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坚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广东 广州 510260)

毛泽东领导推动西藏民主改革，广大农奴翻身解放，进行土地改革和建立农村合作组织，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寺院办公司等寺院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新途径，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作出更大的贡献。

1959年西藏平叛后，毛泽东领导推动西藏民主改革，政治上建立西藏自治区，广大农奴当家作主，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经济上广大农奴得到解放，进行土地改革和建立农村合作组织。西藏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西藏民主改革在经济上就是废除谿卡(庄园)土地制度，进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广大解放的农奴。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1]

对于革命的贵族和庄园主，毛泽东提出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用定息的办法包下来。定息是工商业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对民族资本家的股份进行清产核资，按照股份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利息一般是年息5%。从1956年1月开始支付定息，1966年9月停止支付。西藏土地改革中，对广大爱国的上层人士，人民政府给予一定的、合理的经济保障。

西藏大量谿卡(庄园)土地属于寺庙拥有，西藏民主改革离不开对寺庙的改革。1959年5月7日，毛泽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等谈话说:“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2]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与班禅额尔德尼谈话说:“宗教问题，有几千人学经，学政治和各种知识，同时使他们懂得过去有十一万喇嘛，现在留下几千人专门学经，有近十万人从事生产，这对发展经济和人口有很大好处。”[3]

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部署。2006年7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展问题是现阶段处理我国民族关系的首要问题。只有发展问题解决好了，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和谐。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既努力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又努力缩小民族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既支持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更好地前进、又着力帮助特困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民族、边疆少数民族加快发展步伐，既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又注重民族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4]

毛泽东西藏民主改革的思想与实践，对推动西藏社会变革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坚持科学发展观，要坚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进行土地改革和建立农村合作组织，是少数地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起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广泛，包括各个方面的内容。

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离不开寺院经济体制的改革。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特征就是有着比较强烈的宗教信仰。新疆、宁夏等地区信仰伊斯兰教，西藏、青海等地区信仰佛教等。我们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考察，了解他们的历史脉络，探索他们的发展途径。

寺院制度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特征。清真寺、庙宇等寺院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组织。一方面，寺院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宝贵的宗教文化遗产，属于国家宗教事务局以及地方各级宗教事务局管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单纯把寺院局限于宗教文化的范畴，我们还要正确认识寺院的社会经济功能。

寺院在历史上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一书通过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深入论述从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中国寺院的经济功能。

从南北朝到唐宋时期，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社会从王公贵族一直到普通老百姓，都强烈信仰佛教，全国各地建立大量的寺院。寺院成为重要的经济组织。

寺院经济是一种部曲荫客制的封建经济。寺院拥有寺户，寺户依附寺院，他们耕作的土地的收益要交给寺院。但是，地主可以通过向寺院布施，获得寺户土地的利权。地主也可以向寺院进行借贷粮食或者货币等，地主再用寺户收益还给寺院。这就是谢和耐概括的高利放债。

高利放债的收入在寺院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谢和耐在《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说:“我们认为佛教寺院的收入主要来自高利放债、信徒们的供物和经营不动产(邸店或碾碨)。因此，我们还可以认为寺院并没有将其主要精力用于生产，土地不是他们财富的主要来源。这是一种寄生经济，然而却在该地区的农业文明中占有一席位置。”[5]著名历史学家姜伯勤在《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说:“我们从归义军时期寺院的收入构成中看到，对布施的仰仗反映了寺院对地主阶级集中地租和私人地租的分割的依赖，而寺院经济结构却是以高利贷、地产和加工业作为支撑。高利贷在收入构成中地位的加强，反映了寺院经济寄生性的愈益浓厚。”[6]

由于采取高利放债，寺院经济具有一种金融经济的基本特征。原来由寺院控制的寺户，就转变为专门依附于地主的农业人口，形成“常住百姓”。他们的土地收益往往交给地主，而不是直接交给寺院。地主通过布施和还贷等方式，向寺院交付土地利权。

寺院经济的金融特征还表现在与朝廷的财政关系上。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朝廷颁发度牒给寺院僧侣，作为身份的凭证，这些度牒也成为市场交易的对象。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发行度牒来收取缗钱就是采取的措施之一。朝廷发行的度牒数量有限，寺院可以向朝廷买下大批度牒，再卖给需要度牒的僧侣和百姓。度牒能够继续在市场上流通和升值，成为市场上竞相买卖的资产。度牒流通成为寺院金融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西藏地区的寺院经济十分发达，谿卡(庄园)地主通过布施获得土地利权是普遍存在的。清朝初年，五世达赖喇嘛就赏赐庄园地主大量谿卡的土地利权。在清顺治十八年(藏历铁牛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第巴赤烈嘉措就赏赐庄园地主台布达颜曲杰等土地利权。五世达赖喇嘛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云:“台布达颜曲杰献礼丰厚，赐给噶丹娘戎扎仓以澎域才如瓦的八户，岁入二百三十藏克的土地。”除了庄园地主通过布施获得土地利权外，寺庙土地之间也可以通过布施获得土地利权。如隆子寺由于布施而被赐给土地利权。同书云:“因嘉那却典喇嘛奉献了大量请托礼品，故赠给隆子寺僧人达那扎西定谿卡，计五十户，岁入三千五百五十藏克的土地。”[7]

在清康熙六年(藏历火羊年，1667年)，五世达赖喇嘛又赏赐庄园地主巴德瓦、扎巴尔扎仓、都达雄巴等土地利权。五世达赖喇嘛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云:“巴德瓦敬献了响铜佛像和大缎、瓶座等请托礼品，故额外赐给色塘江果和拉惹的谿卡，计差民十二户，年收入七百藏克的土地。”又云:“扎巴尔扎仓也有丹达活佛的随函礼品，故赐给米卓江仲谿卡的十六户差民，年收入六百藏克的土地。”又云:“都达雄巴在其父时，曾私下给我敬献了大量布施，但他莫明其妙地丢失了卓博地方。作为替换，赐给扎囊格尔贝、南杰吉扎的分成收入，泽当嘉布玛夏等地的差民十三户，年收入近九百藏克的土地。”[8]

那种把寺院现象成为纯粹的宗教场所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历史上，寺院就不是单纯的宗教场所，不是脱离经济活动而存在的，而是积极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要积极探索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新途径，大力发展寺院办公司等寺院经济体制改革。

根据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寺院办公司的做法应该提倡，而不是反对。寺院除了坚持自身宗教功能，还可以开办公司，大力发展旅游、医药、酒店等服务业。寺院的核心功能是开展宗教活动和传承文化，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寺院开办公司不是要把寺院公司化，而是寺院把与他有关的一些社会职能交付给其管理下的公司企业经营。公司作为独立法人，采取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新机制，不会对寺院的核心功能进行干扰。两者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这不仅有利于寺院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寺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培养具有多方面专业才能的人才。

西藏民族改革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迈出重要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大力研究和探索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的历史脉络和具体实际，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1]毛泽东:《关于西藏平叛》，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

[2]毛泽东:《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3]毛泽东:《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载《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4]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53页.

[5]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6]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7页.

[7]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9～360页.

[8]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传》下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