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群，闵廷均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贵州遵义563002）

抗战时期遵义社会文化与生活习尚的变迁

黄 群，闵廷均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贵州遵义563002）

抗战时期东部诸多社会要素的内迁，成为遵义社会文化与生活习尚变迁的契机。抗战时期遵义在社团组织、大众传媒、音乐艺术、生活习尚等方面呈现丰富繁荣和多元开放的景象，形成独特的内迁文化。内迁文化引发了遵义社会文化生活的嬗变，民众的精神风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交流互动中得以更新。

抗战时期；遵义；社会文化；生活习尚；变迁

纵观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演变，抗日战争在近代史阶段具有至关重要的转折意义。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真正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不仅与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有着重要的关联，而且可以充分理解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和新陈代谢。本文将以抗战时期遵义的社会历史为依据，对抗战时期遵义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多角度透视，展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遵义社会文化与生活习尚变迁的历史景象。

一、遵义社会文化与生活习尚变迁的契机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得近代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费正清因此将中国分为“沿海”和“内陆”两个不同的传统。[1]东南沿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随着近代化都市的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社会风气也比较开放。但是，在广大内地和农村，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由于缺乏近代经济基础，接受西学、新学的过程非常缓慢，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变化甚微。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与内陆的差距越来越大。1935年，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了著名的爱琿——腾冲人口分布地理分界线。他发现：占全国总面积36%的东南部拥有全国总人口的96%，而占全国总面积64%的西北部，仅有全国人口的4%。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口聚集地往往也是经济、金融、文化中心和现代化的重心所在。爱琿——腾冲人口分布地理分界线，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口布局的不平衡以及近代化布局的失重状态。

抗日战争以非常态撼动了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局面。1937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厂、机关、学校以及许多专家学者、教授和各界人士纷纷内迁到西部。

一般来说，人口迁徙的总趋势是由社会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移动。但是，始于1937年的人口迁徙，却是从社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向落后的西部地区移动。据统计，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为4亿，迁移人口达到5000万。[2]P636从1937年底至1940年底，仅由南京国民政府协助内迁的厂矿企业就达448家。[3]P495抗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中心城市，如上海有25所，北平14所，广州7所，贵州一所也没有。抗战期间，106所高校被迫搬迁，中西部一时间成为高校的聚集地，先后内迁西南的高校约有56所，其中贵州就有10所。遵义陆续迁来国民党步兵学校、陆军大学、海军学校、军官外语班等，1940年初，浙江大学内迁遵义。

抗战时期内迁造成内地人口急剧增加和人口社会构成的变化。据浙大出版的《遵义新志》记载：1935年遵义城区人口57900人，仅次于省城贵阳。由于人口大量内迁，1943年达到66485人，1945年5月，城区人口增至88318人。[4]P105从内迁人口的社会构成来看，大多数是以政治家、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军人、技术工人等为主，据调查，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中高级知识分子内迁比例高达90%以上。

总之，内迁使东南沿海众多相对先进的社会要素进入西部，经过长达七八年的整合，使得西部社会开始发生整体性的变化。地处抗战大后方的遵义，随着以浙江大学师生为主流的高素质人才群体的到来，原有的社会生活格局必然会发生改变。战争语境下的大迁徙，实际上成为遵义社会文化与生活习尚变迁的契机。

二、抗战时期遵义社会文化生活面面观

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抗战初期，中国出现了共产党、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社会各界都联合起来，全民抗战的局面。远离战火硝烟的遵义，各种社会动员、宣传组织以及大众传媒形式一时间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相对平静沉寂而又单调保守的社会文化生活状态开始被打破。

1.社团组织

抗战初期，国民党遵义地方政府建立了各种抗战组织。遵义县党部成立了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遵义各界抗敌后援会、遵义民众教育馆；湄潭县党部组织抗敌工作团；赤水县党部不仅在县城组织抗敌后援会，还在各乡成立了抗敌后援分会。[4]P1265遵义社会各界成立了中国音乐教育促进会、遵义萍舸书画社、湘川诗社、遵义各界合组乡村工作团、民众剧社、永兴民众俱乐部等社团组织。1940年初浙大到达遵义，学生社团纷纷成立。主要有：黑白文艺社、质与能自然科学社、桥社、黎明歌唱队、铁犁剧团、大家唱歌咏队、回声歌咏队、塔外画社、浙大剧团等。

这些社会团体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如遵义民众教育馆举办读书会、民众夜校；改良茶园的设施和卫生、取缔荒淫唱词；还在娱乐场所进行通俗演讲，报告时事、改良礼俗、破除迷信；举办体育竞赛、义务医疗、科学卫生知识宣传等。[5]P245在社会动员、民众教育以及移风易俗方面，社团组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浸润，传统文化架构渐次摇动。但是，在广大的内陆地区，由于自然经济仍然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绝大多数民众仍然生活在以宗亲关系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中。抗战时期的各种社会团体，皆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为宗旨。缘于政治信仰和精神追求而成立的社团，使遵义的民众初步参与和体验了具有现代意蕴的社会文化生活。他们的集会、议论不再是以忠义等传统伦理感召下的聚群而动，他们的共识更多地来自于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抗日社团组织，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公共生活领域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架构。

2.大众传媒

报刊：抗战初期，遵义没有报纸，贵阳出的报纸要三天才能到。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创办了《新声》、《活路》、《游击队》等墙报。其中《活路》张贴在丁字口“新生百货店”门前，民众喜爱“活路”，观者如堵。《活路》还扩展到团溪、新舟、茅坡、板桥等地。地方出版刊物有《遵义党务》、《遵义青年》、《人生与服务》；遵义教育界出版了《遵义国民教育》、《辅导月刊》、《时代儿童》。步兵学校有《步兵杂志》、《钟声》月刊。浙大在遵义出版的刊物有《浙大学报》、《浙大青年》、《浙大校刊》、《浙大农业经济学报》、《黑白文艺》、《思想与时代》等。其中《思想与时代》作者大部分是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文科教授，成为当时西南一带颇具影响力的人文社科学术性刊物。

书店：1935年，遵义的黔北书店、开明书店遵义分店相继开业。黔北书店有售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艾思奇《思想方法论》、鲁迅《呐喊》和《彷徨》、茅盾《子夜》等书籍，同时销售《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期刊，使得当时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的遵义，也能读到大量的进步书刊。

1939年由遵义城区知名人士集资开办了快读书店，该店兼售《新华日报》，同时，秘密销售《资本论》、《列宁》、《联共＜布＞党史》、《毛泽东传》、《新民主主义论》。还设儿童专柜，有《苏联儿童》、《平型关大捷》、《安徒生童话集》、《中国历史故事》等书籍。快读书店吸引了不少读者，每天经销的《新华日报》达百余份，成为了传播进步思想文化的阵地。

抗战时期，遵义各类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可谓盛况空前。大众传媒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揭示救国济世的真理，遵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因此寻求到追求光明的力量和勇气。同时，这些大众传媒也承载了大量的科学文化信息，成为遵义民众接触先进文化的基本途径，其开启民智，唤起民众之功不可磨灭。

3.音乐艺术

歌咏：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后，组建了歌咏队，经常在闹市区演唱和教唱抗日歌曲，首开群众性歌唱活动之风气。

中国音乐教育促进会成立，将抗日歌咏的活动推向高潮。音教会组建了青年歌咏队、店员歌咏队和儿童合唱团，还编印《抗战歌曲》、《活页歌选》作为音乐教材，组织城区中小学抗战歌咏比赛。1940年春，音教会组织遵义13个小学的500多儿童齐声高唱抗日救国歌曲，纪念“七.七”事变三周年。音教会还在“播声电影院”演唱《抗战组歌》，演出之后，《游击队歌》、《红缨枪》、《黄水谣》等歌曲在遵义广为流传。

各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如莲花落、金钱板、傩戏、花灯、舞狮等，都被加入了抗日救国的内容。在乡间，农民自编山歌，广泛传唱。如：“七七烽火烧进心，恩爱夫妻两手分；哥去当兵打日本，妹在家中侍双亲”等。

戏剧：抗战之前，遵义已有话剧演出。浙大等文化机构先后内迁遵义，给遵义的戏剧演出带来了新气象。陆军大学有血痕剧团、浙大有铁犁剧团、浙大剧团、浙大外文系戏剧研究班；国民党组织有力行剧社；遵义县有青年剧社等。著名戏剧家任德耀、陶熊、邱玺等直接参加演出和导演，浙大教授丰子恺、张君川等进行艺术指导，话剧演出频繁。上演的剧目主要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茶花女》、《蠢货》(英语演出)等。

遵义音教会歌咏队编演歌剧《壮丁》，选用川、黔等地的民歌小调，主题鲜明，形式新颖，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曲调通俗易唱，在遵义音乐艺术史上留下了强烈的音响。

1944年戏剧家熊佛西携“西南文化垦殖团”来到遵义，使遵义的话剧活动再掀高潮，公演中外名剧达数十埸。[4]P1872熊佛西亲自导演洪深改编的英国王尔德名著《寄生草》，由当时国内闻名的叶子、林微、冷若冰和血痕剧团的邱玺主演。

漫画：“中国漫画之父”丰子恺1940年随浙大来到遵义，创作了很多漫画。有宣扬民族英雄气概的“大树被斩伐，生计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有表达热爱同胞之情的“我愿化天使，空中收炸弹”。他还经常在市中心丁字口一带，指导学生制作大型抗日宣传画。他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丰子恺的抗战漫画，极具艺术魅力和强劲的感召力，其情味之浓，画面之美，令人由衷地赞赏。

遵义是黔北重镇，地方文化源远流长。汉朝时已有尹珍、舍人及盛览三贤；清代产生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中心的沙滩文化；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军文化。但是，汉三贤、沙滩文化以及红军文化，其涉及面和影响力皆带有一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场域之限。而抗战时期遵义的社会文化活动，参与者上至政府官员、专家教授、文化名流，下至田野耕夫、童稚小儿，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抉破了传统中华文化活动中观赏胜于参与的社会心理，其大众化、多维度以及雅俗共赏的特点，构成这一时期公共生活领域的基本格调。

4.生活习尚

“抗战中的文化，文化中的抗战”。抗战时期的社会文化极富政治色彩，然而，在社会生活的深处，生活习尚的变化同样值得我们考察。

抗战时期，大批专家教授、文化名流如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费巩、丰子恺、吴宓、熊佛西、端木蕻良等云集黔北，在丁字口的社会服务处，社会上层、文化名人聚会交际，学术文化交流频繁。熊佛西、丰子恺、郦承铨等不断举行中西书画展；西南联大教授作“红楼梦人物分析”学术报告；黎东方讲《三国》。英国科学家、汉学家李约瑟教授夫妇、浙大的印度留学生过往此处，遵义市民禁不住对“洋人”的好奇，纷纷前来观望。

社会服务处同时也是民众休闲娱乐的场所。主要服务内容有公用电话、邮政业务、书报阅览；娱乐方面有乒乓球、象棋、围棋、篮球、排球等项目，还有二胡、箫笛、留声机。下设“京剧研究社”，京剧爱好者多在此吊嗓、清唱；“业余音乐研究会”则开展唱片欣赏和音乐晚会活动。[5]P224每到华灯初上时，市民和浙大的师生聚集社会服务处的茶座，品茶、欣赏音乐、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遵义的茶楼茶馆，原先多为摆龙门阵、清唱川剧和谈生意的地方。抗战时期，有江南雅士开了一家名为“吴苑”的露天茶座，花木葱茏之中，中外名曲盈耳，其文化情趣与氛围，吸引了很多高人雅士。

抗战时期，江南风味的餐馆、小吃出现。遵义丁字口有江浙饭店、南京酒家等具有江南风格的大饭店。小吃则以随浙大迁来的“泰来面馆”最有名气，专营“大肉面”、“排骨面”、“江南风味包”，江浙籍人士最为喜爱，后来遵义人也喜欢上了这种口味。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泰来面馆却留下了，现在叫做“老泰来面馆”。

在遵义，浙大师生成为社会生活新风尚的引领者。浙大师生曾举办交谊舞会，遵义人闻所未闻，深为震撼。浙大开设游泳课，男女生都下水游泳，在遵义城区引起市民围观；在湄潭，乡民曾将天气久旱不雨归罪于浙大女生，说是女人下湄江河洗澡激怒了龙王，才不降甘霖；在永兴，乡民把下河游泳视为伤风败俗的丑事，民团与村夫荷枪擎锄，追捕一群游泳的学生，差点酿成悲剧。随着时间推移，民风渐变，本地的青年男女也常常和浙大师生一起游泳，乡民也见惯了女生游泳，没有了怒气。

服装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是最鲜明直接的社会风情画。战时的遵义，浙大女生就是一道风景。她们服饰朴素，四季蓝布旗袍或工装打扮，青鞋白袜，典雅大方，加之特有的书卷气，使她们引人注目，成为时髦的标识。本地青年妇女纷纷仿效，也逐渐摩登起来。[5]P648

浙大的学生和遵义本地人交往，还有恋爱结婚的，“下江人”、“外地郎”进入遵义人家，本地人择偶通婚的范围得以拓展。

抗战时期的遵义，新知识、新观念和新风俗不断地涌入，冲击着本地的社会生活，民众的精神风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交流互动中得以刷新。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6]P450任何历史阶段的文化生活都不会随着特定政治环境的解构而消失，它们层层相因，以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存在于最平实的社会生活里，历史深处的触摸点就在其中。

三、结语

抗战时期，以浙大为主体的中国东部地区高等院校、文化科研机构以及大量文化人，在遵义创造了带有鲜明时代和区域色彩的内迁文化，作为战时主流文化，其形成和终结在时间上大致与抗日战争相始终。这种内迁文化应抗日救亡形势的需要而产生，就其形成和发展的整体概貌而言：爱国主义是其精神主旨；国民政府对内迁的部署和安排为其提供了生存条件；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为其创造了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内陆”遵义为其提供了有利的地域环境；遵义民众对精神食粮吐故纳新的追求是其内因和基础。

抗战时期的内迁文化对于西部来说带有“急就章”式的绝版意味，随着战后的回流，内地短暂的社会繁荣因失去支撑而渐次消失。但是，特殊国情所造就的公共生活领域可谓意义非常：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由以往地域性、自足性、家庭村社式的分散型生活领域，日益形成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生活领域。因公共生活领域的形成，产生了集体意识和规则意识，这是近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素质；而公共舆论和公共意志，是公民社会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否形成公共生活领域，其成长状况及程度如何，是社会生活方式近代化转变及公民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标示。因此，抗战时期内迁文化引发“内陆”社会文化生活的嬗变，既闪耀着历史的光彩更具备现代的价值。

[1]（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陆仰渊.民国社会经济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3]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1840—1949）［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4]遵义市志编撰委员会.遵义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遵义市文化局史志编写组.遵义文化史［M］.遵义：遵义市文化局，199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 the Alteration of Social Culture and Living Customs in Zunyi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HUANG Qun，MIN Ting-jun
(Zunyi Normal college,history department,Guizhou,Zunyi 563002)

The migration of social factors from east to west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became the chance of change for social culture and living custom in Zunyi,and it took on a new look in the fields of social organization,mass media,music art,social custom and etc,forming a unique inland moving culture,which exerts certain influence upon social culture,mass spirits,life style and values in Zunyi.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Zunyi;social culture;living custom;change

K265

A

1009-3583（2010）-06-0064－04

2010-10-12

遵义师范学院遵义文化研究中心立项课题“遵义抗战文化研究”的阶段成果。

黄群，女，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