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美衡（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湖南 衡阳 421008；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长沙 410081）

近几年来，评论界对史诗的批判较多，但主要集中在它的“全景”方面。王彬彬认为，一个作家要做到对一个时代有“全景式”的深入了解是不容易的，于是就只能依赖查资料或一段时间的“深入生活”，完成对那些自己所不熟悉的社会生活的“反映”。①这样就导致了史诗由“创作”变成“填空”，导致了作家的“生命形态被他所要寻找的形式与框架不断的阻隔，这种阻隔的结果，使他的生命形态在其中越来越稀薄，最后就只剩下一大堆材料艰苦拼接而成的那么一个‘对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风貌全面反映’的史诗框架，这个框架装满了人物和故事，但并没有用鲜血打上的印记，它是空洞的一个躯壳”②。这些批判也许过于苛求，但对当代史诗文学的内在病症却切中肯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矛盾呢？在熊召政看来，除了“历史的本质”与“正确的理论”之外，主要还在于过去的写实主义追求绝对的“在场”和“物理化”，虽然形成了与社会对应的“时空模式”，却又抽空了它的生命体验、想象力、价值判断与审美精神等因素，导致它走向形式与空洞。因此，《张居正》能走出这种庞大的“阴影与困境”，关键在于建构了独特的时空叙事。

第一，时间的修辞化。在张清华等人看来，时间修辞不但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叙事长度、结构，也决定了作品的结局和美学性质。③因此，有什么样的时间修辞，也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实现形式。为了完整地呈现张居正的人生与历史悲剧，熊召政采取了螺旋式的时间策略。首先，他重新回到中国叙事原始的时间表述形态，即把时间看成整体性的，个体只是时间之流的一分子，无数个体的活动凸显和象征着时间的存在和秩序，个体在时间的整体性中感受着生生死死，并有意识地树立理性的时间观念与生命哲学；“个体”了解了时间巨大的引力，不再徒劳无益地予以挣脱，而是顺其自然和积极地因势利导；个体也通过体验了解了生命与时间本质的对应、抗争与转换关系。时间的整体性才是真正实现个体的完整性之途径。因此，张居正在“实现担当天下事的宏愿”时，才敢“忘家殉国，逞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不之畏也”。其次，把时间心灵化。尽管小说“展示了万历初年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但无论是对宫廷内幕、政治斗争、风俗人情或者其他，熊召政都勉力地遵循心灵的主观逻辑，展示历史的总体精神，忽略其中的某些“枝节”真实，并以想象力来丰富它们在社会层面的具体性。因此，这种“广阔画面”往往在不经意之时给我们带来深刻的虚幻与某种不确定性。三是由于实施“万历新政”，整个社会都焕发出了强烈的进取精神，由生活的闲适所滋润的无聊与漫长被建功立业的理想所取代。然而，由于利益与关系调整，又导致矛盾丛生，特别是处在风口浪尖的张居正，更在其中经历着生命的短促、焦虑与高度地被消耗感。“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④尽管因此实现了“增值”或“质量的提升”，但却在线性的向度方面被极大地压缩和变形，它与生命本身所期望的无限性在叙事之中构成了根本的反差与张力。四是使时间循环化。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悲剧决不会在经验与教训之后自动消亡，它总是在悄悄地支撑着时间的权力、过错与重量。熊召政写出了明朝四代首辅如严嵩、徐阶、高拱特别是张居正的悲惨下场，固然有“天威难测”及“世事难料”之由，但也透视了时间的冷酷与宿命的本质。五是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非连续”、“零散化”及“非主体性”的时间观，与沉浸在“现在”时态的狂欢和精神分裂的“当下”生活的怀旧情绪相比，《张居正》的时间意识在“宏观操作中充满了对历史、人生的透视感和预言感”，它把回忆、判断与想象等种种时间元素内置，并在普遍的逻辑中显示出它的“绵延之维”。总之，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并呈现为“合力”，它的矢量在熊召政层层设置的叙述悬念之中螺旋式上升但又不可抗拒地向前铺展着。

第二，空间的策略化。在文学叙事中，时间被认为是“丰富、多产、生命和辩证的”。在金惠敏等人看来，空间也并非福柯所说的“死气沉沉、刻板僵化以及非辩证、不运动的”。它其实具有多样性，是个体的创造并充满了文化性，更能够给“人”带来安慰。⑤在《张居正》中，熊召政也把空间变成了“有意味的形式”，并在节奏、频率与向度方面内在地推动着“灵魂叙事”。首先，《张居正》拨开了历史的雾霭，还原了史诗空间的基本元素，以及“各色人等”的活动场所，共同地构成了“显性的现实空间”。它们丛生的矛盾与危机，既构成张居正悲剧广阔的背景和动力，也预示了这种悲剧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及其效应。其次，空间的神秘化。如王国维讲诗有不同的“境界”一样，小说的“第二世界”也是纷繁复杂的。熊召政通过（冯保）抽签、（李铁嘴）解字、（张居正）吟诗、（玉娘）度曲、“异人”（邵大侠）等表现方式，形成了“隐秘的神性空间”，它凌驾于现实之上，由异己力量支配，决定着现实空间的发展趋势，暗示、干涉并操纵着现实空间的“万历新政”的结局和几乎所有人物的命运。⑥三是空间的意象化与系统化。任何物理空间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文学空间不仅是个体的活动场所，它还隐喻着个体的活动内容，构成文本总体化不可或缺的一环。熊召政深谙空间之于情节的“意味”，所以在构造每个空间时，都对之寄寓了深切的感念，使之意象化；同时，这些空间又并非处于后现代式，到处地悬浮或者游荡，而是遵循着事物的辩证法与作者的情绪逻辑；每个空间都成为独特的“意义单元”，通过相互的“反应参照”又有秩序地融为一体。四是情节重叠。它包括着小说空间的闪回或者重现，既在表层聚拢着个体的活动方式，又在深层象征着个体的宿命与世界的必然性。在读者的渺小感中把所有的叙事空间形式并置与整合，潜在地感受着它的空旷性。如“高拱—孟冲”、“张居正—冯保”、“张四维—张鲸”等人的争权夺利，真让人在世事轮回之中有世界的“永恒”之慨。五是空间的多义性。在《张居正》的叙事空间中，内容是丰富的，如生动的日常生活、残酷的权力斗争、意气风发的书院讲学、醉生梦死的寻欢作乐等，它们相互交叉，并在“组合作用”中复调化并表征为形式的审美性，让我们体验并融入生活和情感的多维性，让我们在精神的蒙太奇中深化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对“人”自身的认识；姿态的开放性，熊召政凭借“悬念”等手法，使所有的空间总是处在“未完成”状态，这需要读者予以“补充”，使它能够在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中不断地进行自我的意义生产。尽管由于恪守现实主义精神而使《张居正》的空间也不免滞重与机械化，但熊召政全力以赴地拓展史诗空间形式的尝试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

第三，时空机制的动态化。物理学认为，时间与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所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因而是紧密联系的。查西里扬指出，在文学叙事中，“时间仿佛是以一种潜在的形态存在于一切空间展开的结构之中”⑦。阿恩海姆也据此认为：“所谓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⑧在《张居正》中，时间与空间因素不仅纠缠在一起，而且还相互转换，以至浑然一体。首先，时间空间化。时间本指事件叙述的顺序与可持续性，然而，作者为了体现或者强调事件的关键部分，往往在某一关节戛然而止，把事件向多个方面漫延开来。原有的情节被“无限地”延宕或者阻隔，用T.S.艾略特的话来说，就是对在展示性瞬间被直觉到的“纯粹时间”片断之想象性领悟的“客观对应物”⑨进行“经验”而非“过程”叙述，凸现它的截面的丰富而非长度的深邃，这样，时间就被空间的形式所销蚀或包容。这种情形被称为“原点叙事”，时间未予变化，而“事件”却无边无际。它使人物的命运、精神状态、活动等能最经济又最有效地展开，并暗示了事件的可能性。它也因不断地“陌生化”而潜在地拓宽着读者的审美广度。在《张居正》中，熊召政经常中断正在叙述的某些事情，或者从中择取线索，或者查找与此相关的背景，进行方方面面的铺陈与描述。如卷三第八回在述到李太后要接见张居正时，马上讲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的天气、民间风俗、自然景色，使时间之“流”转化为空间之“延”，使叙事悬念化，从而扩大了文本的想象性。

其次，空间时间化。任何作者在营构小说的空间形式时，都会把它嵌合在情节之中，所以空间又内在地贯穿着时间的精神。空间形式本身是开放与互相衔接的，在总体上它以链条结构显示着时间的存在方式。当空间指向物质存在的广延性之时，随着一个个场景的次第展开，随着事物的秩序化，随着叙述的跳转，它实质上已变成了时间矢量。空间由某种力量所推动，向某个方向进展，由于它本身的独立性，所以与它所指向的意义之间会形成巨大的“空白”，在时间激荡的浪花之中形成“断裂叙事”。空间总是处在不断地重构与再造之中，它也使文本的“镜像”不断地深化和变形。如卷二第二十一回所讲的明朝的官员俸禄及其支取方法，就是为“胡椒苏木折俸事件”作“引子”的，使文本在时空的错置之中充分戏剧化。再次，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背离。尽管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说过，“人”对时间的感知是通过空间物体有规律的运动——变易、重复、循环与回归而达到的。但在某些方面，空间性与时间性在固守着自己的本性之时，也会有内在的冲突与拒斥，这主要表现为：叙述像流水账，省略事件的内容而强调它的“过程性”，如“几年来”、“一晃X年过去”等；或者阻止时间的进入，使事件自由地呈现。这种背离使叙述张弛有度，使速度在快与慢方面不致失调。同时，《张居正》在叙述中所实践的这种时空机制及其它们的穿插与越位等，也使整个文本充满了内在的旋律感。

在叙事学中，时空机制是文本的内控机制，它不但在很大的程度上调节着叙述的人物、视角、节奏、情节等多个方面，还在内容方面构建着文本的时空诗学。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张居正》尽管是采取经典的现实主义手法但却能取得成功，关键也在于它的独特的时空开掘及其它所形成的哲学。

① 王彬彬：《茅盾奖：史诗情节的阴魂不散》，《钟山》，2001年第2期。

② 朱 伟：《〈白鹿原〉：史诗的空洞》，《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③ 张清华：《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④ [苏]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⑤ 王炳钧等：《空间、现代性与文化记忆》（黄晓晨整理），《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

⑥ 解立红：《〈水浒传〉的空间叙事研究》，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文库，2004年，未刊稿。

⑦ 转引自杨匡汉：《缪斯的空间》，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第205页。

⑧ 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腾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2页。

⑨ 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