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研究概述

2010-08-15王振华

黑龙江史志 2010年5期

关键词：远征军战场缅甸

王振华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中国远征军研究概述

王振华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重庆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战时中国对外国际通道不被日本彻底切断，同时应美英等国的要求，支援美国太平洋战场，于1942年1月派遣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本文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以期深化人们对于这一重要事件的历史认识。

中国远征军研究成果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缅甸战场”等为关键词的文章只不过六百余篇，其中夹杂了大量的文学纪实性质的文章和新闻报道。有关中国远征军经历始末的专著也并不多，比如有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云南省保山地区新闻中心、云南省保山地区博物馆编《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还有国外专著如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缅甸作战》（上、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等。迄今为止，许多文章的发表是以向大众宣传为目的，而以专业的历史性的眼光来关注并解读这段往事并形成学术成果的尚且不足，综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史的总体概况，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中国远征军人物研究与评价上热烈探讨，形成一大亮点。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远征军的任何一次战斗、进攻，防御或者撤离、休整，补充与训练、战略部署等行动都是由同为反法西斯盟国的中英美等国的政治家、军事将领和数以万计的普通士兵共同完成的，甚至于前者的行为还必须视其敌人——日本人的行为而动，己方与敌方共同交织于这片丛林战场。对于这场惨烈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战争的研究和讨论不仅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能够引起普通民众的极大兴趣并使大众从中感受先烈精神，接受爱国主义历史教育。因此，关于在远征军历史上一系列的重量级人物如蒋介石、史迪威、戴安澜、孙立人、杜聿明、郑洞国等人的文章被持续发表，并且呈现出日益热烈的势头。

第二，从目前已有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中国远征军史的研究，出现了宏观研究和总体把握，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齐头并进的趋势。

作为一支当时从中国国内正面战场中抽调出来的精锐部队，肩负起了要确保战时政府未沦陷区的陆路外援通道不能被切断的重任，同时被广大国人寄予了杀敌荡寇扬威中外的厚望。围绕着这支军队的不仅仅有同日军浴血拼杀的激烈战斗，也有中美英三方对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角力，因此，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学者们对远征军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对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参战盟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纷争，战役战斗的特点，官兵的经历，普通民众对于这场战争的贡献等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从上述两个基本特点出发，本文将对围绕中国远征军的若干问题，选择重要的综述如下：

一、远征军相关人物研究概况

如前所述，自日本确定了其“南进”策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并于1941年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构成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中国加强了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间的联系和支援，结束了长期在东方孤军抗日的局面。盟国之间有了合作也就会有分歧，而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纷争就是借助国与国之间的领导者、将领对于军事行动的设想与部署的分歧表现出来的。故新时期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中国远征军史的研究，就是首先从各方的政治领导者和军事指挥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入手，相继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很大部分都放在了当时中国战区的两大巨头蒋介石和史迪威身上，同时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表象上是蒋史二人的矛盾，其实这是双方对于各自国家利益与战争所带来的政治利益的相互讨价还价，比如有徐鲁航《史迪威与1942年—1944年的国共关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6期），黄道炫《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等文章。除了蒋史两个对于中国远征军的命运有着莫大相关的人之外，对于当时远征军的将领的研究也占了很重要的分量，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戴安澜与孙立人，戴安澜是远征军中牺牲的军阶最好的中国将领，孙立人无论是在1942年的第一次入缅作战还是在1943年开始的缅北反击战中，都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为中国军队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李湘敏《戴安澜与缅甸战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王楚英《缅甸战役亲历记》（《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和《戴安澜殉国亲历记》（《江淮文史》，2005年第4期），屈德骞《中国远征军师长戴安澜魂系缅甸》（《炎黄春秋》，1995年第7期），徐慧夫等人作之《同古血战与戴安澜将军》（《党风通讯》，1995年第8期），文楚《黄埔之英民族之魂——戴安澜将军远征缅甸抗日纪实》（《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2期）等文都以史实记述的方式记录了戴安澜将军在异国勇猛作战最终马革裹尸的壮烈事迹，1998年安徽出版社出版了戴澄东的《戴安澜传》，比较详实地介绍了其生平，值得一读。孙立人将军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缅甸战役中都有卓异的表现，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薛庆煜《关于仁安羌战役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和夏保国《孙立人与缅甸仁安羌大捷》（《皖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都对这一远征军史上第一次缅甸战役中以少胜多的战例做出了高度评价，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孙立人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他的戎马生涯，纪念了他的爱国精神和抗日功绩，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此外，还有王楚英口述，张明金整理的《史迪威与杜聿明在缅甸战场上的恩怨纠葛》（上、下）（《军事历史》，2007年第1、2期）里也说明了当时史杜二人的合作关系随着两人对军事行动的意见不统一，对中国远征军指挥权的争夺而时好时坏。

二、远征军相关的国际关系研究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缅甸是英属殖民地，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亚太地区的竭力扩张，缅甸对于日本及中、美、英的同盟阵线的战略价值都不容忽视。日本侵占缅甸的目的在于“缅甸作为南方重要地区的北翼据点，不仅具有必须确保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具有对中国方面来说切断援蒋公路，对印度方面来说促进其脱离英国的重大的战略意义”；而缅甸对于盟国来说同样很重要，中国需要缅甸境内的港口与铁路运送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向中国战场“输血”，英国是要尽最大的努力维护其在远东地区的殖民统治，而英国政府认为在远东地区英国的最重要的地盘是印度，“对英国人来说，放弃一百个缅甸也不会比失掉一个印度更重要”，缅甸仅仅被当做成了英国的一个前哨，而不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英国是不愿意积极防卫缅甸的，甚至于对中国远征军的态度也是将其当做了能使英军安全撤退的掩护者。同时，美国在二战中要同时应对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实行的是“先欧后亚”的战略，虽然缅甸战场对于美国同样很重要，但是其受重视的程度、作战规模和物资供应不得不服从对德战争的需要。正是中美英三国对缅甸的战略地位的看法不同，导致了需要通力合作的缅甸战局之后的情形。众多学者就是强调三国战略利益的不协调性，引发之间一系列的外交较量，从而对中国远征军的行动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中罗志田《从史迪威事件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矛盾》（《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张力、陈廷湘《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与盟国战略的复杂关系》（《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方世凤《盟国在防守缅甸战役中的合作与矛盾——纪念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50周年》（《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及《盟国商讨反攻缅甸方案中的矛盾和冲突》（《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彭荆凤《1944年远征军反攻滇西前的中美争执》（《文史天地》，2005年第11期），王小民《中美英战略分歧对缅甸战役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陈国清《史、蒋矛盾冲突与美中战时利益分歧》（《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1期》）等论文都对此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指出了二战时期中美、中英之间对于各自战略构想和政治利益的不同追求，影响到中国远征军在异国作战的进程和三年鏖战的局面，获得了一些有效的成果。

三、关于中国远征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的研究

中国远征军在异国浴血作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最终击败日军，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学者们的共识。总结之下，有以下几个角度：第一，从对国内战场的作用来说，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为了保卫当时大后方对外联系的最后一条陆路通道“滇缅公路”不被日军彻底切断和打通中印公路付出了重大牺牲。据当时统计：“远征军出征时，总兵力约10万人，回国仅存4万人左右”，因作战失利，远征军撤退途径野人山，由于没有丛林求生经验和必要的准备，受到了疾病、野生虫蚊、野兽、气候、饥饿等打击，死伤众多；在国内战场屡立战功的戴安澜将军也负伤殉国；中印公路的修筑也是广大官兵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在崇山峻岭与河流交错，蚂蝗遍野蚊虫成群的荒野地带坚持不懈，奋力施工下打通的。第二，对避免国民党战场的崩溃，稳定国内的抗战局面，鼓舞人民抗战斗志起了重要作用。远征军在滇缅战场的作战，挡住了日军从中国大后方背后进犯的势头，对国内抗战局面起了拱卫与屏障的作用，同时在作战中沉重打击了日军，恢复大后方陆路对外交通。第三，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以实际行动有力配合了英美盟军在亚太地区的战斗，迟滞了日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稳定了反法西斯联盟在东方的战线，也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其他战场。第四，中国远征军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重创了日军力量，改变了中国军队在盟军中的形象，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四、关于中国远征军战略战役战术的得失问题的研究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众多学者就围绕远征军的中美英三国战略问题有了较多的讨论，那么此节的重点讲述学者们对中国远征军在其战争进程中所遇到的具体敌我及盟友的战场态势的研究。其中令学者重点关注的有戴安澜将军入缅作战是经历的数次战斗，如杨荣《戴安澜将军与东瓜之战》，徐慧夫等人作之《同古血战与戴安澜将军》（《党风通讯》，1995年第8期），文楚《黄埔之英民族之魂——戴安澜将军远征缅甸抗日纪实》（《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2期）等文章。也对孙立人将军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大放异彩的仁安羌战役进行了热烈讨论。同时对后来缅甸战场的第二期作战中若干问题有积极的探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密支那战役，多有文章对此战役中中国军队的表现表达了极大的敬意，如李伟《飞兵奇袭密支那——远征缅甸抗战的关键战》，吴行中《中国驻印军收复密支那之战》，沙平《密支那大空降》等文章都再现了中国军人不畏牺牲，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战斗历程。众所周知，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第一阶段作战是以战斗失败，丢失国土告终，而第二阶段滇缅战役是以消灭大量日军，收复失土，驻印军和远征军胜利会师凯旋回国为结局，前后差距极大，同样是三国合作，同样是那片战场，学者将探究前后胜负的原因作为了一大重点并有所收获。初步总结自20世纪80年代关于第一阶段作战的权威看法，学者认为远征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有：第一，中英双方在战略上存在矛盾，导致一再丧失战机，被动应战，前文有述，此处不再赘言。第二，英军战斗力弱。第三，中美英三方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统一的和有权威的指挥中心。第四，军事后勤运输补给不能适应剧烈的战斗需要。第五，“整个战争的大背景已经在客观上注定它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第六，敌我双方在军事实力上有较大的差距。第七，中国军队缺乏对缅甸地理、气候的了解，没有经过严格的丛林作战训练。而第二阶段取得节节胜利的原因在于，一，将士爱国热情高，作战顽强。二，官兵素质大大提高，指挥有力。三，军队装备极大改善，火力不属于日军甚至强于日军。四，后勤保障能力加强。五，中美英三方协调一致，通力合作。六，国内民众和华侨的积极支持。

综括上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远征军史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并呈不断深入的态势。但是它和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其他领域的研究状况相比较，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我们认为，对中国远征军史的研究中，要进一步加强对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将中国远征军史的研究深入下去，使之获得它应有的重要历史地位。

[1]詹方瑶：《太平洋战争中的缅甸战局》，载《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75年版.

[3]顾莹惠：《“史迪威事件”与战时中美英三角关系》，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王小民：《中美英战略分歧对缅甸战役的影响》，载《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5]《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转引自张珉《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载《松辽学刊》，1989年，第1期.

[6]张珉：《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载《松辽学刊》，1989年，第1期。

[7]岳占斌：《残阳如血河山依旧——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始末》，载《山西社会科学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8]戴孝庆：《略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载《史学研究》.

[9]见第2页.

[10]胡湘：《论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抗战失败的原因》，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第31卷第3期.

[11]时广东，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12]戴孝庆，罗洪彰：《中国远征军如缅抗战纪实1941——1945》，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