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现丽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3）

引言

传统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只是男子的私有物和传宗接代的工具，被封建礼教以“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标准束缚，众多的女性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女子无学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19世纪初，西方教会势力开始向中国渗透，中国出现了最早的女子学校——教会女校；随着欧风美雨、西学东渐的深入，教会女校的数量也逐渐增多。至1876年，教会在华女校已达百余所，女生人数也有两千余人。星罗棋布的教会女校，为中国创办自己的女子学校做好了师资和办学形式上的准备。

同时，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男女平等”等思想逐渐进入人们的思想范围并逐步为人接受。当历史的车轮驶到民国，女性解放受到普遍重视，女子教育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关于民国女子教育方面的研究很多，但家谱和档案资料未被重视。笔者试以浙江地区的家谱为中心来探究一下民国女子的教育问题。家谱，它是中国宗法血缘文化的产物。透过家谱这个特殊的史料，可以折射出民国女子教育变迁的历程。民国女子教育取得了重大进步，反映在家谱中，表现在家谱鼓励女子入学，家谱中出现女子接受教育的记载等。

1 家谱鼓励女子入学

知识可以武装人的头脑，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共识。随着女子解放运动的兴起,教育权成为妇女争取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中国近代妇女为获得教育平等权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这项斗争起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妇女教育在中国得到了初步发展。中华民国的创建，使初具规模的妇女教育得到迅速扩大[1]。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兴女学的重要性。他们把兴女学看成是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更加致力于创办女学堂，一些知识分子还发出了争取女性平等教育权的呼声[2]。许多家谱也顺势出现了规定女子入学的规条，如《上湘龚氏支谱》规定：“女子亦宜入学，开通智识，肄习手工。”[3]《中洲刘氏宗谱》规定“族人男女咸应就学。”[4]《平阳汪氏迁杭支谱》提到，“……又时至今日，女子亦应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5]这些条文强调“女子亦宜入学”“女须于初级毕业”“女子亦应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等，犹如一缕缕清新的空气，反映出人们观念上的进步。

《余姚朱氏宗谱》直接全力奖励族中子弟直至女子读书上进。他们就读于小学、中学和大专院校，都能获得宗族的经济资助和奖励。去外国留学，更能得到更多的经济支持；“小学……中学。自民国十七年起，凡在中学校或与中学相当程度学校肄业者，不论男女，每年两期，每期每人给学费银元拾五元，全年共计三十元。高等专门学校。自民国十七年起，凡在高等专门学校肄业者，不论男女，每年两期，每期每人给学费银元二十五元，全年共计五十元。大学。自民国十七年起，凡在大学肄业者，不论男女，每年每期，每期每人给学费银元三十元，全年共计六十元……国外留学……凡本族及外姓男女年在七岁以上、十四岁以下，均得报名入学……”[6]由族规可见，朱氏家族十分重视教育，男女生在七岁以上、十四岁以下者，均得报名入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朱氏家族对男女生几乎一视同仁，不论男女，就读于小学、中学和大专院校以及国外留学者，都能获得宗族的经济资助和奖励，正是由于宗族的开明政策和观念，才会在家谱中出现女子毕业于高中甚至大学的记载。这就大大鼓励了女子就学，有不少女子勤奋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 家谱中的女子教育状况

民国女子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时期，许多家谱中都出现了女子接受教育的记载。如《平阳汪氏迁杭支谱》：“诒年……配余杭张氏，名奎生，字左垣公女，名娴,字娴士……子四……女二，一名道蕴，字筱谢，上海马利亚学校毕业生，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十七日，时适朱氏名丙元字少吾公子英子爽齐。一名德耀，字筱孟，上海沪江大学社会科学士，生于清宣统元年已酉三月初六日辰时。”[7]汪氏家谱中妻子和族女都被录入谱内，并且有了简单介绍，族女也开始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女子开始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

再如《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关于年曾的介绍，提到“女四，长隆权，五岁殇；次平权，字侠农，苏州苏苏女学校毕业生，适……三公权，字英农，黎里区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毕业生，适……；四均权，字慧农，黎里区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同里丽则女子中学校毕业生，现肄业上海中西女墅，未字。[8]”柞溪沈氏所编撰的《柞溪沈氏思源堂宗谱》中，妻子名讳入谱，族女名讳、求学经历、出嫁、丈夫情况等都有详细记载，“承瑜，……女八，家萼，杭州之江大学毕业教育系学士，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科员，适陕西绥德县马师亮，国立交通大学工学士……[9]”除此之外，惠清楼在其文章中还提到莘村李氏，毗陵唐氏，江苏无锡过氏等12个族谱中都出现了族女和族妇接受教育的记载，大体趋势如是,反映了人们女子教育观念的进步。

通过族谱的记载，我们看到女子的身影出现在了传统社会只有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族谱中。在传统社会，女子仅为某人配氏，而现在，众多的女子步入学堂，甚至去国外留学。家谱的这些变化，反映了人们对女子教育观念的进步，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3 结语

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女子在社会中地位的逐渐提高，民国时期人们的女子观念取得了显著进步。然而，在当时那样的社会里，传统的女子观不可能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因而会出现尽管不少家族都鼓励男女入学，但是，女子取得学历情况仍十分稀少。而浙江在唐宋以来，由于全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中心的南移，形成了中国南方文化底蕴丰厚的格局。再加上浙江长期的重文传统，文化教育兴盛，学者文人辈出，这都影响了浙江的发展进程。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浙江独特的社会人文环境，使得这一地区人们的观念相对比较进步。

通过家谱对女子教育的记载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再现和构建这些历史图景，这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解。同时，家谱对女子教育的记载也折射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民主化和大众化的进程。

[1]何黎萍.中国近代妇女教育平等权的演进[J].社会科学辑刊.2000,（6）.

[2]蒋美华，蒋英华.五四时期女性教育角色的变迁[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3]湖南.《上湘龚氏支谱》民国四年（1915）.

[4]湖北嘉鱼.《中洲刘氏宗谱》.民国二十三年（1934）.

[5]浙江钱塘《平阳王氏迁杭支谱》民国二十一年（1932）.

[6]余姚.《余姚朱氏宗谱》.民国二十年（1931）.

[7]浙江钱塘.《平阳汪氏迁杭支谱》.民国二十一年(1932).

[8]浙江分湖.《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民国十二年（1923）.

[9]浙江桐乡.《柞溪沈氏思源堂宗谱》.民国三十七年（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