，有了不同风采的魏晋风度；而有的选择了对抗，走上了不归路，他们也名垂青史，如嵇康等。

二、从思想上看，魏晋名士的言行还体现了儒与道的调和

在魏晋时代儒学衰微而玄学大盛，本来对立的双方在此时却表现出了调和，也使魏晋名士的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

汉末儒学衰微之时，无疑是继战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之机，以此为契机，玄学的影响逐渐扩大，个体人格精神的自觉为名士风度提供了一个发挥的空间。

儒学的价值内核是强调群体精神，积极入世。“兼济天下”是本旨，而“独善其身”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道学精神则不同。它把追求的个体自由作为最佳状态。崇尚个体自由，任性自然，大象无形，一旦群体精神消弱或消失，个体存在的取向必然会凸显出来，因而，在魏晋的乱世，名士们重个人自觉、寻求个体的自我解放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们在魏晋名士的身上却有了相通之处。文人在封建社会的出路无非是入仕和隐居，儒家虽主张积极入仕，但也作了“隐”的设计。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过，对儒家而言，隐是不得已而为之。道家也宣传“隐”，然道家所宣扬的隐与儒士的心态则完全不同。道之隐，在于脱去尘网，崇尚自然，要达到的是一种精神自由、人性自然的境界，是为隐而隐。他们所追求的是真正超脱于外物，不为世情所累。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中曾指出：“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这话是有道理的。以何晏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调和儒道，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它比嵇康所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更容易被文人所接受。像阮籍守母丧而不遵礼法，但他丧母形销骨立，吐血几升，可见其至孝，儒与道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确。

司马氏掌权后，提出了“名教”的礼仪主张，希望以此来笼络士人，并藉此掩盖其恐怖统治之事实，但是，由于对名士的大肆屠戮，天下名士减半，而生者为自保也就“无道则隐”了。不过，这种选择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像阮籍、嵇康，为缓解这种压力，也便有了他们啸傲狂放、荒诞不经、发言深远的种种行为，这和他们内心的“济世”是矛盾的，于是我们也不难理解阮籍的“穷途之哭”，刘伶的“以酒为务”，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了，这是英雄失路的悲歌。但他们也正因如此在儒与道之间找到了一条纽带，从而调和了儒道，为魏晋名士平添了魅力。

三、个体意识的觉醒

表现在魏晋名士的言行中，他们多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容，体现了时代的超越性。

社会政治对人性的压抑，使名士以“异化”的方式来反抗社会，宣泄个人的不满，体现了个体的自觉与自由的追求，加上儒学衰微与玄学兴盛激活了个体精神，他们的自我意识成为其生活的主宰。

比如酒于魏晋文人就体现出他们的不同个性。酒不仅仅是麻醉、避祸的工具，名士也借酒来体味人生真谛，并从中探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赋予了魏晋风度的酒文化“为人生”的内涵。名士之饮，大都不在酒，而在于酒中之味、酒中之境。陶渊明曾言：“酒中有深味。”一语道破其中之味。故饮酒是名士追求超越自我境界的一种方式。刘伶自言：“天生刘伶，以酒为名。”酒成了他的生命。阮咸与猪共饮，其放诞不羁的个性油然可见。

虽然为避祸而遁隐山泽，但他们仍不失自己的个性，他们通过种种放诞的行为来张扬自己的个性，来标榜自我的存在。清谈促进了对人生精神的思索，尤其是促进了个体人格自觉和思想解放。从主张上来说，无论是“名教本于自然”还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的思想，减弱了传统儒学的束缚，在精神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并影响了文学创作，促使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形成。

而无词的“啸歌”任意自然，更能体现无所羁绊的灵魂，“啸”也有了名士的倨傲狂狷之气，体现了自由的理念。

企慕自然，放浪形骸于物外，达到精神与肉体的自由超脱，对自然的追求助长了魏晋名士对美的追求。这种美的追求又是有标准的，它不是外在的浮华，而是内在质的自然，儒学讲究的是和谐的美，道学标榜的是自然的美，而此时人们推崇的是个性，“逍遥”境界无疑是美的一个高标，要达到它，还是基于一点就是“自由”、“任性自然”。如王羲之的行书“飘如浮云，娇若惊龙”就是最好的体现。对自然美的追求也正体现了“为人”的理念，体现了个体意识的觉醒。

总之，魏晋名士言行的精神内蕴是说不尽的。在那些看似洒脱的背后隐藏的是难以尽述的内蕴。远观，它只不过是文学史洋洋大河中的一朵浪花，而置身其中，你又顿觉它的高深莫测。它是文学史上不朽的一笔，也是精彩的一笔、耐人寻味的一笔。

［1］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M］.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1992.

［2］施惟达.中古风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2.

［3］鲁迅.而已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0.

［4］吴全兰，周满江.玄思风流——清谈名流与魏晋兴亡［M］.济南出版社出版，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