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伟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一、苏武、耿恭之行事与命运差异

苏武，字子卿，杜陵人，因其父苏建为代郡太守，少以父荫为郎，后稍迁至移中厩监。公元前100年匈奴新单于立，汉武帝派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匈奴，归还被留与汉的匈奴使节。在苏武一行即将归汉之际，其副将张胜因参与匈奴内部叛乱而连累苏武。单于欲杀苏武等人，经匈奴贵人劝解，决定招降武等，但苏武自称:“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1]于是引佩剑自杀，经抢救才得以脱险。在苏武逐渐康复后，单于近臣卫律用剑威吓张胜，张胜马上投降，而苏武对此却面不改色，卫律又用荣华富贵来诱惑，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1]2464卫律知苏武不肯妥协，便告知与单于。显然，苏武把自己的使节身份看的重于自己的生命，而且作为一个外交使节，苏武也是非常聪明和勇敢的。后来，单于将苏武囚禁于曾装米的旧窖中，不供给饮食，恰逢天降雨雪，苏武就吃雪，吞毡毛充饥，竟数日不死。这种坚强意志和不屈精神，使匈奴大惊，就将苏武迁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无人处牧羊，以期让时间来改变苏武。在北海牧羊期间，苏武掘野鼠觅食，但所持之汉节从不离身，表示不辱使命之坚贞意志；丁零人又将苏武所牧之牛羊盗走，使他更加困窘，但任何困苦亦未动摇苏武对汉朝的忠心。汉将李陵投降匈奴后，匈奴单于利用李陵劝降苏武，李陵将苏武家人的不幸遭遇一一告知苏武，苏武在得知自己家人的遭遇后，依然不改初衷，结果李陵不仅未能使苏武投降，反而被苏武的精神所感动。苏武在匈奴被扣留19年，至昭帝时才得归还。出使时尚是壮年的苏武，回来时“须发尽白”[1]2467。据《汉书·李广苏建传》:“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两千石，赐钱三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昭帝时又“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宣帝时“召武待诏患者署”后又图画苏武与麒麟阁。由此看出，苏武归来后，统治者对苏武是非常的器重，且恩宠有加。

耿恭，据《后汉书·耿弇列传》推知其大概生活于东汉明帝和章帝时期。字伯宗，扶风茂陵人。永平十八年(75年)二月，北匈奴左鹿蠡王率三万骑兵攻车师，屯驻于金蒲城的戊己校尉耿恭派司马率三百人相救。因寡众悬殊而全军覆没，匈奴进而包围金蒲城。这里也只有少数汉军，但斗志顽强，他们用带有毒药的箭头，趁暴风雨向来侵之敌射击，杀伤甚众。耿恭又故意宣扬这是汉家神箭，匈奴中箭者见疮口皆烂恐惧而退去。由此可见耿恭是一个非常聪明勇敢的将帅。匈奴退兵后，耿恭将驻地移至距水源较近的疏勒城。七月，匈奴向疏勒城进攻，断城中水源，耿恭率士卒在城中掘井，深至十五丈仍无水，吏士干渴以致榨马粪而饮，情况万分危急，正当匈奴即将得胜之际，井水如泉涌奔流而出，城上汉军故意扬水让匈奴看，匈奴以为有神便及时退兵。耿恭身先士卒，不轻言放弃，和战士同甘苦，让人深感佩服。当年八月，汉明帝死，十一月，北匈奴又包围戊己校尉关宠驻扎之柳中城，同时又与车师叛军共攻耿恭。这时朝廷无暇顾及西域战事，耿恭率孤军抵御数日，粮尽援绝至煮铠弩上之筋革充饥，但耿恭与士卒皆不动摇，最后战至只余数十人。匈奴单于派人招诱耿恭说:若降当封王并妻以女子，而耿恭不为所动，将招降之人杀死，以示决心，单于大怒，增兵加紧攻城，恭等顽强死守，决心不将东汉在西域的这最后一据点放弃。后来求救军书到达朝廷，经过昭帝与诸大臣的商议，派敦煌、酒泉太守率骑兵将所余之人救回。由此事我们发现在耿恭的人生信条中就没有投降、屈服这些词语。他在西域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一个将帅对自己国家、君主无限的忠诚。然归来后不久，耿恭因言边事忤逆马防，防就指使李谭奏耿恭“不忧军事，被招怨望”[2]因而“坐征下狱，免官归本郡”[2]724。

从以上两人的事迹可以看出，苏武与耿恭都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他们“不为大汉羞”的人生信条。但是相同行事精神之两人最终命运却大相径庭。苏武在当时即被统治者宣扬，而耿恭的命运却不尽如人意。据统计，主要反映政治生活的正史“二十四史”除去《史记》《汉书》再加上《清史稿》即二十三史的资料，“苏武”共出现了38次[3]，而耿恭出现的次数则少之又少，而在后代的文化曲目中，“苏武牧羊”为主题的曲目比比皆是，绘画作品中也不乏其作，遗憾的是我们几乎看不到耿恭的身影。什么原因致使两人的命运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性？

二、命运差异原因

影响苏武与耿恭命运差异的原因之一就是两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西汉建立之初，“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1127可见社会经济是非常弱的。经过汉初七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经济已经恢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的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漏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汇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长吏者子孙；居患者以为姓号”。这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着手对付匈奴，并力图解决匈奴问题。当刘秀刚坐上黄帝宝座之时，东汉政府所辖的地域只限于北方一隅。他要在全国恢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就必须解决遍布全国的农民军问题，消灭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这两件事，在东汉政权建立后的十几年才算勉强完成。在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和以后，刘秀曾采取一些措施，以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但是力度都比较小，到了明帝、章帝时期才大力的着手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也成为了社会最为重要的事情。统治者不愿意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对外战事方面。两相对比，就这一点而言，苏武就比耿恭要幸运许多。

匈奴在两个时期对西汉、东汉王朝的威胁程度不同也成为影响他们命运的一个原因。西汉初年，匈奴的奴隶制社会经济处于迅猛发展时期，急需对外侵略、扩张来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匈奴冒顿单于时期，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为贤。”[1]3751以后各单于也都励精图治，积极进行对外的掠夺，立国不久的西汉王朝成为其目标之一。从刘邦建国之初的“白登之围”到武帝时期的留汉使者，骚扰边境，双方之间的和战从未停止过。匈奴问题成为历代西汉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汉初，刘邦亲率大军抵抗，但被匈奴困于平成东南之白登山。汉军被截为内外两部分，刘邦及被围之汉军将士七日七夜不得突围，后由于陈平献计贿赂单于夫人才得以突围。之后与匈奴维持不平等的和亲，且每年将大量的絮缯肉等食物送给匈奴，沉重的负担才换得了汉初的边境安宁。至惠帝高后时，匈奴“冒顿浸骄”，派人送来羞辱吕后之国书，吕后及群臣只能以自污之辞，来换取边境的继续安定。文帝、景帝时期，匈奴在边地骚扰加剧，但由于两汉政府的经济实力还没有恢复，只能采取一些保守的措施。至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增强，为武帝解决匈奴问题提供了基础条件，因此武帝时期积极着手对付匈奴。虽然整个的对匈奴之战，使得汉王朝实力有所减弱，但对匈奴的打击是非常强有力的，匈奴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对西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了。再相比汉初，匈奴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东汉光武帝时，匈奴内部由于争权夺利及天灾人祸而分裂为南北两部，建武二十五年，南匈奴向东汉政府“奉藩称臣”[1]2943，从而解除了匈奴对北部边郡的骚扰，使得东汉政府的压力有所减小。南匈奴不时的打击北匈奴，使得北匈奴实力大减。明帝时，军事、政治并用，汉王朝在西域取得较大的胜利。明帝崩前，北匈奴对西域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夺回以前所失去的地域。由于中原连年灾害，流民失所，社会动荡不安，章帝初即位，不愿兴师动众，对西域用兵，因而放弃了前一阶段已经占领的地域。据《后汉书·耿弇列传》:“关宠上书求救，当时肃宗新即位，召诏公卿会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就。但司徒鲍昱议曰:‘今使人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2]722后来，肃宗勉强同意救回这支孤军。可见，不论是大臣还是帝王对这只军队都不是十分的重视，与昭帝时“汉求武等”[2]2466形成鲜明的对比。

两人所处的社会主导思想也成为影响苏武、耿恭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汉初年，统治者奉行的是“无为而治”黄老思想。武帝时期，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大力提倡儒家思想，而儒家的“忠君爱国”逐渐成为社会所标榜的主要思想，甚至自昭帝开始的历代帝王必须将儒经作为自己的必学课程之一，更不用说社会的其他想进入仕途的读书人。苏武在匈奴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统治者提倡的“忠君爱国”思想的楷模。从当时汉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来看，解决其他民族问题也需要有千千万万个有苏武这种精神的人。所以，不论是昭帝还是宣帝，毫无疑义地要将苏武列为世人学习的楷模，对苏武的宣扬自不用说。而东汉初年的统治者主要坚持西汉初年“与民休息”的思想，同时吸取西汉初年诸侯王尾大不掉的教训，一直致力于对诸侯王的严加防范。光武帝在国家稳定之后，就不愿在提起兵事。“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1]85对自己的儿子都不愿提起，可见厌战事之强烈成度。后继的明帝、章帝也基本上坚持武帝的思想。而耿恭的命运于此不无关系。耿恭为耿弇之孙，耿弇在东汉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屡立战功，拜为大将军，“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医药”[2]713且“永平元年卒，谥曰愍侯”[2]713。其后，耿氏一门有尚公主者，有为皇后者，盛及一时。范晔有言:“三世为将，道家所忌”[2]713，耿氏一门在当时已经如此显赫，帝王本来已经对其有所防范，在此时是再也不会大肆宣扬耿恭的。“恭至，司徒鲍昱以耿恭节过苏武，宜蒙爵士之赏。不从”[4]明显的可看出帝王的防范之心。

个人因素在苏武、耿恭人生命运中也起一定的作用。苏武在匈奴之行事，前已详述，此不赘述。据《汉书·李广苏建传》:“宣帝时，以武著节老臣，命朝朔望，号称祭酒，甚优宠之。武所得赏赐，尽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余财。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乐昌侯、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显然，苏武非常注意为人处事。而耿恭却得罪了马防，当时“防，贵宠最盛，与九卿绝席……防数言政事，多见采用”[2]856；又“秋八月辛巳，行车骑将军防还京师，车驾率幸其第，后加赏赐。上美防功，令史官为之颂，又使防举吏二人。冬十二月丁酉，以行车骑将军，城门校尉如故，位愈九卿，班同三府，置掾吏十人”[4]。而恰在此时，耿恭却上书言“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进大鸿胪固，即其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宜奉大使，镇抚梁部。令车骑将军防屯军汉阳，以为威重”[2]723因此而得罪了马防。还有一个不应为我们所忽视的原因就是苏武在拥立宣帝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地作用，所以他才可以永享帝王的恩宠，以致显名于后世。

有人认为是范晔的写史才能影响了耿恭事迹的宣传，这点已经被大多数人所否认，范晔的史能是后世史家普遍认可的。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便可找出真正的原因:西汉武帝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了苏武这种为中华民族历代颂扬的人物；而初建的东汉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社会经济，亦不愿劳师动众去对付曾被武帝重创的匈奴，且汲取前朝七国之乱的教训，加强了对诸侯王的限制，出身于诸侯王家庭在西域建立功业的耿恭则被帝王以及后世所忽视。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61.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724.

[3]王子今.汉武英雄时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5:177.

[4]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