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万昌

(贺州学院 广西 贺州 542800)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占有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之中，到19世纪末，随着“振兴实业”的提出，运用近代科学技术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呼声开始出现，并在20世纪初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提出并引起广泛关注始于20世纪上半叶。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复兴农村”、“乡村建设”等名词在报端频繁出现，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建立等等，反映了这个时期“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社会各界对此的关注程度。当时有识之士普遍认为，“中国有农民问题真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解决，“要经无数学者的考查，许多时日的试验，全体国民的努力，方才有些眉目。”[1]从当时的讨论看，社会各界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一、必须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与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

舆论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更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必须给予高度重视。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工业虽有发展，但从总体上看“仍未脱离农业社会状态”，中国人口的主体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村是中国的命脉”。《农报》指出，“农村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农民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尤其是‘以农立国’的我国，农村的盛衰，更是她存在的‘关键’；目前中国经济的落后，明显的就是由于农村的崩溃；政治的不安，也是由于农村生活的艰难；要援救这个号称老大、而实质贫弱的中国，不得不以农村做中心，农民为先锋，以铁耙为工具，来共同奋斗，以求解决农民本身的痛苦，恢复国家固有的地位。[2]

当时，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出现严重危机。对于“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复兴农村对策》曾有这样概括:“可是现在,这占着中国主要经济结构的农村,是怎样了呢?十家人家有八九家没有饭吃，凄苦的情状惨不忍睹；土匪到处涌现，日复一日的急速增加；人口流离，死亡率增高，灾域扩大，农产品减少；田地集中于地主，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即无天灾人祸，也难养活自己；国外农产品大量输入，数额逐年增加,经济形势日益恐慌。”文章形象地扫描了在各种因素综合压迫下，农业衰败、农民穷困、农村凋敝的状况。舆论还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农民生活状况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历史中，每次的社会纷扰，每次的朝代变易，都是因农民生活不安定而起。中国每次的革命，农民都是直接参加者。”“试一阅我国有农业史，凡是承平的时代，都是农民生活余俗的时期:一遇灾歉，农村就引起不安，从而地方亦随之不安了。”[3]从当时情况看，正因为“三农”问题“已升至最高状态”，所以才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舆论一致强调指出，这一问题“解决之切，迫不及待”，只有“三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才能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侧重从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思路确立农业的基础地位

工商业发展的实践使社会各界认识到，农业与工商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没有农业的发展，工商业的进步亦缺少坚实基础。中国要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必须要解决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发展问题。农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工业提供优质原料，农业的进步、农民收入的提高还可以为工业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对农工商之间的这种关系，早在1897年张謇就进行了精辟论述。他指出:“立国之本不在兵也，在乎是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应之势，理所固然。”[4]南京国民政府对农业与工业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亦较为重视，其《农业政策纲要》第7卷规定:“选择适宜区域，集中发展工艺作物，大量增产，以适应工业之需要；并促进生产者与制造者之合作关系，以谋农工双方之利益。”

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可提高农村的购买力，进而刺激工商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都市的繁荣与存在，固依赖于农村。”[5]1936年实业部部长吴鼎昌在报告中指出了农村市场低迷对工商产生的消极影响:“我国农村近年日趋衰落，人民购买力缺乏，以致各业不振。”因此，“欲复兴工商业，首先须振兴农业。”[6]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也指出只有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才能使工业品在农村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夫工业出品，既须销售于国内，则当先求人民购买力，否则货不畅销，焉能望实业之发展？我国全国人民，十之七八以农为业，自必使农民于其生活之外，尚有余力可以旁及，换言之，必先增加农民之购买力，而后实业乃得充分发达”[7]，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对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已经有了一定认识，并力求以农工商一体化的思路进行农业改革。

三、强调采取多种措施亦即从地权、组织、教育、交通、资金、税收、水利等方面着手，协力解决，尤其是必须立足从农业近代化的角度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有识之士即提出“兴农学”的主张，要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生产方法，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到20世纪上半叶，社会各界开始认识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涉及面广，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各方面的相互配合，因而农业改革的内容更加广泛，其目标是: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提高农民技能，改进农业生产方法，改善农村组织、农民生活及农民合作。它表明，近代的农业改革已突破单纯的技术层，虫害防治、肥料使用、知识传播、农会组织、农业合作与农村金融等都是这时期农业改革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各界已开始将农业、农村、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并试图统筹解决，以使农业的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三农”问题的凸显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下，由“三农”问题引发的危机一时间虽然无法解决，但对社会各界关于“三农”问题的认识及其规则计划进行梳理，尤其是其对农工商关系的认识，从侧重工商业发展的角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从提供优质工业的原料的角度对农作物进行改革，以及工商业者对农业改革的重视和身体力行，这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无疑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学习近代的“三农”思想，结合我国实际的“三农”问题的现状，从中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

1.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着眼于社会全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三农”问题窘态显现，农村各种深层次矛盾迅速表面化的今天，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他们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发展农村工业，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新世纪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以工业化为镇化、城市化进程，建立起地位平等、互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的城乡关系，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2.中国农业要走向现代化，必须摆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约束，走一条相互合作、相互联合相互支持的农业发展道路。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内存要求，也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的必经步骤。联产承包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联产承包制这一生产方式逐渐显露出它的局限性。因为，联产承包制把农村的土地细碎分散给各个农户，它的基本生产方式还是小生产作业方式，说到底是小家庭制。小规模的土地经营造就了农业自给性经济活动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之间出现尖锐矛盾，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这个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入世”以后，更加显露。联产承包制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下的农业必须是大农业，必须实现邓小平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方向上“两个飞跃”的第二个飞跃“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然而大农业要以土地相对集中为条件，进行土地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而一家一户的小家庭制很难达到这样的规模。吸收和借鉴近代关于三农问题上的某些认识，对我国农村实现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变，小农生产方式向现代大农业的生产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3.重视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必须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中国近13亿人口有8亿在农村，而解放“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农民的增收问题，是推动农村城镇化，减少农民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化农村改革，改革必须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要依靠农民，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农民问题。建国后，一方面引导和帮助发展生产，一方面减轻、限制负担而使农民不伤，照顾农民利益。在诸多问题中，改善农民生活的最终目的。党的性质和宗旨就是为群众服务，“给人民以东西”，这就是处处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其他政党根本区别，也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的归宿。今天，我们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重视农民，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的思想，依法维护农民的权益，保护农民的利益，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

[1]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

[2]农报.第1卷第6期.

[3]东方杂志.第16卷第16号.

[4]张季子九录·实是录.第1卷.

[5]复兴农村对策.东方杂志.30卷第13号.

[6]章有义.中国近代业史资料.第3辑.第181页.

[7]中国经济上之根本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4号.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M].中央文献出版社.

[1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M].中央党校出版社.

[11]《毛泽东选著作选读》下册.

[12]《理论探讨》1993年，第10期，第11期.

[13]《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教学参考资料》(3)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