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玉娟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历史研究以还原客观历史真实为目标，但不容置疑的是历史研究常存在史料的多寡及特殊时代背景的制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历史研究以展现客观历史本身呢？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这句话用在我们历史研究中，就充分体现了研究工作者即主体意识的重要性，主体意识即史学工作者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希罗多德著《历史》的原因在于“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没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体现了做客观真实的历史对于总结经验教训，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对国民素质和情操的培养以及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每一个历史事实都是在客观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实情，史学工作者要尽可能的展现原汁原味的历史，那么，对主体意识加强和提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主体意识的构成及其地位

在历史研究客观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必须加强史学工作者的主体意识才能更好的研究历史，而作为主体的史学工作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因而，诠释的主体化的历史必然会有所不同的，学术研究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最深刻根源就在于每一个研究者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主体意识结构，并由此形成了他们对历史的特殊认识，但是，构成主体意识结构的基本的稳定不变的认识因素，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了解了这些，又可以为我们在如何加强主体意识方面提供借鉴。

(1)主体的哲学观。即史学工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在主体意识结构的全部认识因素中，哲学观点居于主导性地位，是人们从事一切认识活动和研究的指导思想。任何一个人，不论学历水平、职业差异及社会地位怎样，对于世界、社会，甚至每一件事情，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人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的、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1]，而这个固有尺度就是其哲学观，它是一种潜在的固有的东西。“哲学没有历史是空洞的；历史没有哲学是盲目的”，[2]如果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没有清楚正确的哲学观点作指导，那么，认识活动必然就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主体就不可能窥见历史的深层，达到对历史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如恩格斯所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3]

(2)主体的政治态度。史学工作者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要在社会上生存，并随其生活环境和经历的变化而变化，使得他们在潜意识中有一种自己的信仰，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并将其带入自己的认识和研究之中，当然我这里不是说史学工作者不应该有信仰，这也是有悖于我们国家所提倡的信仰自由的原则，因而，史学工作者从事历史研究，就不能不对国家和社会抱有一定的看法，不自觉地站到自己信仰的立场上去，而这种立场必然对其历史认识和研究有一定的影响，正如作为平民代表的史学家和作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史学家会对农民起义给出截然相反的评价，总会出现正义对暴动，进步对动乱这样的结论，而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在我们现今的史学研究中不会出现这样极端的看法，但一定的政治倾向还是存在的，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史学工作者应该如何做才能还原客观真实的历史原貌呢？

(3)主体的知识结构水平。一般来说，知识结构就是史学工作者接受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包括主体所拥有的知识在认识事物时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知识架构、思维方式及认识能力及观察洞悉能力等。知识的广与博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也是前提条件，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知识作为支撑，研究也就无从谈起；知识架构的合理性又影响着研究的水平和所能达到的深度；合理的思维方式又体现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逻辑性；一定的认识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会影响史学工作者对史料的把握和分析，进而影响到研究结果。这几种因素相互作用，在主体的认识活动中发挥着作用，决定着主体认识达到的真理性程度，因此，要真正肩负起作为史学工作者的责任的话，就应该在这方面着力，它所容含的主观能动性的伸缩度比较大。

对于(2)(3)两点，对于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知识架构，即使从小在一起至长大到大学接受完全相同的教育，拥有同样的学历，他们的立场和知识结构也会迥然不同的，这也是对于同一时代背景、同样的史料而出现不同研究结果的原因，即出现诠释结果的多样化，甚至有时竟会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对于广大的阅读者来说，哪个版本的说法更真实更可靠一些呢？然而，我们不能对某一历史事实制定出大家普遍认同的一个规则来以限制各个主体诠释的限度，这有悖于我们所提倡的学术自由氛围，和我们国家文化百家争鸣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大家都有权对同一历史事实发表看法，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在众多的研究结论中，如何使自己的历史研究的结论真实而更具有说服力呢？在下面第二部分我将从这两方面详细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4)生活环境及个人经历、情感、性格等非理性因素。不同的主体由于个人生活环境的特殊性，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环境的差异、家庭的熏陶及个人的偏向也会使一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会因为偏向而有所不同，日常情感的发泄和性格上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这是与社会生活联系的，无疑会对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治史风格产生影响，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人不可能对带某一件事情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毛泽东说过:“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而恩格斯也说过:“整个理论认识是立足于经验基础的”，这就充分体现了环境，经历及情感性格非理性因素会使史学工作者在研究或表述对某一历史问题的看法时，往往会带有主观经验及情感倾向的色彩，会使历史研究在真实和可信度上产生偏离，所获致的历史认识在广度、深度上也都会有所区别。那么，应该怎样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呢？

二、强化主体意识的内容及其方法

在客观条件一定的基础上，要揭开历史的真实面目，就应该去充分发挥和加强史学工作者的主体意识。因为研究历史认识不仅仅为了认识过去而认识过去，认识过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理解现在，清楚的预见未来。

(1)在哲学观点方面，作为史学工作者从事研究的指导思想，其重要性前文已经述及，因此，历史学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首先，要保证史学工作者在清楚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工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不是教义，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活力在于创造和发展，即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把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分析、研究、解决历史问题的方法论，因此，我们应该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学理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避免简单化、教条化，用理论代替学术，结合并推动理论的创新”[4]，全面地系统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之成为认识和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把实践作为考察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基础，实现了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一，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哲学，是我们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史学工作者应该系统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它作为方法论，从变动的现实世界出发去分析和研究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阶级的分析法；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规定了我们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指导。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按照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辩证思维方法以及不断反复使主客体达到历史统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观点，都是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而武装自己的武器，因此，矛盾地，全面地、发展地、联系等一系列观点应该成为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锐利武器，以此去窥探历史现象的本质和深层。如果史学工作者用这种科学的哲学观武装自己，在其支配下从事历史研究，那么我们会最大程度的接近历史事实原貌，会在迈向历史真理的道路上越行越远的，正如茫茫大海上的船在有了灯塔的引航后，会越航越远的。

(2)从政治态度来说，史学工作者是作为社会人而非切断了任何联系的离群索居者，一定的政治立场是不可避免的，其研究结果必然会带有自己的政治或宗派倾向，正如前面提及的平民史学家和为统治阶级史学家一样对同一问题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样就存在一定的阶级立场的局限，因此，我认为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尽可能避免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应该尽可能的淡化或者不公然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也可以自觉地掩饰自己的政治态度，应该把客观历史事实放进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去分析，给历史时间或历史人物一个合理公正的评价，以免使历史研究陷入误区或失真。然而，政治和历史又是不能割裂开的，历史研究是为了更好的为我们的现实政治服务，而政治又为我们历史研究提供支撑，两者并不矛盾，我们应该克服出现“对有些事实或结论，私下或内部可以承认你是对的，也知道自己是站不住脚的，但据说如果如实公布就会不利于国家，影响政治，所以必须按假话说下去”的状况，因此在从事历史研究时要避免脱离政治从一端走向另一端的不正确的倾向，以确保自己所从事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程度。

(3)从知识结构水平上来讲，不可能所有人接受同等教育，建立起整齐划一的知识体系，由此，要在知识架构上强化主体意识我觉得主要有两点:首先，我们应该要注意多吸收祖国优良的历史传统，不能为了研究历史而纯粹的学习历史而要做到以史为鉴，进行历史研究我们除了要有深厚扎实的历史知识做铺垫以外，还要做到广与博，例如对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计量史学环境史学等的涉猎，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辅助手段，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扩充知识面和充实我们的研究；其次从对史料的搜集和掌握上下功夫，我认为史学工作者应该做到:“多”即对同一个问题的研究在资料占有上较多，把关于该问题的尽可能所有的资料都掌握在手，当然这其中不免有重复的资料，这就牵扯到在运用过程中的筛选问题了；“全”即把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观点研究或原始资料基本上都掌握，或者逐类跟踪搜寻资料，并对搜集的资料进行排比，寻找同一时期不同历史时间之间的联系，理清楚前因后果，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需要相当的耐心和足够的时间去做的；“勤”即勤读、勤写，多读一些史料，多做一些读书笔记；“新”即随时注意了解新出现的资料，如考古文物及档案资料和一些一般人不大注意的资料诸如诗歌的搜集，小事情以及一些普通的现象和事物等，弥补资料的不足，尽量避免用形象思维去想象补充缺失的资料。在强化主体知识结构这个环节上，主体能动性伸缩度更大，因此主体意识发掘的潜能也较大，对此，史学工作者应该保持有强烈的欲望和激情，不管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还是史学理论的创新上面，强烈的欲望和勤奋努力的行动加之正确思想的指导，我想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势必会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和意志，这样，历史研究才会更加有深度和可信度。

(4)从非理性因素如经历、性格、情感等方面对加强主体意识问题上很难着手，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家庭背景和所接触的环境是我们无法选择和改变的，但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具有一定的史德，即忠实，这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的意见，应避免夸大、附会和武断。”[5]另外，我认为随着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与其他国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中国又是一个非常注重历史的国家，基于史学工作者从事历史研究的服务性而言，史学者就应该加强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重视并参与中外史学的交流活动。首先，要有自觉性去参与诸如此类的活动，以主体性的姿态多参与其中并在参与中外交流的活动中提升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其次，是在参与活动基础上将活动所得的经验更好的为中国史学的研究服务，吸取其先进的史学研究方法和观点为我所用，使得中国史学研究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仍然能够真实的体现中国的风采和民族的特色，并实现与国际接轨，而不至于在所谓的“文化全球化”的压力下，成为迷路的小羔羊，充分调动主体的主动性，使我国的史学研究永葆时代性，为我国的历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因素。

综上所述，主客体的矛盾关系是历史研究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在其中，主观虽然不同于客观的决定性和主导性意义，但是主观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强化主体意识，塑出拥有正确哲学观和淡化了的政治立场，拥有充分搜集、整合和运用资料，内外了解自如、自身修养较高的“我”，用这样的史者标准去要求自己，而后从事历史研究，相信将会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我们将会在以上四方面的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和规律上越走越远。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51.

[3]李守常.史学要论[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88.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71:187.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