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强

（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孙中山文明观思想形成成因分析

黄志强

（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孙中山先生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文明观思想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思想史上的创新成果，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理论宝库。本文试图结合孙中山文明观的基本内涵，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力求全面、客观地提炼出影响孙中山文明观思想形成的因素，以形成对孙中山文明观的全面认识。

孙中山 文明观 文化传统

孙中山是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他在如何对待本民族优秀文明传统，如何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怎样吸收西方文明为中华民族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服务等间题上发表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在思想上、理论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近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指明了道路。他的文明观思想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一、孙中山的文明观

孙中山关于文明观的言论是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不同论述中针对不同问题而发出的，形式上有些分散，但内容体系却比较系统完整，大体涵盖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评价。孙中山肯定中华文明的精华，主张弘扬中国传统道德，但又结合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论，赋予中国传统以新的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并对中华文明在近代暴露的弊端，以及近代不进步的原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其次是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评价。孙中山认为必须学习西方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工业、思想文化、交通运输等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结合中国国情，为我所用。并对西方文明的弊端进行了批判。

再次在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上，孙中山主张“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1]他在一种正常、理性的心态下进行中西方文明的比较，形成对中西文明优劣的较为中肯的认识。

最后，孙中山秉承“外察世界之潮流”，“内审中国之情势”[2]的原则，主张融贯中西方文明的精华，构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的思想体系。这是孙中山文明观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孙中山文明观的孙中山的文明观思想内涵丰富、体系完整，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那么，探究那些因素影响了孙中山文明观思想的形成，无疑对深化孙中山的文明观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影响孙中山文明观形成的因素

孙中山文明观思想的形成，有独特的时代背景，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有“西学东渐”的学术思潮熏陶，有西方正规的学校教育和训练，还有自身海外留学、游历、漂泊、出访的经历，以及自身的阅读兴趣和汲取众多的思想资料。早在1896年11月，他在《复翟理斯函》中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3]这句话正说明孙中山思想融中西于一体，博大精深，资料渊源十分丰富。现从时代背景、文化传统、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等层面阐述影响孙中山文明观形成的因素。

1、社会环境的影响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国内封建剥削的沉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小农经济的衰败和破产，农民的失业问题，外商的掠夺，吏治的腐败，苛捐杂税的沉重，社会管理的滞后，导致“盗贼横行，饥谨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诞生成长的孙中山，感慨于“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4]这些惨酷的社会现实，给予孙中山以深切的社会体验，深深的触动了孙中山的思想。因此他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向民众痛心疾呼：“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特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5]要唤醒全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意识，发奋图强，挽救危机。

孙中山天生的倔强性格和较早就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经历，使他成为献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百折不挠的英雄人物。美国学者韦慕庭评价他说“他的视野气宇和性格禀赋，都是经由中国和外国这两者的影响而陶铸形成的。他的爱国目标以及他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是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中国特殊环境所影响着的.”[6]

2、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

应该说，对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青少年时代的孙中山虽然根底浅薄，并没有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但孙中山经过个人对学问的不懈努力，他还是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和学识的，这在他《上李鸿章书》中也可得到证明。他说“顾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尝离学，虽未能以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以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7]

虽然后来孙中山在发表演讲、评论，以及发动辛亥革命和创建民国的过程中，孙中山在借鉴和引用传统文化时，并不是很准确，甚至带有“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的痕迹，但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容忽视。

早在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纲领性口号，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又一次重提这个口号。其实就是古代“夷夏之防”、“华夷之辨”观念的发挥。鉴于中西文化各有优长，并且在某些方面有暗合之处，他还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这一主张也正体现中国文化传统对孙中山的影响。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孙中山的思想上也留下很深的烙印。在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以前，孙中山早期的几篇著作像《致郑藻如书》、《农功》、《上李鸿章书》等，都含有较多的民本思想。

韦慕庭在他所著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的绪论中评价说：“在他所生活着的这个国际世界当中，和其他政治领袖人物相比，孙中山并没有什么别的优胜之处。他的超群出众的思想观点，特别是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西方的政治学说，但是，它们又明确地打上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烙印。”

3、个人经历及西方教育的影响

孙中山是一个受过西方13年新式教育的近代知识分子，他的知识结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情趣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甚至他的生活经历、社会关系也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精英有所不同，具有较大幅度的人格自由和更鲜明的个性。[8]这使他有可能更敏锐的把握时代的症候和感受社会思潮的冲击，他的个人经历及文化背景决定了他在进行中西方社会问题考察时，使他能够超越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态和思维方式的制约束缚，对问题观察的更深刻，更具有深度和广度。

孙中山从6岁到12岁，（1872-1878）的6年，他像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接受的是传统色彩浓厚的农村私塾教育，使他受到了传统的、基本的教育和影响。

后来1878年孙中山随母亲到檀香山求学是其一生中重大转折时期，他开始接受西方新式教育，这种学习经历的转变，虽然使他没有得到系统正规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但这一时期也是孙中山眼界大开的时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始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9]他是中国早期革命党人中接受西方学校教育时间最长，学业训练最系统化的人物之一。在檀香山和香港等地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对西方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说“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10]他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又说：“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窍奥。”[11]

孙中山早年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特别是西方宗教的熏陶，受到檀香山人民反美斗争的启示，看到了长兄孙眉运用西方科学技术经营农商牧业及垦荒致富的情况，再加上在香港学习时的所见、所闻、所感等等，所有这些无疑对他的思想产生冲击，陶铸了这个中国青年的心灵，使他把所学西方社会知识和自己亲身经历体验，融合为观察、思考祖国命运的新的价值标准，生发出救世济人的思想和主张。总之，这样的经历，使他对西方社会、政治和人文历史有了广泛的接触和理解，比出身于封建士大夫的知识分子，更能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问题，思考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历史命运。

4、读书实践以及理论积淀

孙中山对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评价和思考很多是来源于书本的间接经验的。勤勉刻苦的读书精神、涉猎广泛的读书兴趣，中外问题的深入思索对孙中山文明观思想的成熟和完善起了重要的推动和建设作用。美国学者韦慕庭评价说：“他的智力的萌发始于研读中国的文史典籍、现代改良主义者的报纸杂志、以及用英文写作的包罗万象的专著及论文。”[12]孙中山一生为振兴中华，奔走呼号，颠沛流离，无论怎样困苦艰辛，都不放弃读书，特别是在革命失败的困顿中，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他曾说“革命虽遭一次失败未成，而革命的事情仍是要向前去。奔走余暇，兄弟便从事研究各国政治得失源流，为日后革命成功建设张本。”[13]

孙中山博览群书，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广泛涉猎，以强烈的现实关怀进行读书和实践，广泛地从中外名家的著作中汲取营养，在他的学说中，他对孟德斯鸡、卢梭等政治家，亚当斯密、亨利·乔治等经济学家，达尔文、巴斯德等科学家，斯宾塞、穆勒等社会学家的思想和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评述。这些近代人类思想的精华都被他作为思想资料加以改造吸收，融汇到他的革命思想理论的构建中，不可否认，他的文明观思想，对中西方文明分析评价，对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问题的看法很多都取材于他所读的著作，所汲取的先进思想。

[1]《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3页

[2]《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1）.

[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5（48）.

[4]《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5（21）.

[5]《孙中山全集》第1卷，1985（19）.

[6]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新星出版社,2006.8（3）.

[7]《孙文选集》中，第1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黄彦编.

[8]《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1）.

[9]《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沈渭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3）.

[10]《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5（47）.

[1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5（8）.

[12]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新星出版社，12.

[13]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

黄志强（1979-），男，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教师，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世界文明史，中西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