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永言

（遵义会议纪念馆，贵州遵义563002）

四渡赤水研究

石永言

（遵义会议纪念馆，贵州遵义563002）

文章挖掘四渡赤水的史料，对三渡赤水进行探源，并对贵州地下党在四渡赤水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阐释。

四渡赤水；三渡赤水；贵州地下党；史料研究

被赞誉为毛泽东“得意之笔”的红军四渡赤水，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在遵义会议陈列馆里，以“运动战的光辉典范”为题，作过专题陈列。红军四渡赤水之一的渡口贵州习水县城，在土城辟红军四渡赤水纪念馆，全面展出这一波澜壮阔、生龙活虎的伟大战役。开国将军萧华在“长征组歌”里，更创作出“四渡赤水出奇兵”这一名曲，唱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传世的红色经典歌曲，久唱不衰。

这一曲荡气回肠的战争绝唱，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文化的符号，铭刻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关于叙述、梳理这一段革命史实的书籍、文章可谓层出不穷，文艺作品则采取电影、电视、小说、散文等形式展露在读者、观众面前。记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曾经制作过一部题名“四渡赤水”的电影，上座率极佳，对宣传这次战役，起到极好的作用。

这样，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五十载岁月，对四渡赤水的研究、宣传，基本已成定局。关于它的重大意义，是勿庸置疑的。然而，对于中央红军在这特殊环境里为什么作这么迂回曲折前进的艰苦历史，很多书籍、文章、影视作品，包括一些研究文章，并未作认真研究，虽然得出的结论，肯定是正确的。然而，四渡赤水，被简单化了，被神化了。其中的一些细节，缺乏真实性，甚而出现违背史实之处。为厘清四渡赤水中的一些史实，特别写作此文，就教于专家。

一、四渡赤水史料有待进一步开掘

我们通常见到的有关四渡赤水史料多数是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党史书籍或参加过长征的将帅回忆录，这无疑是为研究、宣传提供的重要依据。但仅此远远还不够，还需作进一步的深深发掘，这样对正确研究这一战役才能提供更科学的依据。譬如参与领导长征并在遵义会议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毛泽东，就对这段历史有过精辟的阐述，虽然未选入《毛泽东选集》，也未见诸于他的其它文章。这段论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审看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词二首》一文清样时将原文中有关《娄山关》这首词的写作情况的考证全部删去，在边旁空白处，以郭沫若的口吻，加写了长长的一段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重大阻力，无法前进。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里的地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公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意思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毛泽东这段精采的文字，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如下重要的信息：

1.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的作战方针与战略意图：“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

2.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扎西会议。

3.娄山关战斗发生的具体时间：“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

4.娄山关战斗消灭敌军人数为一个师。

关于此战斗，在当年有关的电文里写作为二个师；有的回忆录与研究文章里写作六个团或四个团。据查阅国民党军事档案，当年据守娄山关的为黔军刘和鸣的第六团。刘和鸣在关上抵挡不住向王家烈告急，王派宋绍奎的第十团与金祖典的第十五团支援。这与毛泽东的回忆是一致的。

5.为解读毛泽东这首重要的词，提供了历史、时间、天气、物候、环境等写作背景。

这是迄今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详细回忆关于红军四渡赤水的唯一一段珍贵史料，十分难得。

其实，最早谈到四渡赤水的当属陈云。他1935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将此战役作了一个重点汇报。他当时是党与红军的重要人物之一，并亲历此役，其回忆仅距离数月时间，应该说基本准确无误，是研究四渡赤水极其珍贵的一段史料。

当时以史平为化名的陈云的这篇重要报告，是根据俄文记录稿翻译刊印的，因音译关系，故个别地方出现小小差错，但丝毫不影响它的珍贵性。

陈云在报告里谈到：

西征的第三阶段，从攻下遵义城开始，一直延续到过长江为止。在这一阶段我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强渡了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支流金沙江。这个阶段的领导是正确的。我们决定进军四川，先向北运动，然后转而向西。起初我们不了解敌情，当我们接近四川边界时，发现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几倍。于是我们占领了黄家（应为扎西），在这里集结部队改变了行军路线。敌人得知我们要强行渡江，因此在川黔边集结兵力。如果我们从这里一直向西，一定会遇到敌人最强的抵抗，因为敌人已在那里做好了防守的准备。所以我们转而向东，直抵桐梓城。这时敌人才发现我们不向西进，却挥师东行。但这时我们已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是我们红军一次漂亮的机动战。

西征第三阶段的第二个关键时刻，就是红军占领了距桐梓30公里处贵州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关隘（娄山关）。这时王家烈部两师人马向我们扼守的关隘发起进攻。我们大大加强了两翼的守备，守住了阵地。当王家烈部逼近时，我们便将他们包围起来，敌人主力被歼，有少数敌人溃逃。当晚我们重又占领遵义城。

第二天，龙奇伟(应为吴奇伟）部又从另一侧向遵义城发起进攻，但我们自从战胜王家烈后早已做好战斗准备。我们把两翼的部队埋伏好，只等敌军前来进攻，早上8时战斗开始打响，到12时龙部（应为吴部）已被我军团团围住。敌人大部被缴械，只有一小股敌人乘汽车向贵阳方向逃窜。

因此，我军在桐梓与遵义之间歼敌整整4个师。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提高了红军在湘、川、滇、黔4个省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民众感到红军实力强大。此外，这一胜利缓解了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的困难处境，因为他们正遭到敌人4个师的进攻。这时敌人便不得不暂时停对他们的进攻，转而攻击我们。

……

这个阶段，取得的第三个胜利，就是我军获得了许多被服，弹药和驮畜等。老实说，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太乐意打敌人的地方武装，而更喜欢打南京的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富有得多，战利品也要丰富得多。我们每歼灭一支中央军，通常可以缴获大批粮食、被服和弹药，而地主军阀就穷得多了。

西征第三阶段的另一成功之处，是我们十分灵活机动，敌人很难摸清我们的行踪。敌人以为我们在西时，而我们偏在东面出现；敌人以为我们在东时，我们都已转师西进。

……

因此，显而易见，我们的实力既然不是能同时击溃四五路敌人，便不能与敌人作持久战。如果敌人从几个方向进攻我们，而我们又无力应战，也就是说不能进行反攻时，我们必须要用机动战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这便是我们在黔北地区四进四退的原因。我们了解到在这一地区很难渡江后，便决定另觅渡江的地点。

强渡乌江是西征路上极为艰难的一次行动。如果拔按原定的路线直插乌江，我们就根本渡不过江。当我们最后一次占领遵义城时，由于敌人预计我们会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早已在黔北重兵设防。我们也就往这一方向派出部队，作出欲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的姿态。而我们的主力这时却向相反的方向进发。一夜之间，我们架起三座浮桥，全军顺利渡江……

……

我们制造主力东进的假象，其实我们却正向西挺进。滇军奉命向贵州方向移动，也就是说集结兵力在东面阻截我们。

我军主力却向南面推进，绕过贵阳，经黔南又迅速折而向西，如此一来，所有的敌军——湘军、川军（应为黔军）和中央军全都被我们抛在了后面。

陈云在他的报告里第一次最早具体而生动地向国外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史实。虽然报告中未出现“四渡赤水”字样，但他采用了“四进四退”这个词，实际上也就是“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是建国后研究这一战役的专家们提出的。

陈云的这段报告，为研究红军四渡赤水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兹举一例：譬如谈到一渡赤水之前，红军土城受挫的原因“起初我们不了解敌情，当我们接近四川边界时，发现敌人的实力超过我们几倍。”这就是川军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调重兵于川南黔北阻截红军，因而造成红军土城受挫的真正原因。

陈云报告里谈到娄山关战斗时说“这时王家烈两师人马向我们扼守的关隘发起进攻。”其材料来源于红军的电令，当时侦察到的敌情如此，有误。

据1935年2月25日 “关于我军消灭娄山关守敌夺取遵义的指示”电令写到：“敌情如你们所知，估计守娄山关、黑神庙的柏杜两部可能为黔军第一、第四、第五、第八、十五、十六共六团或仅一部共三个团，有凭娄山关相机出击阻我南下掩护遵义以待薛敌来援的模样。”

除了革命元勋毛泽东与陈云谈过四渡赤水外，还有开国前出版或发表的一批革命回忆录里，也有谈到四渡赤水的，虽然大都不是作全面的叙述，但一枝一叶，却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值得珍视。

二、三渡赤水探源

红军二进遵义后，于三月初移师西进至遵义县鸭溪。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的军事行动，在几乎所有的书籍与文章里都说“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红军西进三渡赤水，”等把敌人调动了甩开敌人，再来个四渡赤水。

研究这个问题，先得从黎平会议决议着手。

1934年12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中写到：“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军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开篇即谈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

红军进入遵义，立即发动群众建立县与乡级革命委员会(即政权组织)以及各种群众组织，这都是黎平会议新决定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的表现。特别是红军进入遵义城后，即成立以刘伯承为司令，陈云为政委的“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据查中央红军长征所经之地，成立警备司令部的，唯遵义一处。这些，都可视为“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雏形。

但当红军在遵义的革命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黔军、川军，特别是国民党的“追剿”部队中央军纷纷觊觎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三日（即1935年1月17日）国民党飞机轰炸遵义，在召开会议的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附近掷弹，其目的虽然不是轰炸开会之地，但说明敌情之严重。故原拟在遵义建立根据地之决定，看来不可能实现，部队便于1月19日分三路向北开拔，撤离遵义，挥师北上入川。其战略意图是如果具备条件，时机成熟，将新的根据地建在川黔边地区，与四方面军遥相呼应。更进一步可达到会合红四方面军之目的。

事与愿违，土城一战，部队因判断敌情有误而受挫，遂不得不改变计划，争取主动，另觅新路，到达川、滇、黔三省交界之扎西。这条路线，仍不改初衷，拟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但红军集结扎西，更引来各路敌军。中央政治局于扎西召开的会议上，又不得不作出甩开敌军，回师贵州，寻找敌军薄弱环节以攻击之的战略方针。一举生效，让红军取得长征出发以来的空前胜利，在遵义战役中消灭和击溃敌军两师又八团。

红军二进遵义，应该实现一进遵义时建立新的根据地之目的，但因蒋介石吃了遵义战役的败仗，恼羞成怒，决心“雪遵义之恥”，调集各路人马决定会攻遵义城。红军如不马上离开，必成瓮中之鳖。于是遵义战役大获全胜之后的1935年3月初，即挥师西进。红军挥师西进的初衷，不是三渡赤水，当时并没想到这一点，而是为了实现黎平会议决议中所指出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之目标。

查当时敌情，红军部队所处的北面，有强硬的川军阻挡；东面是部队的来路，有湘军阻截，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南面追剿军在贵阳至乌江一线，虎视眈眈。唯有遵义之西，敌情稍缓，驻中央军周浑元部。审时度势，中央军委决定二进遵义后，即向西移师，既符合黎平会议的精神，又从当时的敌情出发。移师西向的目的，还是欲在遵义之西北地区创造条件建立新的根据地，这应该说是当时所作出的正确战略方针。

红军离开遵义向西边的鸭溪方向前进，完全是主动的一次军事行动。其目的是要收拾“追剿”军的另一部周浑元。因吴奇伟在遵义战役中已经较量过了，丢盔卸甲，损失两师人马，弄得自己于仓皇中哭哭哀哀逃过乌江。

为打击周浑元，扫清在遵义西北建立根据地的绊脚石，新任前敌司令部政委的毛泽东与司令员朱德于1935年3月5日23时30分在鸭溪前敌司令部发布“前敌司令部命令”：

1.判断周（浑元）纵队肖（致平）、谢（溥福）两师共七个团，明六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师六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三个团将由石坑坳口向大黑水前进。

2.我军有首先消灭肖、谢两师之任务，明六日布置如次：

甲、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左纵队，于明日拂晓取道花苗田向长干山、枫香坝之间攻击，其第一师应绕至倒流水、李村地域突击敌后尾，以第二师向青坑地域之敌侧击，干部团随第二师前进，受林、聂指挥。

乙、三军团为右纵队，以主力三个团经过温水、大山西端向倒流水、青坑、养马水由南向北攻击，以一个团扼守九龙山，白腊坎正面吸引敌人东进，该军团应派出小部至太平场以南迷惑并钳制何敌。

丙、五军团为预备队进至白腊坎附近待命。

3.明六日各兵团须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肖、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耀煌）师作战。

4.总后方在鸭溪、花苗田至遵义地域。

5.前敌司令部随一军团司令部前进。明六日在白腊坎。

附记：通讯联络除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规定烧烟火办法：大胜利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二堆火，相持或不胜烧一堆火。

有趣的是，也就在1935年3月5日23时左右，蒋介石给他的追剿军总指挥薛岳与周浑元纵队发来一电，要周纵队不贸然与红军接触，吸取“遵义失败之恥”。命令其部一直往遵义之西转移，构筑工事以等待红军来攻。遵义战役让蒋介石倍加小心谨慎了。其电令写到：“据下午飞机报告，匪万余人向鸭溪口西南方向移动企图，不外以下二种。甲、放弃遵义，仍向西窜，为达其原来目的。乙、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就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此时，我军应处置如下：一、吴纵队明日仍在乌江南岸暂秘处其行动，向黔西南地区挺进，用最快行动，昼夜兼程，不得延误片刻。若匪军在与我周纵队在枫香园附近接触对峙时，我纵队亦用最速方法渡江北岸猛进，寻匪侧背围剿之。二、周纵队明日决在长干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攻势防御。如匪不敢向我进攻，仍在枫香园附近停止行动。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

本来，中央军委想乘遵义战役新胜之威，准备在遵义之西发展战果，再打一个胜仗，如果将周浑元击败了，这样便能较好现实黎平会议决议，创造条件在遵义的西北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创建新的根据地，寻找落脚点，是中央军委总的战略意图。当时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得服从这个战略方针与战略目标。本来就有点心虚的周浑元，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他“在长干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攻势防御。”以致朱毛策划的这一仗没有打成。周浑元部向西退却，并在长干山、鲁班场一带构筑强固工事。

红军发布于鸭溪的“前敌司令部命令”未能实现，而部队又求战心切，于是红一军团林聂首长便致电中央军委，要求进攻打鼓新场（金沙），中共中央又有了一场进攻打鼓新场与否的激烈争论，从而在“苟坝会议”上诞生新的三人军事小组。

从当时的敌情视之，蒋介石正命令“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指国民党周、吴两纵队）。否则，匪如向西窜去，则周纵队应取最速行动，向黔西之西北地区追剿。”（蒋1935年3月5日23时左右电令）

蒋这道电令所指方向，正是金沙范围，当时，红军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则正中蒋介石计。故毛泽东在苟坝力排众议，坚持不同意一军团 林、聂进攻打鼓新场意见，力主放弃这一攻坚战。毛泽东的决策是对的。

由于遵义战役使“我野战军主力五日内连下桐梓、遵义，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两千以上，俘虏约三千人，开展了黔北新的局面，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的更有利的条件，使围攻我军之敌不敢轻进。”朱德：（《指示九军团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1935年3月1日十二时三十分）为使红军在黔北开展的新的局面得以巩固并向前发展，盘据于遵义之西的周浑元部无疑是重点打击对象，于是中央军委于3月13日20时，向红一、三、五、九军团发出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部队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各军团均向西发展，以消灭周浑元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并要求部队迅速夺取与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作转移的枢纽，寻求新的机动。

周浑元三个师的兵力，在地形险要的鲁班场，预先构筑了强固的工事，又有优于红军的武器，并以逸待劳地等待红军的进攻。这样，对于红军来说，真要战而胜之，就十分困难了。

的确，这仗没有打好，使红军的西进受挫。中央军委立刻作出决定，令部队向赤水河畔的茅台转移，在赤水河的渡河点东、西寻求新的机动，这本身与军委的战略方针是一致的，不矛盾。

1935年3月16日18时，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作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命令“我野战军决于今十六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寻求新的机动。”

中央红军在遭遇了一场可以说没有打好的苦战之后，迅速摆脱强敌，抽身西渡赤水（即三渡赤水），看似被动，实则主动。就在这渡来渡去，忽东忽西的迂回曲折中，逐步完成了调动强敌，摆脱强敌的战略任务，在客观上起到调动敌人的作用。

这便是中央红军三渡赤水的由来。

三、贵州地下党在四渡赤水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很多谈到四渡赤水的读物与国内有关红军长征的陈列展览里几乎都一致忽略了贵州地下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作出的贡献。其实，贵州地下党自红军二进遵义由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李维汉批准成立后，当即在红军这一著名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据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载：“1935年2月，中共中央派来的杨涛（即潘汉年）到达贵阳，与省工委秦天真接上头，听取了贵州工作的汇报，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第一，做好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的准备；第二，获取国民党的作战地图、密电码、地空识别标志；第三，掩护杨涛去上海以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关系。”

中央的三条指示，其核心是要贵州省工委配合中央红军开展武装斗争。这在当时来说就是如何让部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甩开强敌，实现自己的战略转移，尽快找到落脚点。所谓“背靠云南，”可以牵制滇敌，“面向遵义、重庆，”则与川黔边的斗争相联结、相互呼应，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

贵州省工委接受任务后，积极开展工作。由兼任遵义县委书记的省工委书记林青及时向地下共产党员缪正元布置任务，获取敌人的密电码。缪正元利用在国民党黔军王家烈部的第一师电台工作之便，迅速偷抄有关电报、命令，完成所交的任务。缪正元还按林青指示，随时作好准备，待与红军接近时，寻机携带电台投奔红军。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期间，秦天真通过打入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设法获取到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地图与密电码本。这对红军及时掌握敌情，正确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起到很好的作用。

此期，贵州省工委遵照中央指示，派地下党员蓝运臧（女）护送中央代表杨涛，以夫妻名义，经广西、香港安全抵达上海，让杨涛去上海作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工作。蓝运臧顺利完成这一护送任务。杨涛离黔时，留下与红军联络的暗号，在后来地下组织与红二、红六军团联系中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贵州省工委还利用各种机会，牵制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有力支援红军作战略转移。譬如，在红军四渡赤水中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地下党员黄大陸，身任黔军二十五军第一师参谋长。他以军阀应自保实力，不愿与红军拼杀的心理，多次劝说师长何知重以“兵无宿粮”为由，避开与红军作战。当红军一渡赤水时，何部按兵于桐梓，未参与土城战斗。红军二渡赤水前，王家烈电令何部在二郎滩等处防堵，作战命令落入负责电台工作的缪正元之手，缪及时通过身边电台文书、地下党员杨逸民转告黄大陸，黄又设法使何知重将部队停滞于习水、土城一带，未参与堵截红军二渡赤水的军事行动，从而减轻了红军的阻力。以至，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黔军主力一师与二师相比较，真正对付红军的只有柏辉章指挥的二师。何知重控制的一师因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而停滞不前，基本未与红军接触，相反还从一师电台透露出一些对红军有利的情报。

贵州地下党的这些活动，为配合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边区，调动敌人，打击敌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此观之，贵州地下党在红军四渡赤水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1]遵义会议纪念馆编.张闻天与遵义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2]遵义会议纪念馆编.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3]遵义会议纪念馆等编.雄师刀坝告大捷——中央红军在刀坝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王 林）

A Study into Crossing Chishui River Four Times

SHI Yong-yan
(Zunyi Conference Museum,Zunyi563002,China)

By means of excavat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the campaign of crossing Chishui river four time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campaign of crossing Chishui river three times and expounds the role of underground party organization of Guizhou in the campaign of crossing Chishui river four times.

campaign of crossing Chishui river four times;campaign of crossing Chishui river three times;underground party organization of Guizhou;study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K263

A

1009-3583（2010）-06-0058－06

2010-06-03

石永言，男，本名田兴詠，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