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日昌身上看中国早期洋务运动者传统与改革并举的矛盾一面

2010-08-15林秀花

文教资料 2010年9期

关键词：洋务

林秀花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广州 510000）

近20年来，学术界对于丁日昌的研究十分活跃。关于丁日昌的经济思想、外交、吏治、社会关系、洋务等各个方面都不断地有学术论文发表，而关于丁日昌的学术研讨会也在广州等地举行。纵观这些论文和研讨会的观点，主要争论点是对丁日昌是非功过的评价问题。有些学者将之称为“富有革新精神的爱国政治家和实干家”，有些学者则认为丁日昌“维护封建统治，对外妥协，是一种卖国行为”。在我看来，丁日昌身上既有恪守儒家封建传统，维护阶级统治利益的一面，又有提倡改革，学习西方的先进一面。此文试图从丁日昌的这两个方面分别作出探讨，并从丁日昌身上的这一矛盾分析中国早期洋务运动者传统与改革并存的特点。

鸦片战争后，面对外国优越的武器装备和先进科学技术，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了从闭关锁国到学习西方、开办洋务的道路。然而，中国早期洋务运动家们大都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儒学思想，其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一方面他们深受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着实领略到了外国坚船利炮的厉害，因此他们不得不开始反思自身的落后，寻求御辱自强之路。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洋务运动者身上体现出了维护传统与力求改革的新旧并举、交叉的这一相互矛盾的特征。而此种矛盾在晚清洋务运动的主干和发起者之一的丁日昌身上，也明显地体现出来。

一、丁日昌恪守传统的一面

丁日昌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的汤坑圩，属潮汕地区。由于潮汕地区偏僻闭塞，潮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态较其它地方更为保守与落后。由于从小生长于伦理观念和封建思想十分浓重的潮汕地区，接受的又是中国地地道道的传统儒家教育，因此，在丁日昌的思想中，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非常浓重。他的思想观念始终未能摆脱儒家传统和礼法的束缚，而作为封建士大夫，中国传统的忠君保皇的爱国思想在丁日昌的思想中更是根深蒂固。因此，在处理内政外交及洋务上，他不可能使自己的行为违背阶级的意志，而他也始终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丁日昌的保守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恪守儒家政治和伦理观念。

丁日昌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尊崇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一点可以从丁日昌在担任江苏巡抚时下令焚烧所谓的“淫词小说”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对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有悖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戏曲小说，他将其叱之为“风俗人心之害”，“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①，他通饬苏州、江宁两藩司并各州县“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筐……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攻，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书目粘单札饬，札到该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久经理。并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仍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籍端滋扰。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并由司通饬外府县，一律严禁。本部院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②丁日昌此次下令焚烧的书籍共达286种，其中与儒家政治、伦理观念有悖而并非淫秽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如《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三国演义》等优秀文学作品都在其中，“有关于秘密结社、攻击贪官污吏，讲儿女私情、写淫秽行为、怪诞不经，以及所谓有关风化的全都在禁例之内”。③

丁日昌此次焚烧小说的目的在于整顿太平天国之后的社会风气，认为太平天国掀起的社会动荡乃是“淫书”的功效。因此不惜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加以毁灭。丁日昌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看不到由清政府自身腐朽而导致的社会动荡，却将其归罪于与中国儒家思想相悖的戏曲小说，这正是丁日昌浓厚儒家政治和恪守儒家伦理观念的直接体现。

（二）坚持“中体西用”的认识。

丁日昌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对中外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有较深的认识，对于中国体制中的腐败和落后也有较深的体会，但他却始终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认识。

“欧罗巴各国地固不及亚细亚十分之三，人民更不及中国十分之一，而自地中海以迄南洋，凡印度、巫来由财赋之区概被鲸吞，即现在暹罗、缅甸，亦复服其衣服、习其言语，势岌岌又将为所蚕食。其故何也？彼固不独船坚炮利，足以纵横海外，而其用心之专一沉毅、办事之刻苦精到，实有一往莫遏之势。故其无事则以官吏为经，以商人为纬，有事则以攻战为纲，以财货为目，凡商贾经营数万里外，国家特设有官而调护之，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④。从这里可以表明，丁日昌除了看到中国在器物方面与外国的差距外，已经认识到了外国在精神、文化等更多方面优于中国的地方。而对于政治制度方面，丁日昌对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落后也已有了较深的体会和认识，“官民之气日睽，上下之情日散，心腹痼疾既深，虽日筹饷筹兵，亦终恐无补于万分之一”⑤；“中国自夷祸以来，言自强者屡矣，而自强之效仍茫如捕风捉影，何也？则以局中之论，瞻顾因循，不肯以一身丛众镝；局外之论，迂腐激烈，而未为时局计万全故也”⑥。但尽管已经认识到这些，丁日昌也始终从维护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坚持强调：“除船械一切自强之具必须效法泰西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庶可以我只正气靖彼之戾气，不致如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为有识者所窃笑也。”⑦“衣冠制度，断不可参用西法，为练兵、制器、电报、铁路、造船、开矿、种植、织造等事不能不采用西法。”⑧丁日昌始终认为除器物外，中国断不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以免像日本一样丧失了自己的祖宗之法，为人所耻笑。由此可见，丁日昌虽然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但却始终未能突破“夷夏”的认识，始终坚持“中体西用”的看法。

丁日昌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认识，相比于同时代已经开始倡导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王韬、郭嵩焘等人来说，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王韬就曾就此点指出丁日昌的不足：“丁禹生诸公专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味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想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⑨丁日昌与王韬等人在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认识上的差距，我们可以从他们所受的教育历程中找到渊源。王韬、郭嵩焘、黄胜等人都有出国留学的经验，他们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对于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有着切身的体会和认识。因此，他们受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和羁绊也相对较少，因而敢于率先倡导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而这对于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从未有过出国经验，视野相对狭窄，又长期生活在封建伦理道德浓重的潮汕地区的丁日昌来说，是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三）外交体现懦弱、妥协的一面。

在外交思想上，丁日昌主张“外则虚以委蛇”，他认为“衅端虽不可自我而开”⑩，“外则睦邻讲信、虚以委蛇”⑪，因此，在处理各种外交事件时，他始终坚持恪守条约，力保和局。也正是秉着这样的外交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丁日昌无论是在处理潮州英领事入城纠纷还是各个地方的教案时，都主张力保和局，作出一定的让步与妥协。在处理潮州英领事入城纠纷时，他就劝谕潮民作出妥协，允英入城。而在处理教案时，尽管他深知传教有害于中国，“以行教为名，以窥伺为心，不可不力为防之”，但他仍然主张恪守条约，作出妥协和退让：“耶稣各教传入中国载在条约，固不能不照章随时保护。”⑫例如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他就主张：“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⑬他还针对当时主张同外国势力作斗争的“清议”派，呼吁朝廷在和战问题上拿定主意，勿为主战的“清议”所动摇：“惟议、议赔二事均须从速办理，一气呵成与之定夺，庶免迟延愈久，枝节愈多。”⑭而在具体地处理案件中，丁日昌严催天津官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缉拿正凶十五名、抢犯二十一名，在逃已经悬赏派弁通缉或将该犯家属押者有十余名，并以重资赔偿侵略者的损失；在处理乌石山教案的时候，丁日昌认为：“日烧毁洋楼，地方官当场目击，并不组喝一声、拿获一犯，此事若不速结，将来洋人必于此挑拨生波，故拿犯及将弹压不力之文武官员略予薄惩，此层尤不可缓。如不能先尽其在我，诚恐节外生枝。”⑮从丁日昌对于这些事件的处理，我们都不难看出丁日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无情地镇压百姓、对外妥协的一面。丁日昌作为封建士大夫，必然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所以对外不得不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这也正是他忠君保皇、保守妥协的体现。

二、倡导改革、寻求自强的一面

虽然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丁日昌恪守传统，维护封建统治，对外妥协，但同时，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外来侵略的卑躬屈膝却极大地刺激了这位不甘民族衰亡的爱国之士。他开始反思中国的落后，进而产生学习外国、抵御侵略、励精图治、改革自新的想法。丁日昌的改革自强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批判泥古不化的保守派，倡导自强建设。

丁日昌强烈地批判当时反对学习西方，泥古不化的士大夫，他提出：“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宫室、毙人畜在须臾之际。而一二老师宿儒，反叱水龙各机器为奇技淫巧，方且斋戒沐浴、罄折俯伏，欲以至诚感格上苍，使之反风而自灭。抑或击里鼓，召胥徒，礼井泉，分长幼，持杯勺以灌之。心非不成，法非不古，而财物之烬于火，人命之毙于火者，已不可救药矣！ ”⑯“西方事事必求远胜古人，故术日习而精，中国事事必效法古人，然辩论多而事业少，虚文多而真谊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实意亡矣。夫铁船飞炮，古人所无之物，亦古人所未载之条，嗜古者固无怪其不欲弃我之长、效彼之长，然彼仅以船炮自囿于泰西，则我亦何妨以戈矛自足于中土，无如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间固有稍纵即逝。”“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⑰

对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处境，他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邻氛日逼，不能不尝胆卧薪；积习太深，不能不改弦易辙”⑱；“夷人横行海外不过百余年，西南洋诸国半为所灭，五印度财赋之区为所灭者十八九。昔年如此，今日可知。待各国如此，待中国可知”⑲；“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⑳。丁日昌的这些言论，无不流露出他对中国处境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怀。

面对着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处境，丁日昌深感加强自身实力、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性。因此，对于总理衙门建立中国新式海军的主张，他指出：“日前东西洋环而窥我，我若加一分整顿，彼则减一分轻藐；我若早一日自强军事，彼即早一日消弥衅端。盖必我有可战之具，而后将来可出于不战；若我势不能战，而希冀旁人调停，使不出于战而出于和，则其势必至于战而后已。”[21]在《自强变化条陈》中，丁日昌更是大声疾呼变法自强的重要性：“我不能自强，则彼族得合群力危我，一能自强，则彼族之轮船飞炮、精甲利兵，皆我他日兼并之姿也。 ”[22]

丁日昌首先倡导学习西方的开放理念和对当时浓重的夷夏之辨的批判，对于改变当时因循守旧的社会风气，启迪顽固不化的士大夫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趋新自强，创办洋务。

丁日昌主张学习西方，兴办洋务，他主持创设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丁日昌在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过程中，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力。他亲自拟定了江南制造总局的《开办章程》，并兼任该局的第一任总办。在他的领导下，江南制造总局一步步获得发展。因此，他不仅是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而且是江南制造总局的一大功臣。他自己也曾说道：“此局本系某在沪道时所创设。”[23]另外，他还积极倡导和支持新式航运业，轮船招商局的建立就与丁日昌的积极倡导有很大的关系。李鸿章曾说：“议设轮船商局……此事前数年鱼生中丞在苏抚任内久创斯议，并于入觐时面陈枢廷……总署上年缄商官造轮船变通租运，亦踵前议而行之也。”[24]丁日昌在所编写的《自强变法条陈》和《海洋水师章程别议》中所提出的种种具有创设性的意见，更是对当时洋务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在《自强变法条陈》中，丁日昌就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兴办新式企业、创办近代化报纸等涉及文化、外交、军事、侨务等多方面的内容。丁日昌还支持和协助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学习，规划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首次展开在台湾的大规模近代化建设活动。从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丁日昌学习西方，兴办洋务，谋求中国改革和富强之路的改革举措。

丁日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洋务思想，在学习西方、兴办洋务所取得的成就为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对选拔人才的改革。

丁日昌非常注重对人才的选拔。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丁日昌始终坚持必须独立自主，力图摆脱对外国技术人员和材料的依赖。而中国想要独立自主，则少不了对本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中国欲自强，则无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他还批判中国的科举制度，“戚继光有言：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最为兵家大害。夫岂独治兵也哉！今之儒者，殚心劳成于八股文字，及出而致用，闭门造车，或不能出门合辙”[25]。因此，他要求改革封建科举制度，选用和培养德才兼备，有真才实学并能够学以致用的人。“日昌所谓才者，非但文采之足观也，要求有用之学；又非恃以口舌争也，贵求自强之基”[26]，他认为应该“专设一科取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成艺精而才可集”[27]，“今既得泰西制器之器，尤宜造就制器之人。除旗、营弁兵已尊谕转致赴营学习外，可否再于儒士中聪明特达者挑选若干人，发厂学习技艺，胁之以威，诱之以利；厚其廪饩，严其考成；俟其有成效，禄之以官。其匠人中有可造就者，系名册籍，不准业成他去；技与洋人等齐者，即以给洋人之俸给之”[28]。

丁日昌对于人才的培养具有更加长远的眼光。他认为要想更深入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只靠在国内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该让人才走出去，到外国去学习。因此，他大力提倡和促成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的赴美学习。他反复上书陈说派遣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的计划，尽管阻力重重，但始终坚持，未曾放弃。而他的坚持最终取得了成功。曾国藩与李鸿章上奏朝廷的时候，言：“丁禹生中丞屡来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方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过自强。”由此可见，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能够冲破世俗和传统的羁绊，踏上去外国学习的道路，与丁日昌的积极倡导和坚持不断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丁日昌在促成中国首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学习的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

（四）反对一味地对外妥协。

虽然丁日昌在处理外交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和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毫无原则地退让。相反，丁日昌反对一味地对外妥协退让，他认为若一味地妥协退让，“目前可以优游，而祸患在数十年之后”。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对外妥协的同时，也都一直强调加强自身实力，谋求自强的需要。他在提出“外则虚以委蛇”的同时，也强调了“内则卧薪尝胆”；在提出“外则睦邻讲信、虚以委蛇”的时候，更强调“内则竭虑殚精、力图整顿，穷变通久之道，以奠灵长巩固之基，则今日之敌国外患，皆我他日富强兼并之资也，天下幸甚”[29]；在认为“衅端虽不可自我而开”的时候，也提出了“而守御必须及早布置”[30]；在恪守条约办事的同时，也要求“揆情度理，力与争执”[31]，反对毫无原则地退让。所以，丁日昌多次拒绝了外国人提出的无理要求，例如禁止外人于城内购买房地；不接受华商请禁洋商开设花行，或令洋商花行缴纳厘捐的要求；他取消并禁止外国小轮船在中国内河航行，不许外国人设立电线、铁路的要求。而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他对外妥协，也呼吁朝廷守御必须及早布置。虽然在对外方面，丁日昌表现出了一定的妥协退让，但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而非一味地迁就和妥协。他在作出一定让步的同时，也一直在强调加强自身建设的迫切性和呼吁变革自强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妥协和退让而忽略了他所发出的寻求自强之路，要求改革维新的声音。

三、结语

从丁日昌身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个恪守儒家传统，维护封建统治而又谋求自强，学习和效法西方的矛盾结合体。而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传统与改革的矛盾在中国早期洋务运动者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在我看来，从丁日昌等洋务者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这些矛盾，是应中国近代复杂变革的时局而生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对他们的限制。因为阶级的缘故，他们无法逾越自己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限制；因为面临巨大的外来冲击，他们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又不得不谋求自强御辱的道路。于是，在他们身上便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传统与改革并举的矛盾一面。而这，也正好反映了当时中国处于转型时期，传统与改革相互交织、相互交融的时代特征。虽然中国的洋务运动者有保守传统的一面，但他们毕竟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对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洋务派有保卫封建的一面，但它的事业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封建的范围”[32]。纵观丁日昌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在许多方面未能突破传统儒家思想对其的束缚，但“批判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而从这一点上看，丁日昌的眼略已远远地超过了当时的许多同辈人。他对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人才的培养，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都为中国的近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面对着这样一位恪守传统，维护封建统治，体现出一定的保守性的改革家，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肯定。

注释：

①②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1.

③阿英.关于清代的查禁小说.小说二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40.

④丁日昌.代粤抚拟洋务片.百兰山馆政书.（卷四）：1.

⑤丁日昌.海防条例.百兰山馆政书.转引自赵春晨：晚清洋务巨擘——丁日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1（第1版）：177.

⑥丁日昌.自强变法条陈.百兰山馆政书.（卷四）：9.

⑦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卷七）：19.

⑧丁日昌.百兰山馆政书（卷十三）：13.

⑨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855.

⑩丁日昌.致总署书.百兰山馆政书.（卷六）：23.

⑪丁日昌.病危口授遗折.百兰山馆政书（卷十四）：22.

⑫丁日昌.教务因由疏.丁禹生政书（下）：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