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谏诤思想

2010-08-15孙佳乐

黑龙江史志 2010年5期

关键词：两汉贤人皇帝

何沐孙佳乐

（1.渤海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辽宁锦州 121000；2.市德积镇护漕港中学江苏张家港 215631）

两汉时期的谏诤思想

何沐1孙佳乐2

（1.渤海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辽宁锦州 121000；2.市德积镇护漕港中学江苏张家港 215631）

言谏制度形成于两汉，是自下而上对皇帝的言行进行监督、拨正的制度，它与御史制度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全部内容。而言谏思想又是言谏制度里的重要内容，是言谏行为的理论依据，在两汉盛行以灾异说、圣者贤人说、前代兴亡说来匡正君失。其中以灾异说最为盛行，两汉时期的人甚笃灾异，以灾异言事对言谏行为有积极效果。

灾异两汉时期思想

两汉时期的谏诤思想比较丰富，其中以灾异说、圣者贤人说、前代兴亡说最为盛行，用这些理论规劝君失，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及其长治久安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灾异说

两汉时期，人们对“天”的认识各有不同，总的来说，把“天”看成一种超自然超人事的神秘力量，对于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就与“天”联系起来，使“天”成为更神秘的事物。

其实对“天”的这种解释古已有之，《洪范》中就曾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神学思想，认为天创造了五行，又用五征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只有到了西汉董仲舒时，这种说法才发展成为一套完备的理论，并成为了中国古代言谏思想的一部分。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及儒家经典杂糅在一起，创造了“天人合一”的神学理论，从而成为灾异说的典型代表。

灾异说将一些“异常”的自然现象细分为“异”与“灾”，“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认为上天与人事存在着必然联系，“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这就赋予了“上天”以人性，“天人同心，人心说则天意解矣”。而皇帝又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灾异说将诸多自然现象如日食、流星、地震、水灾等都与“天”联系起来，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异象”，是上天对人间的不满，用这些来警示人间。灾异说还道破灾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灾异说的另一部分内容是针对皇帝提出的。“上天”之所以灾异示警是因为想指出君王的过失，让君王改正过失，是对君王的解救。对于皇帝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皇帝本人应该认为“应是而有天灾者，谓国幸”，即是国家的幸运。春秋时期就有楚庄王以天不见灾异而感言“天其将忘予与？”因此作为皇帝，对待灾异应该存有敬畏之心，虚心接受臣下的谏言并且改正错误。

《潜夫论》中更是直白的表明了这种思想，“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对皇帝的要求也更明确“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而民怨乱”，要求统治者实行善政，以顺天心，以和阴阳。

灾异说的出现无疑为大臣们直言进谏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大臣们可以堂而皇之的用灾异示警之类的理由向皇帝进言，而且不用过多担心遭到杀头或者身贬的危害。

《汉书》载：汉元帝时，平当以明经为博士，给事中，“每有灾异，当辄傅经术，言得失。”又有“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京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

《后汉书》载：震（杨震）因地震，复上疏曰：“…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师地动。臣闻师言：‘地者阴精，当安静承阳’而今动摇者，阴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边境未宁，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倾倚，支柱而已，无所兴造，欲令远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亲近幸臣，未崇断金，骄溢踰法，多请徒士，盛修第舍，卖弄威福。道路讙譁，众所闻见。地动之变，近在城郭，殆为此发。又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燋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唯陛下奋乾刚之德，弃骄奢之臣，以掩妖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无令威福久移于下”……帝既不平之……

如上材料所述，通常大臣以“天有异象”向皇帝进行规谏，多能被皇帝接受，即使不能接受，往往也不会降罪臣下。汉元帝时期的京房为指出石显乱政，在进谏的时候说自哀帝继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爽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蟲，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并说《春秋》中记录的二百四十二年来的灾异，今朝都已具备。其言辞激烈，胆大无束，没有给皇帝留丝毫余地，皇帝面对这种“忠言”，只说到“已谕”，并没有因为措辞极端而降罪于京房。一方面自古有“文死谏，武死战”，谏官因为进谏而死反而死得其所，成就了他们高尚的品德，而皇帝则不同，杀掉诤臣会为皇帝的“英明”留下污点，成为昏君的象征；另一方面灾异示警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皇帝有所畏惧，不得不修德厚民，承迎“上天”的意愿。

两汉的皇帝对待灾异非常虔诚，很多时候，大臣无需上书，皇帝自己就会求贤纳谏，甚至下诏罪己也很平常。两汉皇帝因天有灾异而下罪己诏书的凡58条，西汉时期28条，其中文帝时2条、宣帝时4条、元帝时10条、成帝时9条、哀帝时2条、王莽时1条。东汉时期30条，其中光武时4条、明帝时3条、章帝时3条、和帝时4条、殇帝时1条、安帝时5条、顺帝时4条、质帝时1条、桓帝时5条。皇帝有感于天出异象，诚惶诚恐的态度可见一斑。通常出现灾异，皇帝首先承认是自己的过失，认为是上天在警告自己；然后责令群臣指出自己的失当之处；接着会举贤良方正，求直言极谏之士；最后是对百姓采取轻薄徭役、减轻刑罚等措施。

灾异说在两汉盛极一时，尽管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荒诞无稽，但是在许多自然现象无法得到科学解释的汉朝，灾异说不仅使大臣们深信不疑，也使皇帝心存畏惧，成为两汉时期政治生活里的重要内容，统治者因此而采取的温和统治措施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对政治文明的进步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圣者贤人及尊师说

我国古代经历了一段原始民主“共政”时期，即尧舜时期，尧舜禹作为部落联盟首领，在处理部落事物时要与部落联盟成员进行讨论，然后做出决定，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原始社会时期民主的发展程度，而只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皇权没有高度集中，不具有绝对支配性的情况下，在原始社会时期存在的必然现象，西方的原始公社时期，如古希腊、雅典城邦等也存在过类似的现象。但是中国原始社会的这种“共政”现象，其意义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派别，各家各派的人都创学立说，游走各国，寻找能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在言论上，这些人为自己的游说服务，大力鼓吹古代圣者贤君的品行，虚怀纳谏，任人唯贤等。这在抬高古圣贤地位的同时也映射出作为最高统治者就应该向古圣贤学习，才能成为圣君，才有可能成就功业。古代“圣王贤君”经过这些游士的宣扬，无形中成为了约束中国古代帝王的理论依据，逐渐成为圣君的代名词。“‘致君圣贤’也成为各个臣僚孜孜以求的梦想，是否纳谏、进谏也就成为衡量主圣臣直的重要指标。”

两汉时期依然沿袭这种风气，在言谏行为的实践中屡屡成为臣下进谏的依据，圣者贤人说趋于成熟。圣者贤人说是将古圣贤如皇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公、孔子等在某一方面道德高尚或者才能突出的人作为推崇、效仿的对象，其主要思想在于遵从古代圣者贤人的做法，以他们的行为为自己行为的准绳，圣者贤人的所言所行被以后世人加入了的自己主观想法从而逐渐被美化，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最终被奉为经典。

以圣者贤人说来劝谏君王的例子很多，如“自元帝时，韦玄成为丞相，奏罢太上皇寝庙园，当（平当）上书言‘…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业而制作礼乐，修严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临父，故推而序之，上极于后稷而以配天。此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也。高皇帝圣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犹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汉之始祖，后嗣所宜尊奉以广盛德，孝之至也…’上纳其言，下诏复太上皇寝庙园”这段史料是说平当劝谏皇帝恢复太上皇寝庙的事，意是说圣人周文王周武王受命继位以后追封自己的先人太王和王季，而高祖受命继位时也追封自己的父亲，像高祖这样接近圣贤的人皇帝你作为后人怎么能不隆尊呢，于是皇帝只好“复太上皇寝庙园”。

东汉时“清河赵胜上言灾变，讥刺朝政，章下有司，收胜系考，所引党辈皆以诽谤当伏重法，皓（张皓）上疏谏曰‘臣闻尧舜立敢谏之鼓，三王树诽谤之木，春秋采善除恶，圣主不罪刍荛。胜等虽干上犯法，所言本欲尽忠进谏。如当诛戮，天下杜口，塞谏诤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后也。’帝乃悟，减胜死罪一等，余皆司寇。”

作为君主，当然希望自己的文治、武治都能垂之青史，所以对待那些垂之青史的圣者贤人也就存在崇敬心理，行为上也愿意向这些圣贤学习，以期望更好的治国效果，并且，遵循古代圣者贤人的做法，也越来越成为衡量君主是否贤明的标准。所以这一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用这一理论来约束皇帝的行为多有良好的效果。

三、前代兴亡说

先秦时，秦国自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战，一改贫弱，在最短的时间内横扫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其功业无与伦比，其制度开古之先河，然而却又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王朝土崩瓦解，四方起义不断，最后失国于汉。这段历史是两汉皇帝包括大臣们心头上的致命伤，论建立国家，汉自不能与秦比拟其气吞山河；论制度规章，汉自不能与秦比拟其开天辟地，汉不能与秦相比之处甚多，而秦又亡，这就使得汉朝在治国为政上处处谨慎，唯恐走上亡国之路，因其这种原因使然，就为前代兴亡说的出现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汉之前只有秦一朝，如何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确是需要借鉴前代经验的，而秦就成为了汉最好的“教科书”。

西汉时，严安劝谏武帝不要穷兵黩武，有“及至秦王…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以北攻疆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雎将楼船之士攻越，使监禄凿渠运量，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乏绝，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及秦始皇崩…豪士并起，不可胜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变之患也”

东汉时，时大将军梁翼专朝，陶（刘陶）乃上疏陈事曰“…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危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执。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今查哀、平之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

用前代兴亡说来劝谏帝王的例子很多，因为这种方式更直接也更真实，是很容易使帝王有所觉悟的方法，亡国的警钟时时响在耳畔，一定程度上约束着帝王的行为。

两汉时期的谏诤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灾异说在中国古代影响了相当一段时间，东汉时还在灾异说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谶纬学，至后世，灾异说的影响虽不像两汉时那样大，但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圣者贤人说则不同，它成为封建皇帝孜孜以求、希望达到的梦想，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古代社会谏诤思想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代兴亡说更是随着专制国家体制循环式的重复而不断地丰富着其理论依据和内容，每一个朝代的兴亡都是下一个其取代者的教训。

[1]《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

[2]《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3]《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

[4]《吕氏春秋》，吕不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5]《淮南子》，刘安等编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6]《白虎通义》，（汉）班固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7]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8]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9]徐复观.西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10]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1]赵映诚.谏官与谏官制度，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2.

[12]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