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霞

中学语文课程性质被定位为工具性、人文性、审美性，作为构建语言大厦砖石的词汇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最能体现它的这几个性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词汇库的建立、优秀语文教师教学语言的生动、准确等均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驾驭词语的能力。综观中学语文教学的全过程，汉语词汇学与词汇教学的效果有紧密的联系。

关于词汇教学的重要性，张志公先生早有认识：“在字、词、句之中，可以考虑把词(包括成语)作为关键，……如果我们把词这一环节抓紧了，这一头可以同时解决字的问题，另一头可以同时解决句的问题。”其后，于漪老师在《语文教学观念的更新》一文中也曾指出：“语文教学要革除烦琐，得弄清楚语文双基中‘核’与‘壳’的问题。‘核’是要求学生掌握的最本质的东西。切实掌握了‘核’，能力就强。‘核’，往往四十年、五十年不变。……一定数量的字词及其运用应该属于教学中的‘核’，应作科学的研究。”

在当前的语文教学中，词汇的教与学却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我们在盖楼房，墙基却在裂缝”，用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中的话来概括时下语文教学中词汇教学与学习的冷漠现状，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一、当今词汇教学的现状

当今我们的教学只要一提到词语教学，老师大多唉声叹气：词语教学太枯燥了，学生不感兴趣，老师也教不出什么名堂，不像句段、篇章，可读可品，可诵可演。词语呢?就那么几个，想折腾，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

同时，无论是义务教育的课程标准，还是普通高中的课程标准，对词汇教学都重视太少。词汇教学的方法也多是经验型的几点，新的尝试不多。对中外母语教学的词汇教学部分，同样缺乏认真的比较研究，词汇教学的视野较狭窄。词汇教学的现状仍没有根本改观，目标不明，内容不清，手段简单，难以评价。长期以来依附于阅读教学，或视词汇为课前预习应扫除之“文字障碍”，一查一抄了之，或视词汇为小学初中已完成之“原始积累”，读读背背即可。

尤其在当前的阅读教学中，重文学欣赏，轻词句训练，重整体感知，轻咬文嚼字；在沉重的高考压力之下，重突击之功，轻潜移默化之效，重考试结果，轻教学过程，词汇教学依然受到冷落，甚至弱化。早在上世纪50年代，学者们就对词语教学中学生存在的问题——“一类是词汇贫乏，另一类是用词不当”，基本达成共识。时至今日，这两大顽症依然普遍存在。

从学的方面来看，首先，“词汇贫乏症”普遍存在。“词汇贫乏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识词不牢、选词不当、组词不多、用词不丰。

识记和理解能力差。不能很好地掌握词语的音、形、义，一些极常见的词读错写错用错；不能准确理解文中关键词的含义，不能由词的基本义去揣摩词的语境义；组词能力差，作文用词“囊中羞涩”。

其次，词汇学习方法单一。词语教和学也多以查找词典、抄记词语解释为主。这种单一、被动的学习方式往往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而且负担很重，造成恶性循环。学生普遍对词汇积累没有兴趣和积极性。

再次，缺乏必要的工具书，不善于使用工具书的现象严重。

从教的方面来看，首先是，课堂上淡化词语教学。新课程改革以来，课堂教学重文章分析探讨，轻文字咀嚼琢磨；重师生讨论对话，轻词句积累识记；华而不实的多，抠字眼的少。词汇教学越发成了可有可无的“跳板”，成了与阅读教学截然分开的“两撅子”。这种情况，在课堂教学比赛之类的活动中屡见不鲜。

其次，教材中弱化词汇教学。叶圣陶曾讲：“编辑课本从统计词和句式入手，诚然麻烦。然而读者读了这样编成的课本，可以到处应用，不至于把拿到手里的工具随便丢开。”词语训练过分强调思想性和统一性，则往往导致学生产生思维障碍，甚至思想僵化。

此外，词汇教学一味跟着高考指挥棒转，考什么才教什么、练什么，形成了词汇教学急功近利的心态。此外，还有不良教研风气的影响。

二、词汇教学与语言的民族性

词义在理性意义上带有民族性。例如汉语用 “哥哥、姐姐、妹妹”表示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而英语只用brother表示哥哥或弟弟，用sister表示姐姐或妹妹。再如英语：“uncle：伯父、叔父、叔父；伯父；舅父；姑父；姨父”“aunt：伯母、叔母、舅母，阿姨”。词义不仅在理性意义上带有民族性，在附加色彩上也显示有民族性。例如“狗”，虽然汉族与英吉利民族对这种家畜都是喜爱的，但用于指人时，褒贬就大不相同。汉语中的“癞皮狗、走狗、疯狗、叭儿狗、狗腿子、狼心狗肺、人模狗样”都有贬义，而英语中的这类词语除一部分受外来语影响而有贬义外，大都没有贬义，甚至有褒义，例如work 1ike a dog是“拼命地工作”的意思，a lucky dog则指“幸运儿”。

汉语词汇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很大部分词语具有文化含义。如“红”一词，因为崇尚的朝代最多，人们用红色象征幸福、喜庆、吉样、欢乐、兴旺发达，所以有“红利、红运、分红、红榜、红包、开门红、满堂红、大红人、走红、红得发紫、红极一时”等词语；又因为“红”在近代被用来象征革命和革命斗争，所以有“红旗、红军、红心、红五星、红袖章、红领巾、红色政权、红色根据地、红色娘子军”等词语；受西方文化影响，则多了“红地毯、红灯区”等词语。因此，周祖漠先生指出：“由于汉语的历史悠久，语词成千累万，而且有富于修辞色彩和象征性质，……其中有很多难以单从字面上理解的说法，那就必须从民族的心理因素和历史文化方面如文学、哲学思想、政治、经济、民俗以及伦理观念、道德观念等去寻求根底得其确解。”

在词汇教学中，要善于从语言的民族性上探求词与词的关系，特别是中学文言文教学，尤其要注意语言的民族性特征。文言文中所特有的一些表达手法，往往是现代所谓的修辞格不能完全囊括的，必须从汉民族语言表达习惯上来把握。如“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教材注：“摄：整理。”整理衣冠的举止与侯生“不让”的行为极不一致。其实“摄”为“提起，撩起”之义，教材不注，是因为没留意这里“衣冠”是“连类而及”。“冠”因“衣”而及，并不表义。在词汇教学中，还要注意语言的民族文化特性，比如讲到颜色的时候，可以讲一讲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上的差异：黄色是汉民族崇尚的颜色之一，如历代帝王多穿黄衣。不过现代黄色有贬义色彩，如黄色电影，黄色小说等；红色也是汉族最常用也最喜欢用的一种颜色，如汉族人在庆贺传统重大节日、举行婚礼时，都喜欢红色；白色一般指不太好的意思，丧礼中用白色，再如，战争年代中国的“红色根据地”、“白色恐怖区”，文革时期的“又红又专”、“白专道路”，这些词语中的“红”“白”都是相对的，“红”褒义，而“白”贬义。

在教学汉语数字的时候可以根据需要，介绍与数字有关的文化含义。如“二、四、六、八、十”都是双数，送礼物的时候最好是买个双数，不过“四”，因为在有些方言里和“死”谐音，所以现在有些地方忌讳说“四”。另外，一些数字组合在一起并不是表示数字。三和两组成的词语表示少数：三三两两、三言两语；三和五组成的词语表示多数：三三五五、三番五次、三令五申；三和四组成的词语表示贬义：不三不四、低三下四、朝三暮四、丢三落四；七和八组成的词语表示不安或杂乱等，常含贬义：七上八下、七嘴八舌、七手八脚、七大八小。

在课堂上可以结合词汇的民族文化特性采取游戏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兴趣。类似的还有像“炒鱿鱼、吃醋、半瓶醋、铁饭碗、戴高帽子、穿小鞋、胸有成竹、对牛弹琴”等等，对这些惯用语、成语、歇后语、谚语等不是从字面上可以解释得了的，对此老师可以联系词语原始语义进行挖掘。

三、词汇教学与语言的地方性

一个人最熟悉、理解最深、最能懂得其传神妙处的语言，还是自己的家乡话，即“母语”。普通话不断从各方言中吸取有用的成分来丰富自己，例如“名堂、把戏、垃圾、瘪三、二流子、搞、垮、拆烂污、别扭、尴尬、陌生、蹩脚”等。这些方言词都表达了某种特殊的意义，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普通话里没有与之相当的词来表示，所以被吸收了进来。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也含有方言词汇，地方风味鲜明。《儒林外史》里有安徽话，《西游记》里多淮安土语，鲁迅作品里杂绍兴方言。汪曾祺在《受戒》中描写小芹“头上滑滴滴的，衣裳格挣挣的”，“滑滴滴”“格挣挣”虽是扬州方言，但很有表现力，小芹之整齐、挺括、有样子，如在眼前。小说阅读教学中，如果对这些意蕴丰富的方言词汇不加咀嚼，实在可惜。

现代汉语有明确的规范。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但标准音要排除北京的土音。例如打碎的“碎”，北京土音念 cèi；表示禁止性否定的“甭”，北京土音念bíng。这都不是普通话标准音。北京音中还有一批异读词。例如，“质量”有人读zhìlìang，有人读 zhǔìang；“教室”有人读 jiàoshì，有人读 jiàoshǐ；“呆板”有人读 dāibǎn，有人读 áibǎn。所以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在汉语词汇教学中一定要从字音到字形规范使用词汇。同时为了丰富词汇，现代汉语也吸收了一大批方言词，例如从广东话吸收了“炒鱿鱼、酬宾、爆满、摊档、水货、发廊”等。但是方言词在文章中不是越多越好，在作文教学中，尤其要告诫学生慎用方言词汇。

四、词汇教学与语言的时代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一些标志旧事物、旧观念的词语，有的逐渐在语言中消失了，有的逐渐缩小使用范围。例如：“丫环、童养媳、变工队、锄奸队、堡垒户、堡垒村”等。而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和人际关系及体制的变化，一些一度退出人们日常交际过程的词语，又重新山现了。如“太太、小姐、夫人、先生、乡长、村长、当铺、红包”等等。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新事物也不断涌现，人们需要认识，指称这些新事物，就要给它命名，以满足交际的需要，于是产生了新词。同时社会的发展变化，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能力，人们对已知的事物加深了认识，发现了前人所未知的新特点，为了记录和指称这些新认识，也要创造新词，如“火箭、卫星、电视机、计算机、软件、遥感、质子、中子、电子、离子、凝聚力、力度、透明度”等。

新时期汉语词汇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大量新造词语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如“信息”“编码”“运作”“积淀”“接轨”等等；专业学科术语使用范围扩大，如“代沟”“功能”“晶位”“程序”“效应”等等；港台词语及外来词语大量渗入，如“爹地”“靓仔”“发烧友”“追星族”“的士”“伊妹儿”以及“法兰西、巴尔干、镑、加仑、模特儿、摩托、马达、幽默、浪漫、取缔、景气”等等；市井俗语空前活跃， 如 “摆谱”“哥们儿”“下岗”“摆平”“到位”等等。从《第一次亲密接触》、《蛋白质女孩》到《61X 57》，以及现在许多流行小说、畅销书都充满了新词汇。新版《现代汉语词典》还收录了“黑客”“网虫”“人气”“锁定”等源自网络语言变体的词语。

对于文言文教学来说，同样也要用时代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古今汉语的不同，有的是殊别，有的是微异。常常有老师认为殊别是文言文教学的重点，其实不然。殊别容易处理，学生查书记诵就可以解决。而对微异的处理特别应当引起老师们的注意。一方面，微异之处教材中往往没有加以注释，正需要老师们加以阐明。教师对微异之处的讲解，往往使学生有境界层进的感觉，对激发学生文言文的兴趣有非常直接的作用。如 “璧有瑕，请指示王”中的“请”与“指”。对一些教材已经注明但学生容易忽略的微异，也应加以特别提醒。如“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很多学生在对译这句话时常常会无意识地漏掉“这”而译为“现在情况危急了却来求您，是我的过错。”

还需注意的是，随着网络聊天在学生中普及，网络词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学生的作文中。

一个学生写的一篇作文，使用了大量的让老师看不懂的语言。“昨天晚上，我的GG带着他的‘恐龙’GF到我家来吃饭。饭桌上，GG的GF一个劲地对我PMP，那‘酱紫’真是好PT。7456。我只吃了几口饭，就到QQ上‘打铁’去了。”这是一段需要翻译的话，“GG”是“哥哥”，“恐龙 GF”是“丑陋的女朋友”，“PMP”是“拍马屁”，“酱紫”是“样子”，“PT”是“变态”，“7456”是“气死我了”，“QQ”指一种网上聊天软件，“打铁”指“上网聊天发帖子”。很多中小学生还常用网络语言写日记。他们认为，这样做既有个性又且不容易被父母发现秘密。这是一种值得忧虑的现象，对于还在学习语言规范的中学生来说，滥用网络语言会彻底败坏掉他们的语感，使他们的语言简单化、机械化、粗糙化。

据悉，“MM”、“恐龙”、“粉丝”将成为上海市课堂上禁用的教学用语。日前，上海市人大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中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国家机关公文、学校教育教学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汇。这是国内首次将规范网络语汇行为写入地方性法规草案。此举一经媒体报道，立即在文化界和语言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尽管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但是正确认识并科学引导网络词语和新兴词语的应用已经成为各界专家和学者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