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月（长江师范学院中文系，重庆 408100）

《说苑》是西汉刘向编撰的一部历史故事总集。它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说苑》的文体形成有多方面原因，本文试图结合西方接受理论，从“读者”的角度对《说苑》文体形成原因之一做一探索。

“作家写作，除非他束之高阁，锁之‘黑箱’，只要一拿出来发表，他就是为了交流，为了让读者阅读。而只要是为读而写，就不可能不考虑到读的要求，心中不可能不钻进一个潜在的读者，即使作家自己并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①接受理论的研究重心从所谓的“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转向了“读者中心”，尝试从读者理解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认为文学作品只存在于与一种被读者接受的习惯系统发生关系以后，这样才会有意义。强调读者理解的重要性，认为读者理解才能使作品的存在变成现实，不然只不过是一堆印着死的文字符号的纸张而已。

中国先秦两汉散文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比起后代散文来，先秦两汉散文多半具有更明确、更具体的读者对象。刘向的《说苑》也如此，他编撰《说苑》是当作“谏书”向汉成帝“昧死”以明心迹的。因此，他比其他先秦两汉散文具有更加明确的读者对象，即“汉成帝”一人。由此，我们才有了从现代接受理论的角度，探讨“读者”在《说苑》文体形成中的作用。

一、“作者预期中的读者”对《说苑》的影响

作者对读者的预先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在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的深层特点。

尧斯认为文学从根本上讲是注定为接受者而创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是为读者而存在的，作品的目的在于供读者欣赏、认知，或获取某种信息。作者期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某种反映和期待。所以作品成功与否，往往就决定于作者如何处置读者的期待。作者要艺术地向读者传达信息，就必须艺术地使他产生某种期待和反映，而且对这种期待和反映加以艺术地顺应。

刘向《说苑》的创作目的是企图为汉成帝提供拯救西汉衰亡的良方，注定其读者是汉成帝一人。而其采用历史故事作为编撰的形式，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汉成帝是一代君王，历史故事使其更容易接受，更相信这是真的，容易引起震撼力。当然这并不是刘向的新创，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在文章中采用历史故事的渊源已久。先秦诸子散文已开始采用以历史故事说理的方式。《论语》中虽不存在完整的历史故事，但已经论述到了一些历史人物，如后羿、泰伯、禹等。《孟子》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更丰富，情节、内容进一步具体化，有的已经有相对完整的故事。《庄子》中的历史故事较之《孟子》更多，并出现了专门的故事结集。《荀子》中历史故事的比重也较大。到了《韩非子》《吕氏春秋》中，历史故事的地位更加突出，如《韩非子》中的《说林》《内外储说》完全是历史故事的结集。在许多篇目中，历史故事已经可以和议论性文字相抗衡，有的甚至喧宾夺主，逸出了议论文的范围。

先秦历史故事，随着诸子散文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独立化的趋势。到刘向时，终于出现了《新序》《百家》《列女传》《说苑》等历史故事的总集。

历史故事从边缘逐渐走到核心所揭示的内涵之一就是受到作者预期中的读者影响的结果。一是由于中国的史学发达，历史人物和题材丰富，便于采用。但最重要的可能是因为诸子之文，包括刘向的几部作品，他们大都带有某种鲜明的目的性，既是“不得已”而作，也是有所为而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然要考虑让“读者”最大限度地理解、接受自己的思想，因此在内容上必须要求有鲜明的形式与之适应。在先秦两汉时代，受“史官文化”的影响，历史意识成为他们精神的一部分，表现在文学之中就是融史入文，引古鉴今，强调“以史为证”、“知今宜鉴古”，即刘勰所谓“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至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文心雕龙·事类》）。因而诸子在论说中表现之一就是往往自觉地借助历史故事“信实”的威力，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一点在刘向身上发挥到了极致。刘向著《新序》《说苑》等，和他所写的各种奏疏一样，读者对象都是汉朝一代君王，目的都是要他们接受自己的建议，对外戚宦官擅权的现象采取行动，以挽救刘氏皇权衰落的命运。因此，他要让皇帝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让他们知道治国的措施与手段。因此他编撰《说苑》一书用心是良苦的。一方面先秦古籍多是刘向整理的，他对历史故事特别熟悉，采用起来方便；另一方面刘向是试图通过对历史故事的归纳分类，总结出里面蕴涵的历代各国君王兴亡的原因，希望对于汉成帝有所裨益。所以他大量采用历史故事，以证明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汉成帝说明这是历史的共性，希望对汉成帝有所震撼。

可见刘向采用历史故事的文体，是有明确的“预期读者”对象，并充分考虑到“读者”的实际情况和有“预期的读者反映效果”的。

二、“读者”对《说苑》编撰过程的影响

“读者”不仅是接受作品的角色，而且常常介入创作过程。

梁启超说过：“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种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不致泛滥失规，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②在编撰《说苑》过程中，刘向由于受“读者”对象的影响，对史料的处理有三种情况：一是直接按照先秦典籍辑录；二是所辑录的材料和先秦典籍有个别的字句或语序不同，这可能是流传过程中所导致的舛误；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情况，即经过刘向比较明显的加工、改造，有些甚至就是其自己编造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汉志》“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的《说苑》《新序》《百家》三书皆是历史故事的总集，体例相类，然而《汉志》却把《百家》归入“小说家”类而把《新序》《说苑》归入“子部儒家”类。从目录学溯源，班固《汉志》的分类是依据刘歆《七略》的分类方法，而刘歆《七略》又恰是秉承其父刘向的《七录》，因此，《汉志》对刘向三书的分类很有可能就是刘向自己的分类。为何体例雷同的著述会归入不同的分类之中呢？对此刘向自己有论述。《说苑序奏》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皆可观。”由此，《百家》一书与其余两书的区别在于“浅薄不中义理”，而其余两书“皆可观”，即有义理可观。而刘向在《说苑》一书中所辑的历史故事所看中的正是这些历史故事的义理将对汉成帝（读者）产生的影响。

面对的读者不同，书的精神及内容组织也会有所不同。为了达到用“义理”劝谏“读者”的目的，刘向对那些先秦典籍中有些不甚符合他要求的故事进行了加工和改造，以让它们统一于义理之下。这种加工改造包括几种形式：一、把人物张冠李戴，或把多个人物的故事剪辑成一个故事，用“逻辑的真实”区别，以加强其生动性和说服力。二、引用《诗》《书》等经典对原有的故事加上一个小尾巴，强调故事“义理”的“信实”性。三、有些纯粹就是刘向采取先秦故事的题材进行创作的历史故事。四、为了说明对“读者”的义理，对历史故事做了局部的改动，因此故事的侧重点不同，表现出的旨意也不同，加强“义理”旨意。

著书的宗旨不同，读者不同，著述的方式与方法也会不同。这大概就是《新序》《说苑》与《百家》分类体现出巨大差异的原因所在。因为据《说苑序奏》，《百家》“浅薄不中义理”，但在“义理”之外并非一无所观，一无价值，否则刘向也不必费力去整理辑录它了。大概其读者对象只是作为“小道”供一般人的消遣而已，而不是居于庙堂之上的一代国君。因此在刘向眼中，《百家》带有的更多的是“小说”的特性，而《说苑》《新序》因其义理更体现为严肃的“经国救世”之著述而其本身类似《百家》兼具“小说”的特性，又因“义理”而有“子部”的特征。

根据尧斯观点，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不是作者或作品本身所囊括的，作品潜在的意义是包括读者在内的许多环节在历史之链上增补和丰富的。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在的，对每个时代每一位读者都提供同样图景的客体。刘向把《说苑》当作“谏书”，也许他并未意识到《说苑》的历史生命会如此之长。在文学尚未独立的汉代，他也不会意识到《说苑》所蕴含的文学价值。今天，当学者们以新的眼光与方法挖掘出它新的价值，对《说苑》的阐释也完全违背了刘向的初衷。

三、被“读者”拖进夹缝中的著者

“先秦时期著者及其作品每每有特定的读者，其目的则每每是对读者进行矫正、规范或诱导；但为达到目的，著者在艺术的表现方面又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因循、迁就读者的素质、趣味和要求。这决定了著者必陷落在由自己跟读者两方面构成的夹缝中，有时甚至转侧不得。”③这虽然是就先秦散文而言的，但很符合《说苑》的创作状况，凸显了著者和受众的作用。

《说苑》选择历史故事文体明显受到“读者”的影响。刘向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本人的文学素养也非常高，对先秦典籍非常熟悉，完全可以像现代文人一样自我创作。例如在他编辑《楚辞》中，追慕屈原而创作的《九叹》，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称其“虽九叹深雅，微逊骚经，但其文辞宏传，相当矣”。其文学素质之高可见一斑。但是，明确的“读者”对象的存在，和明确的著述目的性，限制了他的自我创作无法达到采用历史故事对“读者”产生的效果相抗衡，所以他选择了历史故事。受“读者”的限制，使他又不能对历史故事进行过分的改造与加工，而在书中又大量征引古籍作为确证，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实现著述的目的。所以，严格来说，《说苑》虽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功不可没，但对刘向个人而言，他被读者拖入著述的夹缝之中，因此《说苑》这类书其实并不能真正代表他自己的文学水平。

综上所述，刘向选择历史故事的文体以及《说苑》的成书，作者是充分考虑了“读者”的实际情况和地位，“读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明显。

① 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171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版，第3页。

③ 常森：《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