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治彬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 浙江 杭州 310023)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而又曲折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位伟大的践行者。他为开启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开启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他也有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失误和不足。我们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正确认识他在开启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贡献和失误，对于我们今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陈独秀一生思想的变化历程,学者们多有深入研究,一般认为陈独秀的思想大致经过早期激进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到后期的托派主义等几个阶段。他受旧式教育长大，处于一个多变的时代，其政治思想越来越激进。1920年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和实行国共合作。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当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作用不可低估。

其一，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开启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前提。十月革命之后，陈独秀胸中涌动着一股革命的激情,他要把他刚刚接触到的一些革命理论,哪怕是他对这些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还不甚深刻,也要急于传授给工人群众。1920年前后，他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中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的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他不仅是《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而且是主要的撰稿人。从五四运动到党成立期间，《新青年》先后刊载了100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章。此外，自1919年1月至5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最先摘译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陈独秀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直接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陈独秀等人所创办的刊物说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的文章被舆论界称为“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最好的入门书”。[1](P39)

其二，积极开展党的创建和建设工作，为开启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干部条件。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从研究会成员中培养建党的骨干。在陈独秀主持下,经过酝酿和准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出版部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从1920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由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重大贡献和社会声望，以及他在五四运动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影响尤其是他担负了党的最初发起者的重任，因此，当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在他没有到会的情况下，仍然选举他为中共领导机构中央局的书记。以后，直到1927年4月党的“五大”，他一直被推选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为加强早期党的建设，党制定了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党早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大多是在陈独秀主持下制定的，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陈独秀以启蒙运动的方式培养造就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代新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

其三，阐明了为何要和如何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开启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认识基础和重要方法。陈独秀认为要想马克思主义学说能够在中国发挥实际作用,就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对其加以改造和发展。他说:“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社会—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2](p177)在如何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一是他认为要联系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懂得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复杂的错综的全部理论与政策,首先要懂得辩证法的时间与空间之变化性。”[3](p58)二是他认为要以一种世界的、时代的宽广眼界来运用马克思主义。他说:“不但要懂得本国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并且要懂得世界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更要懂得本国和所处的世界之革命的关系是什么一种形势。懂得了这些,然后所定革命的策略及行动,才适合实际,才不至于落后或空想。”[2](p1060)否则,“口中虽说赞成世界革命,实际上仍旧是关门革命”[2](p1061)。

其四，在开启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成为形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一是陈独秀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1922年6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4]二是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正确的阐明。由他起草的党的“二大”文件中，文件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民主主义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以达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三是陈独秀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1922年6月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指出，中国革命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5](P185)四是初步提出并践行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他认为,在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它们互相勾结,力量十分强大,因此中国革命必须是统一的国民运动[5](p247)，其参加者是包括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农民、商人、学生在内的社会各阶级。尽管上述这些理论成果还不十分确切、完备,但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6](p311)，其方向基本是正确的。

二

由于当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国情缺乏深刻的认识，还没有形成和掌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意识和科学方法，因此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探索上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采取教条化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采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辩证态度。

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采取教条化的态度。他“不是注重于掌握马克思主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活的灵魂，往往把它当作概念的逻辑演绎体系；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得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特殊结论，却试图从中国革命寻找符合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因子。这样既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中的民族性问题，自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7](P334)同时，陈独秀把俄国一国革命的经验教条化，试图从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中来设想中国革命的步骤和前途。陈独秀以俄国先在城市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再联合起义的经验为蓝本,设计了一条“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暴动”的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他无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武装割据的战绩,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党把重点放在城市,致全力于“国民会议运动”[3](p77-82),攻击工农红军是“土匪与溃兵”[3](p177),最后自绝于党。

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不正确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对封建制度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了尖锐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这就打开了钳制人们思想的枷锁，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陈独秀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过分地强调了传统文化的消极作用，而没看到它的积极方面，因而也不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在理论层面上来说，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错误的最大之处和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他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动力、前途的认识上存在重大缺陷，提出了“二次革命论”。

中国革命是许多阶级共同参加的革命，那么究竟哪一个阶级应当居于领导地位，哪一个阶级是忠实可靠的同盟者呢?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却作出了错误的回答。1923年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作了初步分析。通过对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阶级状况的分析，陈独秀得出以下结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5](p365-368)他认为资产阶级虽然亦幼稚,但它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更有可能领导国民革命,作为国民革命运动代表的国民党的革命“轨道”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的结局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无产阶级只有参加革命“才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5](p259)。至于“共产党夺取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8](p263)

根据列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理论以及该理论指导下的革命阶段论，并结合自己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分析，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革命分为两段路程: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陈独秀对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分析既符合列宁的革命阶段论又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是正确的。但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却偏离了列宁主义。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陈独秀大部分时间忽视了领导权;列宁认为东方国家可以跨过资本主义[9](p336),而陈独秀却割裂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机械地坚持中国革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在实践层面上来说，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失误主要体现在他放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逐渐陷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

陈独秀在立场和世界观上并没有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彻底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在急剧变化发展的革命实践中，他又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看不起群众。因此，在党成立以后，他逐渐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一再妥协退让，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辩护。从国民党二大到中山舰事件再到整理党务案，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逐步退让，纵容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为。第二，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只字未提“无产阶级领导权”，而且全面放弃了党权、政权、军权以致群众运动的领导权。陈独秀的报告和会议决议规定当时党的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第三，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解除农民武装。1927年间，一些国民革命军军官不断发动反革命政变，进攻武汉国民政府，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陈独秀简单地认为是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导致了事变的爆发。为了防止汪精卫集团右转，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限制工农运动的措施，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解除农民武装。第四，在革命危急时刻采取投降式的挽救措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大革命运动遭受重大挫折。陈独秀仍然本着维护国共合作的天真愿望，寄希望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错失了挽救革命的时机，最终又引发了汪蒋宁汉合流，导致大革命运动惨遭失败。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甚了解，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0](P.6)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成熟的表现,这是新的理论在新的实际中产生作用的必经阶段。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过程中的贡献与失误，对我们今后要更好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以下几点启示:一是注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活的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实践的科学，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要求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义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一定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以具体的时间、地点等条件为转移，反对教条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枚瑰宝。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都反对将某种学术思想、理论尊为教义来顶礼膜拜。二是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中国国情，立足基本国情，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依据。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是考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首要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备前提，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前提。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靠背诵和机械地重复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行，靠盲目照搬外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模式也不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三是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不仅是要求结合中国实际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提出新原理、新思想、新观点。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的灵魂。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充分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离开人民群众，离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科学理论就将失去其真理性和指导性，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人民群众和理论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熟的领袖们作出了杰出贡献。没有一批批在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六、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把马克思主义根置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底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在民族发展的长河中形成并发扬光大的，又是在长期的与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借鉴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照搬，也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复制，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结合进而达到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文化进行认真的清理，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1][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2]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9号[J].先驱,1922-06-12.

[5]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4.

[6]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何一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8]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4.

[9]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09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