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永强，闵廷均

（遵义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贵州遵义563002）

从遵义县红色政权的建立透视党的统战工作

颜永强，闵廷均

（遵义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贵州遵义563002）

遵义县红色政权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这一红色政权的建立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是根据当时党中央拟建立川黔边红色根据地的需要而建立的。从这一红色政权的建立中去分析党的政策主张的新内容、新特点也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党在当时的统战工作进行研究，力图从红色政权建立的背景、政权组建等方面去分析，并进而对当时统战工作的特点做一下概括。

遵义县；红色政权；透视；统战工作

1934年10月10日，因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红军未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而被迫实行突围和战略大转移，由此拉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这次被迫的战略大转移，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清算左倾思想错误，结束左倾思想在军事上的领导，进一步探讨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的重要契机。在这一次清算左倾错误的进程中，对党的统战工作的反思自然也就成为了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曾对红军长征的原因有一段表述，“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1]p14，这就是对统战工作的反思，而且把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看成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因素。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这一红色政权的建立，其背景、政权组建、工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对统战工作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的统战工作的一些新举措。

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前党对统战工作的反思

红军在长征途中，在遵义停留了较长的时间，而且建立了长征途中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这既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为代表党的高级领导人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向何处去的深刻反思是分不开，也和红军当时所面临的环境分不开。不过，这种反思和作出在遵义建立红色根据地的决定却也折射出党对统战工作的新思考。

1.从“‘中央队’三人集团”[2]p88的形成及其对党和红军命运的思考看党对统战工作的思考

“中央队”三人集团就是由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长征途中形成的党的领导人中的一个非正式群体，这个“中央队”三人集团是张闻天同志1943年12月回忆遵义会议时的一个提法，张闻天同志在回忆中也明确表明了这个“中央队”三人集团是反对博古、李德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的形成从表面看，似乎是自发的、偶然的，但从形成的实际过程看，却是自觉的、必然的。毛泽东同志长征开始时因生病未愈，只能乘坐担架长征。王稼祥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时，腹部即受重伤，长征开始时其伤口尚未痊愈，只得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进。而张闻天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特别是因为批评在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的做法，同博古的矛盾日益加深而受到排挤，在长征中已基本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当毛泽东同志邀请张闻天同志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的时候，张闻天同志便欣然接受了，这就是长征初“中央队”三人集团形成的一个简单过程。

从长征初“中央队”三人集团形成的过程看，是由一系列偶然的因素导致的一个自发的过程，毛泽东和王稼祥两同志因病而住到了一块；而毛泽东和张闻天基于对当时党和红军命运的关注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张闻天同志曾这样表述道：“在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2]p88这两个人自然就接近起来。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地研究就能发现其内在的必然性与自觉性，这些就缘由于毛、王、张三位同志对党和红军命运的思考。在毛泽东同志主导下，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及其他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王稼祥和张闻天两同志在探讨中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观点，这样才使得他们形成了一个能够在遵义会议中把中央最高三人团拉下马的“中央队”三人集团。在这些思考中无疑包含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党的统战工作的反思。作为最早对党的统战工作奠定理论基础的毛泽东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在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他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提出了若干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这些思想，在中央苏区曾经得到了较好地执行，为苏区建设和红军的壮大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在王明、博古时期，这方面的思想却被摒弃，并成为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1933年11月，十九路军事变，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毛泽东同志作为谈判代表同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协定签署后却没有积极地同十九路军进行军事上的配合，坐视福建人民政府被蒋介石瓦解，从而也使红军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在军事上击破国民党对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机会。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次军事指挥上的失策，但实质上这是党的统战工作路线、策略未得到彻底贯彻的表现，这是“中央队”三人集团对党和红军命运思考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2.从在遵义建立红色根据地的决定及其后的工作看党的统战工作的新内容

按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的计划，中央红军要转移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敌军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损失惨重，人员折损过半，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锐减到3万多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中央红军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也被国民党知晓，蒋介石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集结重兵，构筑了四道碉堡封锁线，准备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红军面临着重要的抉择。

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到达通道县城西北四十里的芙蓉、金殿，13日中革军委在芙蓉镇（今陈团）“一家农民的厢房”[3]p126召开了军事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竭力强调：“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了三四十万的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4]p99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到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军委发出了关于我野战军14日分别经黎平、洪州司进入贵州的行动部署，先头部队于14日攻占黎平。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了会议，对于这次会议，周恩来同志回忆道：“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5]p64在周恩来同志支持下，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做出了“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2]p3这就是黎平会议所作出的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的决定，遵义县红色政权就是为了适应建立根据地的需要而建立的。

作为根据地建设而言，既包括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相关机构和设施，也包括各级地方政权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团结少数民族，瓦解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等，都凸显了党在长征途中统战工作的新特点、新内容。一个方面，表现为少数民族工作做得好。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进驻剑河县城，总政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发出了《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全军“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的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保长”[6]p22。陈云同志对红军在贵州的民族政策有一段叙述：“红军一入贵州，更尽力在汉民苗民中活动。红军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等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并鼓动苗家汉人到当地平日压迫汉苗平民之区公所长等的家里，把财物谷子散给汉苗民。间有缴获民团枪支者，亦发给苗家，武装苗民。红军时时防备不使引起与苗家的冲突，而且处处给苗家以利益。如赤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遵守纪律，并叫红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7]p17由于政策好，工作到位，所以红军得到了苗家的拥护和支持，“红军红军，苗家救星；红军来了，我们翻身。”[8]p46另一个方面，表现为对白军士兵和团防乡丁的宣传工作做得好。在猴场会议后，1935年1月1日，总政发出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指示分析了贵州白军士兵的特点，针对贵州白军士兵提出了“‘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抢当红军打日本’、‘红军为解放贵州群众而来，哗变拖抢当红军来打土豪分田地，赤化贵州’等十条口号”[6]p31，同一天，又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了《给中央军和黔军弟兄们的信》，指出了军阀的残暴性，再次号召白军士兵当红军。为瓦解国民党地方团队乡丁，红军编了“团防乡丁早回头，跟随乡长不自由；有点利益乡长得，拼命流血在前头”[6]p32等快板。这些工作，一是使老百姓知晓了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打消了他们对红军的疑虑，得到了老百姓拥护和支持；二是在白军士兵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5年2月红军在乌江北岸俘虏敌军吴奇伟的部队1800人，被俘人员中的中上级官员由朱德召集谈话，进行安抚的同时用党和红军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事实来说明红军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争取他们的投诚。被俘官兵被红军真诚耐心的宣传教育所感动，陈云在《红军西行见闻录》中指出有十分之八被鼓动加入红军。

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建立期间党的统战工作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1月8日红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进入遵义城的通令》，明确提出了建立遵义工农政权的口号。为达此目的，红军在遵义对群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这些工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目的都是把党的政策主张告诉群众。1935年1月9日，党中央和军委纵队刚入城，红军总政治部就在老城杨柳街召开了各行各业代表参加的群众代表大会，商议筹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继群众代表大会后，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又在天主教堂召开了红军干部会，审查了群众代表大会提出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1月11日，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同志在天主教堂召开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预备会。1月12日，在遵义老城协台坝第三中学大操场召开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这一期间，为指导遵义红色政权的工作，为加强红色政权建设，在统战工作方面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

1.通过布告标语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瓦解白军士气。布告标语是红军在长征途中进行宣传工作最普遍的形式，布告标语内容非常丰富，在这些内容中，就包含了党的统战工作的一些具体内容。在遵期间留下的标语中，我们既发现了宣传“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这些涉及党和红军性质的标语，也见到了为数不少的诸如“对于苗瑶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对于白军士兵欢迎他们拖枪过来当红军”[8]p94等这些涉及统战工作的布告标语。正是由于这方面工作的开展，使群众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使贵州的少数民族知道了党的民族政策，也对瓦解白军士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遵义地下党在团结群众，动员各界人士欢迎红军方面做了积极工作，保持了遵义的稳定。红军进占遵义时，遵义党的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遵义县县城人周济、高羽和从四川荣昌、大足转到遵义城隐蔽的共产党员曾慕琴、周司和、刘家国等五人已在遵义城内开展地下活动。1935年1月红军一进遵义城，中共毕节支部负责人林青从毕节赶到遵义，并向李维汉同志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李维汉同志代表党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和中国遵义县委员会，均由林青任书记。遵义地下党首先以三中和女中学生自治会为基础，建立了反帝大同盟。1934年12月，红军向贵州进军的消息传来，反帝大同盟改名为红军之友协会，准备迎接红军。红军之友协会在红军进城后，接受邓发同志意见，改名为红军之友社，即开展工作，动员各界人士欢迎红军。1月9日，在丰乐桥接官厅欢迎红军进城的群众中，除红军之友社成员、工农代表外，还包括工商联、社会知名人士等，遵义城也因之而保持了稳定，使得红军进城时，“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红军。”[7]p22

3.红色政权建立期间积极宣传党的保护工商业政策。1935年1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在老城杨柳街召开了各行各业代表参加的群众代表大会，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保护工商业的，你们生意人各做各的生意，红军公买公卖”[8]p96。1月12日，在遵义老城协台坝第三中学大操场召开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朱德同志、毛泽东同志也分别讲了话，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性质，强调苏维埃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1935年1月14日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确强调：“我们必须领导群众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军阀与群众最痛恨的豪绅地主，而对富农、商人、知识分子等，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以免红军在决战中造成更多新的困难，因此，一切‘左’的关门主义的倾向和对于富农、商人的刻板的办法，都会阻碍我们发动群众，增加我们在决战中的困难”、“使城市与圩坊的商人继续营业，尽可能维持兑现。极端审慎的向商人捐款，没有证实进行反革命活动来破坏军事行动的商店，不能没收”①中共遵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长征火种》，1987年10月（内部发行），第31-32页。。

4.在遵义红色政权建立期间积极开展对知识分子的工作。争取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的阵营或取得他们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是党在革命期间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在遵义红色政权建立期间，党就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吸引城市知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红军之友社、或反帝的组织，加强他们思想上的领导，争取觉悟的革命分子”。②中共遵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长征火种》，1987年10月（内部发行），第32页。在这一方面，党的高级领导人徐特立同志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非常注意团结进步知识分子，亲自走访了遵义教育界知名人士、汉学家赵迺康和教育家朱穆伯，耐心向他们解释党的文化政策，希望由他们出面保存被黔军败兵随意糟蹋的遵义图书馆的文物书籍。赵迺康感动之余，挥笔赞道：“军中忙无暇，积极学文化。维护文物功，当不在禹下”。[6]p83受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影响的朱穆伯同志，在遵义地下党组织建立后，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三、这一时期党统战工作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党的统战工作是在红军长征途中、拟建根据地、建立红色地方政权的情形下开展的，因而有着不同于以往和以后的统战工作，有其固有的特点。

1.这一时期党对统战工作的思考和开展是围绕军事斗争进行的。党的统战工作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了破坏，采取了系列的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但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对统战工作的反思却首先开始于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分析，对统战工作的思考蕴含在对军事策略的分析中，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十九路军的军事联合问题上。从“中央队”三人集团的探讨到遵义会议决议，凡涉及到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都着重于从军事上进行，且都无例外的谈到了十九路军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十九路军的配合问题上，毫无疑问是一个军事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统战工作的问题，这种思考是合乎逻辑的。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军事战略战术问题，虽然其深层次是政治原因。毛泽东同志深知在长征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因此，从红军长征开始直至在遵期间对党的整个政策的反思，大都是围绕清算军事上的错误来开展的。军事作为政治的延伸，我们能从中发现对政治问题、对统战工作的反思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在长征中打仗是第一要务，其他一切工作均要为打胜仗服务，这也是自然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在1935年1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就强调要反对一切“左”的关门主义的倾向和对富农、商人的刻板的办法，因为这会阻碍我们发动群众，增加我们在决战中的困难。

2.这一时期党的统战工作是围绕根据地的建设来进行的，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前面提到，黎平会议就强调要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为实现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任务，总政治部指派了罗梓铭、谢唯俊、邵式平等同志加强了以李坚真同志为组长的地方工作组。并从以董必武同志为团长的中央地方工作团抽调一批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分别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建立革命政权等方面的宣传。因此，在这一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具有一定的全面性、系统性，必然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及对敌斗争等方面。故在欢迎红军入城队伍中，我们能够看到工商联和社会知名人士的身影；在遵义红色政权的筹建和组建中，我们能够看到知识分子的参与。1935年1月9日，在遵义丰乐桥欢迎红军的队伍中有遵义老中医张鑫华、张树堂，工商界、社会知名人士和太平洋药房老板谌明道，丁字口协记绸缎铺老板刘伯庄等人。也正是由于工商界和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红军尽管初到遵义，但遵义城仍旧繁荣，陈云同志回忆道：“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7]p24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筹建中，红军之友社一直在发挥他的重要作用，红军之友社主要就是由进步的知识青年组成的，他们中的一些重要成员成为了革命委员会中的成员，如周兴、任移、李小侠、何绮波等人，而且《红星报》于1月15日一篇报道中还专门提到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散会后专门举行了一场红军篮球队与三种篮球队的友谊赛，“宣布了‘红军杀知识分子’……等谣言的破产”。③中共遵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长征火种》，1987年10月（内部发行），第38页。

长征中党的统战工作的特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灵活的战略战术，为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吴德坤.遵义会议资料汇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3]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

[5]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中共贵州省遵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红军在黔北[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7]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5.

[8]丁芝珍.遵义会议前后[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魏登云）

A Discussion on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Red Political Power in Zunyi County

YAN Yong-qiang;MIN Ting-ju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partment,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563002,China)

The red political power in Zunyi county,the first re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Long March of Red Army,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assive strategic transfer of Red Army resulting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fifth counter-campaign and was to meet the needs of establishing the red basis along the border between Sichuan and Guizhou,a plan made by CCP at that time.And it is very significant to analyze the new content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of party’s policy from the angle of establishment of red political power.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 at that time,this paper essay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red political power and then make a brief summary about the features of united front work at that time.

Zunyi county;red political power;perspective;united front work

K263

A

1009-3583（2010）-06-0080－04

2010-10-20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红军长征中的统战工作”（09SKJHZC34）和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中心立项课题“红军长征中的统战工作”（200901）的阶段性成果。

颜永强，男，贵州习水人，遵义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及长征文化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