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卡佳

（遵义师范学院 中文系，贵州遵义 563002）

《荒唐岁月》的语言特色

蓝卡佳

（遵义师范学院 中文系，贵州遵义 563002）

邓炬老师的文风很严谨。他的小说集《荒唐岁月》以其典雅、生动的语言和特殊的语言风格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其特殊的语言风格，是对古典笔记小说语体风格的营造，以及对“文革”社会方言和黔北地域方言的娴熟运用，其语言形式的多元形成了其作品语言特殊的艺术魅力。

荒唐岁月；语言；风格特色

读过邓炬老师的《荒唐岁月》，感受了文本故事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岁月的荒唐”，那是黔北“一个边远小县的‘文化大革命’”。记忆中很小的时候，我们背诵过“毛主席语录”，看过一些似懂非懂的“高大全”的革命影片和“样板戏”，并对当时很流行的“走资派”“牛鬼蛇神”“黑五类”之类的词语较为熟悉却又陌生。走进《荒唐岁月》，感受于作者对古典笔记小说的语体风格的营造，感受文本语言的幽默、诙谐和调侃，感受那种贯穿于全篇的对“文革”社会方言和黔北方言的娴熟运用，其语言形式的多元运用形成了文本语言特殊的艺术魅力，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内心的对那段沧桑与荒诞岁月的魂牵梦绕。

1 古典笔记小说的语体风格

1.1 古典笔记小说的语体风格

“笔记小说”兼有“笔记”和“小说”的特点。今有人概括“笔记小说”为“是那些以记叙人物活动(包括历史人物活动、虚构的人物及其活动)为中心，以必要的故事情节相贯穿，以随笔杂录的笔法与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为特点的文学作品。”[1]具体来说，《荒唐岁月》的语体风格和文体范式是对古代笔记小说的汲取和传承。其特点首先表现为文体篇幅的短小。《荒唐岁月》整个小说集由十二个短篇组成，由于篇幅短小，其行文力求在有限的语言文字中表现寓意深长，趣味隽永的故事。语言表达上，力求行文的简洁和言简意赅，这也是他文本语言多用文言句式或整词整句的特点的体现。其次是文体技法的刻意耕耘，作者刻意追求技法上的巧合。即把“文革”那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社会矛盾都寓于文本营造的偶然事件之中，聚焦历史。通过巧合来编织故事，营造氛围，以生活中人们喜闻乐见的奇闻妙语，或对常见熟语的引用仿写来突出典型环境中特定而巧合的时间因素、环境因素、性格因素，可谓信手拈来，寓意精巧。第三是荒诞，文本故事放在今天来看，很多都是“荒诞、荒谬、荒唐”的，但作者运用传神的语言，简约的描写，深厚的语言修养来尽量客观叙写，再现历史的真实，浓缩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从叙述结构看，多用随笔式散文格式。以上这些，都从其小说集的十二篇故事中逐一体现，营构了文本语言古典笔记小说的语体风格。

1.2 古典笔记小说语体风格的整体性

作为小说集，作者在每一篇小说的行文格式中，或多或少都带有古典笔记小说的痕迹，而且力求语体风格的整体和统一。文本从叙述语言到人物语言都自觉地运用了古典笔记小说的语体格式与古白话语言范式。文本语言简约古雅，恬淡精致。如李庆西所说，是“叙述为主，行之简约，不尚雕饰。”[2]又如钟本康说：“富有节奏感、色彩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体现和结晶。”[3]这些论述精当地指出了《荒唐岁月》这类作品的语言风格与古代笔记小说的相似之处。

1.2.1 人物刻画语言的特殊性

抑或是作者对古典笔记小说的厚爱，抑或是特殊的“非常态的典型环境”的需要，作者运用这种古典笔记小说的文体格式和语言叙述方式使作品在人物刻画上有别于其他的语言形式，显得得体、典雅、简洁而精炼，同时也凸显幽默和调侃，彰显出作品的特殊风格。如《祸起银球》《新闻人物贺胡子》《笑星“郝大炮”》等短篇中都有体现。如：

（1）在这座小县城里，贺胡子可算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刚四十出头，就留下一腮美髯、齐肩长发，衣着考究、风度飘逸。《新闻人物贺胡子》

（2）但考虑到本人先天不足（出身富农家庭）、后天亏损（不幸当了臭老九），且年近不惑，确乎进取无门，钻研无路，只能夹起尾巴做人，应暂定位在但求无过或少过之上。《祸起银球》

（3）山乡女教师小冯，单纯、热情、敬业。她是这所学校教师中学历最高的唯一的中专生，因父亲出生于工商也兼地主家庭，且系省城某重点中学揪出的反对学术权威……《怪圈》

（4）县公路养护段道班工人杜某，是鄙人同乡。虽出生在同一条街上，但……似乎从未谋面。《大花卷》

（5）中学教师吉某，人精明、喜动脑、善算计。《祸起银球》

（6）其子名果，年方十岁，算来应该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祸起银球》

（7）范奇章何许人也？范副校长是也。《“三家村”聚散记》

（8）围观的群众虽有惊无险，但仍掩耳瞪目张口。《笑星“郝大炮”》

从这些人物形象刻画的语言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语言运用带有古典笔记小说的特点。语句简洁而整齐，有四字组，两字组；古白话语言范式也力求言简意赅而寓意深刻。

1.2.2 古白话语言范式的整体性

文本语言除了在人物刻画和描写中运用了古白话语言范式以外，还大量地运用于文本结构中，从而形成语言特点的整体性。比如起承转合的段落发语词，情节描写的词语运用，大都采用具有笔记体小说特点的古白话语言范式，这在上述例子中已经略见一斑。在文本叙述语言的段落发语词部分，大量使用具有古典笔记小说特色的古语词，简洁，精炼而风格独具。如“如此，其时、起初、岂料、忽一日、惊悉噩耗、一日下午、次日清晨、正狐疑间、话说、大凡”，有的则是对这种叙述语言的模仿。如：“此刻、原来、谁知、不过、终于、可惜、的确、逐渐、一时间”等。如此多的两字组词语成为各篇故事的段落发语词，独立于每段的开头，有总领全段的意味，同时也是构成作品的古典笔记小说风格的整体性的体现。

1.2.3 对古语词和古典熟语的引用仿写

作品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很大，可见作者的古典文学功底的厚实。作品语言不论是叙事还是描写，不论是对人物的外貌描写还是内心刻画，大量使用了成语和典故，还表现在对古语词的引用和对古代俗语的引用。如：

（9）然而，恰如古语所云：树欲静而风不止。《输不起》

（10）他（唐老二）不好讲明，只好找个“由头”使出缓兵之计。《笑星“郝大炮”》

（11）常言讲：时事造英雄。《笑星“郝大炮”》

（12）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郝大炮自然用郝大炮的办法。《笑星“郝大炮”》

（13）如此每每得手，郝大炮乐此不疲，郝皮匠又何乐而不为。但，毕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吧。《笑星“郝大炮”》

（14）汝之发肤，乃羊毛狗皮也，何可珍之爱之？尔等借人民讲台，毒害青少年一代，可有恻隐之心乎？《“三家村”聚散记》

笔记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格式，其特点主要是杂和散。这种文体风格看似无意为文，却是一种自由的写作心态，作者对生活感受至深，进入一种自由的语言境界，意兴所至，笔亦随之，对古典熟语的信手拈来和任意仿写，显得不事雕琢，却又能寓庄于谐，充满情趣，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使得《荒唐岁月》的语言风格既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浓郁的现代抒情色彩，文白交融，顺理成章，当然这也是与作者的对语言文字运用的严谨和对生活感悟的深刻是分不开的。

2 语言的文化性

语言的文化性是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对文学语言所概括的特征之一。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罗兰·巴尔特有一句非常精当的概括：“文化，就其各个方面来说，是一种语言。”[4]可见，语言中包含文化，乃是语言本身的内在属性。文学语言作为人类语言符号的重要方面，文学文本作为所有文化文本的精华，集中地体现着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受文化的制约。

2.1 语言的节奏感与语境的时代感和谐统一

作者刻意追求句式的整齐和音节的和谐，源于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与固守，源于对黔北自己家乡这一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的真情抒写，所以他的语言便多元而有魅力。作者在整个作品集中，为了营造一种整体风格，有意追求句式的整齐和音节的和谐。

2.1.1 对熟语的大量运用，音节整齐，情景语义表达准确

正因为作品集的整体风格具备古典笔记小说的特点，作者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熟语。一是对成语的大量使用。如：“如火如荼，有口皆碑，无微不至、责无旁贷，兢兢业业、温良恭俭让”等等。即便是使用非成语语言成分，也尽量照顾到音节的整齐，注意平仄的相间和韵律的和谐，照顾文体风格的整体性。如“大肆鼓噪，阵阵发怵，直冒冷汗”，“头戴藤帽，肩扛钢钎，倚老卖老”“渐感困乏，打起瞌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砸锅摔碗，剑拔弩张，无一宁日”“前仰后合，振臂伸腰”。整齐的语言形式，与语境的时代感和谐统一，再现了那个时代的“轰轰烈烈”。

二是对惯用语的运用。说“风凉话”、好“吹牛皮”、爱“说大话”、善“侃大山”“瞎起哄”等惯用语的大量使用，音节整齐，概括力强，富于生活情趣。为了营构三音节词语格式，作者刻意追求三字音节词语的短小和精悍。如：《笑星“郝大炮”》中就有“进城不是逛大街、看热闹，就是钻小巷、觅吃喝。”《红宝书》中的“翻围墙、爬栏杆、进酒馆、坐茶坊、打扑克、搓麻将”。还有更多三音节词语的罗列：“招民工，修铁路”“装炸药、安雷管、埋火绳”“炸山羊、炸豺狼”“捶桌子跺楼板发脾气”。在这些三音节词语中，特别注意对单音节动词的传神使用，使其构成以单音节动词为主的动宾结构。“砸牌匾、捣寺庙、抄黑窝、改街名”，“查书刊、清照片、纠发型、剪裤管”。这些整齐的语言结构形式，给无声的情景带来了动感，让人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不安与动荡，荒诞与滑稽，极富历史感。

除了三字组词语以外，两字组词语的使用也是刻意为之的。如：“在车前轮处松土、铺砂、平实，后轮处加土、垫石”，“给儿子洗澡、换衣、弄吃的”，对地富反坏右进行的是“炮轰、打倒、油炸、绞死”，对异己分子批斗时是“熟练地扭腕、压背、按头、挂牌”，让“罪人”“曲腿、弯腰、低头、下跪。”’“老校长跌跌撞撞地被拖着时跑、时停、时爬、时滚、口吐白沫，血肉模糊”等等。从这些两字组词语的语法结构看，多为动宾结构，在音律整齐的同时，也有很强的节奏感，而且词语所使用之处，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暴力情节，血腥而荒诞，暴力而极端。语言的节奏感加强了语境的震撼力，简洁而掷地有声，惊异而无言以对。

2.1.2 对整句的大量运用，刻意追求句式的整齐，音节的和谐，历史感强。

（15）经过彻夜苦思，几近绞尽脑汁，贺胡子终于有了绝招。《新闻人物贺胡子》

（16）让儿子打乒乓球，既顺应潮流，又切实可行。《祸起银球》

（17）郝皮匠便自起炉灶收购皮货，发往各地，生意红火，家境殷实。《笑星“郝大炮”》

（18）铁路工程相继下马，筑路民工纷纷回家。《笑星“郝大炮”》

（19）随着上海“一月风暴”的席卷，省城“西南春雷”的轰鸣，全国革命形式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笑星“郝大炮”》

在整齐的句式中，作者刻意运用对偶的语言形式。既起到了用词准确的作用，又照顾到了古典笔记小说的语体风格，同时还增强了语句所述情景的历史感，真实性，增强了语言的震撼力。

2.2 刻意营构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融合

作品一以贯之的语言风格是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地域文化的丰富相融合，多元而生动。对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熟悉流露于语言形式，彰显语言的文化性。

2.2.1 地域方言词语和白话相结合的对联形式

对联是黔北地域文化中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通过对联这种形式的表达，可以使语义委婉而又寓意深刻，地域性与文化性统一。

（20）县委大门上贴上流行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也是借用的“炮打司令部”。

（21）文中的一“黑”对联为：“汤圆汤汤汤水水水水汤汤，饭豆饭饭饭菜菜菜菜饭饭。《“三家村”聚散记》

（22）方言俗语对联“红萝卜白萝卜偶尔有点豆腐，青咔叽蓝咔叽间或卖些毛皮。”横批“风衣足食”。《“三家村”聚散记》

2.2.2 地域性方言俗语的运用

方言俗语历来就有通俗而含义丰富的特点，特别的引用可以突出地域文化，也可以突出特定语境中的人物和事件。

（23）如此，便出现了目前这种“只打雷，不下雨”的情况。《笑星“郝大炮”》

（24）爹！干脆让我去帮唐二哥守仓库，免得跟那些狗日的乡巴佬扯不伸抖。《笑星“郝大炮”》

（25）但到头来还是如俗语所言：半夜想起千条路，天亮照常卖豆腐。《输不起》

文本中，作者对地域性方言俗语的引用大多是信手拈来的。如：“乱捧脬（拍马屁）、小“爬虫”施板眼（搞名堂）、病怏怏（病病歪歪）、半钵菜汤，冷锅冷灶，打得火热（经常在一起，关系密切），响鼓不用重锤，不见棺材不落泪，神不知鬼不觉”等等。通俗而彰显地域文化。

汪曾祺曾经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一个作家对传统文化和某一特定地区的文化了解得愈深切，他的语言便愈有特点。所谓语言有味无味，其实是说这种语言有没有文化。”[5]《荒唐岁月》文本从对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刻意融合，到对笔记小说语体风格的整体把握；从语言范式的刻意营构到恣意抒写，都体现出作者语言的文化性。

3 “文革”社会方言与“语言游戏”

“文革十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生活的“荒唐”和环境的“极致”，留下了一大批只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方言”。

“社会方言”是指由社会群体的不同性质而形成的语言变体。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没有直接的渊源，主要差别是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以及一些特殊词汇的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社会方言”，很大一部分属于政治造词，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因素使这部分词语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浓缩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3.1 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词汇

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成就了一批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词汇，这些词汇都是那个时代的基本词汇。而今天看来，这些词汇已经成为了一般词汇，而且有些词汇对今天的阅读者来说，还必须加上一定的注释才能读懂。

3.1.1 名词短语类：

牛鬼蛇神：中国民俗所谓牛鬼蛇神，本为传说中的神怪。文革”时期特指各类阶级敌人。

牛棚：指“文革”期间关押“牛鬼蛇神”这类人的地方。

黑五类：“文革”时期个人成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统称。

臭老九：“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统称。

反革命黑帮：“文革”时期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保皇派、牛鬼蛇神。

苏修：“文革”时期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称谓。

样板戏：“文革”时期推出的以京剧为主要剧种的革命戏剧，当时有《杜鹃山》、《龙江颂》、《红灯记》、《沙家浜》等八大样板戏。

伟大旗手：“文革”时期对毛主席夫人江青的敬称。

另外还有大家熟悉的“革委会、工宣队、忠字舞、逍遥派、走资派、保皇派、当权派，阶级异己分子、修正主义、最高指示、红宝书、老三篇”等，很多都是那个历史时期特有的社会产物。

3.1.2 动词短语类：“早请示、晚汇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剪十字头、画阴阳脸、崇洋媚外、斗私批修、坐喷气式飞机”。这类短语多是那个时代的主要写照，生活写实。

3.1.3 其它短语类：阶级斗争新动向、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英明决策、白卷大学生、反潮流小将、造反精神、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特殊的历史造就特殊的语汇，特殊的语汇反映特殊的生活。

在这些当时常见的基本词汇中，尤其以语素“红”“黑”构成的“红”“黑”族词居多。从结构上看，形成有偏正、并列以及主谓、动宾等结构。高频使用的构词成分主要有“革命(革)、红(色)、黑”等，这种构词方式，也形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方言”的特定文化氛围。

3.2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语句形式

（26）别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一切阴谋诡计，都逃不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的火眼金睛。

（27）贺胡子向最高统帅（毛主席）请假了。

（28）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的得出都是在调查研究之后。

（29）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30）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31）（红）宝书不离手，（毛主席）语录不离口。（32）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33）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34）打倒死不认罪的走资派。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从以上语句看，语义内容主要体现的是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至高无上的崇拜；从语句形式上看，则是以祈使句为主，语句内容体现的多是语义特征的极端性。其实，“文革”社会方言不仅可以作为观察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也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特定时期的“社会方言”的大量使用，既能营造历史感和现实性，又能体现文本语言的幽默、诙谐和调侃，同时给阅读者一种“语言游戏”的感觉。“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只强调矛盾、斗争，不讲求团结，结果造成思想认识上的绝对化、片面化。作者的“语言游戏”可以说是一个主体意识高度自觉化了的创作心态的自由显现，正如席勒所言：“只有人在完全的意味上算得是人的时候，才有游戏；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算得是人。”作者文本语言力求运用“社会方言”尽量客观叙写，目的是真实地再现时代的沧桑和荒唐，但是，内心的感受只有付诸于“语言游戏”，这也就是其作品一以贯之的语言风格。作者的“语言游戏”一是表现在“文革”社会方言本身的虚妄性上，怀疑一切，打到一切。二是表现在语句和词语的违背事理逻辑上，处处体现语言暴力，即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三是对军事用语的泛化，如“教育战线、五七战士、炮打司令部”，以及词义体现的幼稚的浮夸“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等。同时还有大量的损害人格尊严的污辱性、谩骂性词语，如“狗崽子、小爬虫”等。作者于嬉笑怒骂的语言风格和多元化的语言手段表达中，我们认识到作者的所谓的“语言游戏”并不是恣意而为，而是极其认真的，应该是一种“苦心经营”，可谓“苦恼人的笑”。“文革”社会方言与作者“语言游戏”的表里融合，让人感到的是令人震撼的语言魅力和言文一致的风格特色。

从古典笔记小说的整体风格到“文革”社会方言的“语言游戏”，从传统文化氛围的固守到地域文化特征的热爱，这就是《荒唐岁月》的语言魅力。

[1]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3.3.

[2]李庆西.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A].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小说文体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28.

[3]钟本康.关于新笔记小说[J].小说评论,1992,(6)：17.

[4]赵毅衡.文学符号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89.

[5]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C].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141.

[6]陈建民.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7]戴昭明.文化语文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王 林)

On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Stolen Childhood”

LAN Ka-jia
(Department of Chinese,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China)

The writing style by Deng Ju is very rigorous,and he employs graceful and vivid language as well as special linguistic style to manifest the characters and tales in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s in his novel anthology “Stolen Child”.Its special linguistic style is the creation of classic style of jottings novel and the perfect employment of the social dialect in the period of“Cultural Revolution”and the local dialect of Qian bei(the northern part of Guizhou),and the variety of language is the special artistic charm of language in his works.

“Stolen Child”;language;stylistic features

I207.42

A

1009-3583（2010）-06-0032－04

2010-07-20

蓝卡佳，女，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