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浩

（贵阳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5）

论王阳明思想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

李 浩

（贵阳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5）

纵观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史历史，王阳明思想对近代人们，特别是近代政府掌权者影响很大。近代政府中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是较为典型例子。其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保甲制度”为主要思想对南京国民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阳明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 影响

王阳明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保甲制度”为主要思想的王阳明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特别是近代政府掌权者影响很大。

近代政府中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是较为典型例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王阳明思想曾被大力推崇，成为该政府实施思想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王阳明思想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王学的“心即理”成为力行哲学思想内核之一

“心即理”。王阳明认为，“心”、“理”本为一体，“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又“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他还说：“心即理也。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这就是他的“心”学和所倡导“心”学之目的。

王阳明的“心即理”的观点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官方哲学——力行哲学及其倡导者蒋介石影响很大。力行哲学中虽然没有阳明心学中那么明确的“心即理”的哲学观点，但他对何为“心意”、“精神”、“理”等观点的表述颇有阳明心学的影子。力行哲学认为人的知行离不开人的“精神”。“我们要认识事物,就不能离开心意——就是精神。”那么什么是“精神”、“心意”。蒋介石曾说：“我们要承认宇宙除了物质之外还有一个精神的东西存在;承认精神的存在,便承认心意的存在”。还可以从蒋介石一幅对联：“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可以看出来。讲白了，仍旧是王阳明的“心即理”也，心外无物。

二、王学的“知行合一”贯穿力行哲学体系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特有的一对范畴。古代的哲学家大多都十分关注知行问题。在儒家哲学中，知行问题所讨论的是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知”则是“良知”是“心之本体，即所谓恒照者也”。又把“良知”看成即是“天理”，即是“道”。他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5“行”是指人们在心理上的意念活动。“良知”的发用流行，即是意念，也就是行了。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的“知行”是不可分的。“知行”即是“良知”的发用流行，也就是“良知”之“用”；而“知行合一”终归于“良知”之“体”，即是“良知”的体用合一。正如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体的；所以，“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王阳明还明确使用了“力行”概念。如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中规劝自己的学生要做到“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件事,而所谓“勤学”，就是“笃志、力行、勤学、好问”。他提出“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

王学的“知行合一”观更是渗入“力行哲学”体系。蒋介石认为,王阳明的“‘良知’为我们每个人天性所固有的”，“知的本源在于人的本性，不必外求”。

关于“行”，蒋介石把它界定为人类的一种先天性本能，他说：“‘行’为性之表，……人生在孩提时，一出世就能啼笑饮食，稍为长大了，就知道视听言行，等到长成以后，无分智愚，总是求生存，求进步，求发展，换一句话说，就是求合乎人生的需要。这种种都是‘行’的表现，亦就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

随后，他进一步从不同角度对“行”做了全面阐发。他谈到：“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间，没有一天可脱离‘行’的范围，可以说人生是在‘行’的中间行成，在‘行’的中间提高而充实了人格。”在蒋介石眼里“行”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人类的生活中，凡是生存、成长、发展，以及某阶段与阶段间的衔接，后一段与前一段之间的准备与补充，无不是行。”“凡是真正的行，他必然是有目的，有轨道，有步调，有系统，而且有‘反之于心而自安’的自觉，它必然是正轨的经常的，是周而复始连续不辍的”，“所谓‘行’也应当为人类生活，群众生命，民族生存，国民生计而‘行’”。“行”是人之本性，就是致良知，包含着人类一切基本的日用常行。这样，“行”从其被赋予的超越意义中又悄悄回归到现实当中。

力行哲学对知行界限的模糊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蒋介石曾多次谈到“大家今日要能‘实践’，就要从‘知行合一’做起：大家要能‘力行’，更加要从‘知行合一’做起”。他又说:“要使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大行，还是要辅以王阳明‘行合一’的哲学，才能更加容易的使‘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同时，力行哲学对“诚”的引入，及将“行”伦理化，以“良知”释“行的做法”和王学也有直接的联系。

三、王学的“致良知”观点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官方思想的基石

“致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个“先天具足的‘良知’发用流行，贯彻到事事物物中去”，就是“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是普遍的必然之理与个体自心的统一。这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天理”与“吾心”的融合。可以说，王阳明正是通过将先天“良知”与后天之“致”联系起来，才把孟子的良知说发展为“致良知”说。他自己就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再看看力行哲学中的“良知”。蒋介石认为，“‘良知’为我们每个人天性所固有，不待外求”。“良知”不仅人与生俱来的，而且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后来蒋介石对良知进行解释。“良知是我们个个人都有的东西，天地父母生我们下来，是一个人，凡是一个人，一定都有良知。我们能够知道善善、恶恶，能够知道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这个是可以做好的，那个是做不好的，这就是良知。”

何谓“致良知”？蒋介石在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要承认宇宙除了物质之外还有一个精神的东西存在。承认精神的存在，便承认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他还提出，“我们只要个个人照着自己良心上所认为应该做的事去做。则一切不好的动念……都可以消除净尽，这就是‘致良知’”。显然，蒋介石这里所讲的“良知”与王阳明所说的人心固有的“良知”基本上是同一概念，即人所固有，不必外求的“良心”。总之，力行哲学的基本问题和王学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可以说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几乎是阳明心学的翻版。

四、南京国民政府“保甲制度”思想成为王阳明的“保甲制度”思想“再版”

王阳明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是保甲制度。他的保甲制度主要由“乡约”、“十家牌法”和“选民兵”三部分组成。王阳明的“乡约”其实也就是对封建宗族控制作用的一种强化，它以其学说为思想基础，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其侧重点是放在教谕德行上，力图从内心深处来消除农民的反抗精神，以“灭心中贼”。王阳明的这种宗族控制保甲制度，是封建政权为镇压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而产生的，其扩大了农村豪绅地方的权力，把基层民众置于封建地方势力的严密统治和监视下，控制民众的一举一动，达到孤立农民起义军的目的，企图将农民的反抗斗争消灭在社会基层，不至于对封建政权酿成大的破坏力。

蒋介石极力践行王阳明的保甲思想，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加强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统治，为了更好地抵制共产党，防止共产党的势力在广大农村的渗入。蒋介石特别注重总结历史上推行保甲制度的经验。他曾总结说:“就保甲制度而言，管子以治齐，商君以强秦……而王阳明之剿匪江西，即赖厉行‘十家牌法，以奏肃清之功。此其立制之精，运用之善，信可准之白代而不贰。’”蒋介石政府采用比王阳明时期更为严厉的保甲制度。国民党政府新县制规定：“各县划分为若干区，限期编组保甲。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甲以十户为原则，不得少于6户，多于15户，设甲长；保以十甲为原则不得少于6甲，多于15甲，设保长。”为了加强对城乡人民的束缚，蒋介石政府实行了严厉的“联保连坐法”。

他提出“三分军事”是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威力”；“七分政治”则是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积极地摧毁土匪所有一切的组织及在民众中的一切潜势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设法更变，故须积极地组织并武装民众，以树立我们在民众中实质的基础。尤其是教化一般民众，使他们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壁垒。”他还说：“欲绝匪之根株，仍宜由举办保甲，清查户口入手”、“办理保甲和团队，是匪区最紧要的政治工作。我们比较王阳明的保甲思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措施可知，无论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保甲制度的目的、主要内容，还是从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措施来看，简直是王阳明保甲思想的翻版，并犹过之三分。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对王阳明思想非常推崇，几乎可以这样说，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直接或间接受王阳明思想影响。

[1]（明）王阳明著，张立文主编.王阳明全集[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

[2]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A].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C].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3]任凤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J].前沿，2004，（7）.

[4]蒋介石.总理“知难行易”之说与阳明“知行合一”[A].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C].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5]蒋介石.中国之命运[A].季甄馥,徐顺教,曾乐山,翟廷.中国近代哲学史资料选编（第四卷）[C].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6]蒋介石.行的道理（行的哲学）[A].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C].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蒋介石.行的道理[A].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C].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7]蒋介石.革命教育的基础[A].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6卷）[C].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8]蒋介石.行的道理（行的哲学）[A].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C].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第1245页.

[9]蒋介石.研究中华民族致弱之由来与日本立国精神之所在[A].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C].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10]张其昀.蒋总统集（第 1册）[C].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

[11]关志钢.阳明心学与蒋介石力行哲学[M].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

[12]行政院县政计划委员会.总裁地方自治言论[M].上海：正中书局，1940.

[13]蒋介石.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A].总裁言论集[C].福建：改进出版社，1942.

[14]李宗黄.现行保甲制度[M].上海：中华书局，1933.

李浩（1976－），男，湖南隆回人，四川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07级博士生，贵阳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本文为贵阳学院2007－2008度青年课题（编号为200703）阶段性成果之一。此课题的申报，曾得到阳明学研究专家、贵州王阳明研究学会会长王晓昕教授的鼓励和指导。王教授认为有关民国时期的王阳明思想的研究很少，而此课题的研究很有意义。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