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勇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时期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印记；《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1］P134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衷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然而说起晚清的李鸿章，人们会想到“卖国贼”，想到“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究其一生为人诟病主要有以下两点：

1.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卖国的“代言人”。

2.其在中国外交和军事路线上采取的一系列投降主义的政策，导致中日甲午战争、中法战争的失败。

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思考李鸿章所处历史背景和地位时，我们发现他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后果。

第一，作为一个有文化有“觉悟”的读书人，他在国家面临分裂的时候，弃笔从戎，编练新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固：1851年在金田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五年内迅速席卷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并数次打破清军对它的战略包围，逐渐形成与北方满清正统政权相抗衡的农民政权，严重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安全和政权稳固。1860年，因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清政府失去了长江中下游制约太平军的最后一支力量。应钱鼎铭的邀请，曾国藩转商于李鸿章，着手招募并组建淮军，最终成为抵抗太平军进军上海的重要力量。

第二，作为一方大员，他在国难当头时积极改良现状，在不触及国本的情况下，带头发起了近代一场由上及下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李鸿章在率领淮军于上海抵御太平天国的实战过程中感到西洋军械的威力，开始了早期的改良摸索，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使得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1］P89逐渐使自己“土枪换大炮”；在管理上，他罢免了以杨坊为代表的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其后随着他地位和权利的上升，淮军逐渐承担国防军的责任，而其淮军将领、幕僚，以及志同道合的官僚便形成了当时实力最强的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启了洋务运动。通过早期建立军工企业，他逐渐意识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3］P251而后又因时“开办海防，约计购船、练兵、简器三项，至少先需经费一千余万两。……必不得已，应仍照总理衙门（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奏案，专提部存及各海关四成洋税一款，为目前开办之需。”［2］P2因此痛感国内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3］P145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并在相关领域取得良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帝国主义的资本入侵。洋务运动虽然没能让清庭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但是国内的一系列军事与民生的变革使中国军队得以转变为使用近代火器的军队；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改变满清的命运，但却提升了它的军事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国侵略，维护了政权的稳固；洋务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却种下了学习西方的“星星之火”，同时发展了中国近代教育，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和近代化的进程。

第三，作为一个迟暮帝国的肱骨之臣，在风云变换之时，他敢于抛弃自己所有。其一，李鸿章曾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1］P319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1］P349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但是从处理天津教案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后，先后签订《中英烟台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这也成为他被人骂作“卖国贼”的主要原因。然而，总结其一生的外交特点：（1）以夷制夷，相信列强的调停，但却是在自己的利益格局内让别人打架；（3）外须合戎，通过妥协退让，换取他人的谅解，宽恕；（3）相信国际法的约束力。很明显，这是一个长达几个世纪的“代沟”，就如同他对自己的评价一样，“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俯仰一时。……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想不破，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能负起责？”［1］P529

由上分析可见，李鸿章作为一个通过八股取士起来的官员，虽然没有彻底革命，但是也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色彩，表现在：（1）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在对淮军改造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洋务运动。（2）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梁启超在《李鸿章》中是这样总结他的：“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一其代表人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即已屡见不一见矣。”［1］P481同时他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行为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传统文化上采取彻底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即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与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李鸿章在那个时代，必定是个悲剧人物。

［1］［清］梁启超.李鸿章传［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侠.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3］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4］董丛林.在李鸿章的外交生涯［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