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亚莉（贵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贵阳 550003）

引 言

小说的语言来自生活，用米·米·巴赫金的话说，叫“话语”①。小说的语境是上下文，对小说符号来说，“有多少个使用该话语的语境，它就有多少个意义”②。因此可以说，小说语言符号本身就已超越了一般语言学的范畴。不过，有些小说家对此并不满足，他们不仅要求文本中的符号“超越”，还要求它“扩张”，即努力让有限的小说语言符号包孕更多的含义。

王剑平是贵州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追求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象征和隐喻以及意义的可增生性，努力把语言从语句从逻辑句法中解放出来”③。为此，他大量使用隐喻，借助隐喻实现了三个主体——文本作者、文本自身、文本诠释者的相互作用，使符号意义得到扩张。

这里讲的“隐喻”不是一种修辞格，“是一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④。英国理论家柯勒律治指出，隐喻实际上表现出两个想象过程，一是“常规世界”中发生作用的第一性想象过程，二是塑造这一世界并打上自己烙印的第二性想象过程。⑤

那么，王剑平的隐喻是怎样体现的？本文从他的几篇小说入手，试分析他隐喻手法的运用。

一、非常规指称型隐喻

“非常规”即是一种异样。非常规指称型隐喻是指，作者使用的指称语与别的语词组合的方式与读者记忆认知的语言模块逆反。这种逆反形成一种“异样”，召唤读者参与并进行想象，去探究其真实意义。

以下分析王剑平小说中两种指称语的隐喻方式。

1.时间指称语

示例：

那天我是个好孩子，不但没弄脏衣服，而且不用任何人监督，自己做完了家庭作业。

——《坝基·老区》，1999年《花溪》第8期

“那天我是个好孩子”反映的是第一性想象过程，这个语句出现在文本世界中，就表现出作者要唤起读者第二性想象过程的意图。“那天”是个时间指称语，按常规，“我是个好孩子”是个质的判断，这种判断不受时间指称的限制，而作者在这里却制造出语言的“异样”，即“好孩子”受到了“那天”的限制，只限定于“那天”。言外之意是，除了那天，其他天“我”都不是“好孩子”。这种“异样”形成了一个心理空间，调动读者去探究和想象，隐喻于是发挥作用。接着看下去，就找到“那天我是个好孩子”的原因：那天老区叔叔帮妈妈捡电线，触电死了，妈妈很难过，认为老区是替她死的。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就努力表现得与气氛一致，因此，“我眼中之我”就是一个“好孩子”。由见，短短一句话，因有了“那天”的指称，调动了三个主体的互动，符号意义被扩张。

2.拟声指称语

突突突突突突……转，扭，搅，挖掘机打到暗河里，大水来了，冲……热的……臭的，空了。睁开，这狗眼睛，睁开睁开……

风钻机，突突突突突……危险……

——《痉挛》，1996年《山花》第9期

这是一篇主写听觉的小说。一个老矿工在透水事故中受重伤被抬到医院，意识模糊中仍觉得身处井下。文本中多次用到拟声词“突突突”，这是掘进机无休止的声音，这拟声词在文本中重复出现，就不能不让读者寻找这个“源域”意义所要投射的“目标域”⑥，这样同样就给读者开辟了一个跨时空的心理“空地”，由此领悟煤矿工人的劳动强度及老矿工受重伤的原因。

3.名词指称语

弄了片刻，小男孩又站起来，继续前行。小男孩不再沿着长了青苔的边缘走，而是走在旷地的中间地段。在干燥而发白的中间地段，小男孩被衬托得十分耀眼。小男孩走得很稳。在扔满杂物的狭长的旷地上，小男孩唯一的收获就是那只变形的易拉罐。

——《人间烟火》《拾易拉罐的小男孩》，2003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这段描写的五个句子都出现“小男孩”这个指称，“小男孩”成了这个篇章的“重音符号”⑦，其指称强度明显超过了小句衔接的需要。一般情况下，作者都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表现意义，因为这会使句子变得不连贯，然而，王剑平在这个篇章中非常规地用了，这种“异样”感促发了读者发挥想象，去探究用意，参与文本世界的塑造。结合上文，这里的强度指称所示的“言外之力”是：暗示读者并引领读者，从心灵上去挣脱那种混沌的纠缠不休的生活。

二、非常规语义搭配型隐喻

索绪尔说：“语言是最不适宜于创新的，它同社会大众的生活结成了一体，而后者在本质上是惰性的。”⑧乔姆斯基和福德尔等语言学家也提出了“模块说”，认为，人的大脑里存在一些具有不同功能的组成部分，即模块，比如语音模块、词汇模块、语法模块、语义模块等，这些模块受大脑中枢系统的控制与调节⑨，要想突破它并且产生审美效应却不易。王剑平的小说语言却努力从隐喻的角度追求对这样的“惰性”和“模块”的突破。

下面分析他的小说中出现的两种非常规语义搭配型隐喻的情况。

1.语义内涵的异化

我们又去了第四家。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她说，我这儿的妹妹都不错，年轻、胆大、热情，三位大哥一看就是有品味的行家，不多说你们只管挑。

——《疾走不休》，《贵州作家》2007年第4期

孤立地看“有品味的行家”，语义健康积极，但在文本语境中，内涵全变了：鸨母竟是在赞扬嫖客们。这种非同一般的语义内涵给了读者很强烈的感受，由此扩张了心理空间，参与了文本的完成；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突破语言“惰性”的能力。

2.非连贯意合句的使用

我和林钦相互间的小动作都做得很成功，她弄平了衣物的前襟。在沙发布的褶皱间，我触到她衬衫上掉下的一只纽扣，林钦，林钦，林钦。

——《墙的其他概念》，《鸭绿江》1998年第1期

有时候，此话语和彼话语之间，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没有语言形式上的联系标志，这就是所谓的“意合”。而且意义关系越清楚，对形式联系的需求就越减弱。由于是“意合”，所以，给读者留出的心理空间也很大。文本中“林钦”是“我”妻子的名字，“我”知道了妻子的外遇，并“在沙发布的褶皱间”，“触到她衬衫上掉下的一只纽扣”。这里，作者同样没有依照一般“模块”写下去，而是让人物的思绪突然断裂，出现了“我”对妻子名字的默念。这一句与上文语义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联系，但读者通过第二性想象过程能从中能读出“我”的复杂情绪。

三、非常规篇章结构型隐喻

王剑平还善于在篇章结构上“埋设”隐喻，以调动读者的想象和参与。下面以三段篇章的特殊结构示例说明。

1.离散

离散即有意拆散篇章结构符号的逻辑联系，使它们分散疏离。

示例：

随后父亲开始没白天没黑夜的酗酒。酒后又咆哮着，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家里转来转去，如同一只无路可走的狗。接着，父亲还会颠三倒四的骂一些粗话。

文化大革命

红色尖刀连

穆桂英连

连长

组织上决定让你和她结婚

红色专政

地主分子

野种 野种

婊子 婊子

——《墙的其他概念》，《鸭绿江》1998年第1期

这个句段中可见，“父亲”脾气不好，时常骂母亲打大哥，是什么原因文本没有做具体描写，而是分列了一组关键词。这组词的每个词语都是另起的，造成突出的结构离散，但读者仍可用“意合”法窥见其中端倪。关键词“能指”之间的关系很隐蔽，看似无关，却建立在作者运思的完整与严密上，作者对读者在一定的文本语境中的想象力很有信心，他有意压缩信息，隐蔽意图，让读者根据这几个关键词并联系文本语境去接应、整合，把分散的事实、现象联结起来打上自己的“烙印”。

2.紧密

紧密即句子之间的结构关系密切，丝丝入扣。

示例：

虽然光线不十分好，不过目力所及也还算得上清晰。天花板是由八块水泥预制板封的顶，八块预制板的拼装相当粗糙，缝与缝之间的衔接留下了过大的空隙。尽管水泥预制板盖就的顶墙上了一层白灰，缝与缝之间也填充了足够分量的砂浆，但整块天花板是凸凹不平的。特别是第三第四第五，三块板的拼接最为明显。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我在这块天花板下生活了许多日子，当然再熟悉不过了。

——《墙的其他概念》，《鸭绿江》1998年第1期

这个篇章由五个句子构成，除第一句启句和最后一句结句外，作者都在描写天花板，“天花板”以及相关的“八块预制板”是这个篇章的主位。这个篇章是分枝链条式加连贯平行式的主位推进程序⑩，信息密集，看不到预设。这样的语言表达看似没有隐喻，而隐喻就存在于这个句段之外——“我”对天花板的熟悉度达到过了头的地步，这天花板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作者这样写的意图是什么呢？结合上下文的想象和思考，读者就会悟出其隐喻的含义：人物的心灵空虚，生活极为单调，“天花板”反射的就是“我”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3.完整却不完结

这样的隐喻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结尾上。所谓完整性，指的是在认知、审美方面，充分实现了作家的意图，而不在于事实、时间、过程是否完结。⑪王剑平解释为：“有两种结尾，一种是，一个人骑着马走来，走到读者的面前就停住了，一种是，一个人骑着马走来，走到读者的面前却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走。”他谈的第一种是既完整又完结，第二种却是完整而没有完结。第二种的结构，字面意义结束而隐喻意义继续延伸，这样给读者的空间更大。

示例：

被弄上来的人胳膊人腿，全都送到职工医院。太平间摆放不下，停在医院门前的水泥坝子上。医生们要把零散的肢体拼装还原成完整的人，奇怪的是，怎么拼都不对。有人出点子，管他谁是谁，只要是个人形就成。按一头、一躯干、四肢的要求，拼出了四个人，加上两个完整的，一共六人。拼完了，医生大吃一惊，竟多出一条人腿。

——《坝基·坝基》，《花溪》1999年第8期

小说在“竟多出一条人腿”这里戛然而止。其实情节并没有完结，还可以再继续，而作者的机智就在于：已将小说的主题——工地上工伤事故的残酷表现得很完整了，那就把故事的完结交由读者自己在第二性的想象中完成。这样的结尾使文本跨越了具体的时空，形成“再时空化”的文本语境，符释意义大大扩张。

结 语

王剑平在创作中努力探寻小说语言的本质，而隐喻手法帮了他的忙，使他的小说语言总是处在三方主体间的对话状态中。三者中，文本作者这个主体起着支配的作用，控制着文本的向度和读者思维的脉动，使语言符号的所指得以“扩张”。他的小说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他的“话语必须有所作为”的观点在起作用，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他的创作思维时时处于两种想象的过程中，摆脱了被动地对生活的描述。

① 萧净宇：《超越语言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第74页。

② 金元浦：《文学解释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③ 周昌乐：《意义的转绎》，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④ 金元浦主编：《当代文艺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⑤ 徐慈华：《选择与适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⑥ 杨海明：《汉语涉人指称强度与小句衔接的动态考察》，《语法研究和探索》（12），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7页。

⑦⑧ F·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1页。

⑨ 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⑩⑪ 华劭：《语言经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9页，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