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初（孝感学院文学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小城镇叙事小说，是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小说。新时期以来，此类小说创作影响较大的有：古华的《芙蓉镇》、张炜的《古船》及《刺猬歌》、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及《圣天门口》、何申的《年前年后》及“热河系列”、陈世旭的《将军镇》、余华的《兄弟》，还有汪曾祺的“高邮系列”、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及孙方友的“陈州系列”等。其中，力图真实、全面展示90年代以后处于文化急剧转型期小城镇的历史变迁的主要是《分享艰难》、《将军镇》、《兄弟》和《刺猬歌》。此类小说的叙事立场、写作路径、美学追求及审美效应各有千秋，但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小城镇公共权力在某种范围内某种程度上不在场——缺位。公共权力（public－power），一般称作国家权力（通过政府实施），是国家统治和公共管理的前提和手段。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它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包括政权和法律。①其主要功能是：保证社会正常有序的运转，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公共权力没有或不能发挥其功能，被利用或不在场，这就是公共权力的缺位。公权的缺位导致严重的后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难以实现，甚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威胁。正因为事关重大，笔者不避“庸俗”“浅薄”之嫌，对这一主题作社会学解读，以期引起注意，不当之处，还望批评。小说文本中，公共权力的缺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权力为金钱实力所绑架

公共权力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要素之间平衡的必要保证，是社会运作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各成员正常生存等权利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如果任何一个社会要素操纵控制了公共权力，都可能出现非正常的局面。军事控制公共权力，人们就生活在战争阴云之中；政治控制公共权力，人们就生活在政治的高压之下；金钱操纵控制公共权力，人们就生活在经济的暴力之下。

刘醒龙《分享艰难》的发表引起了巨大轰动和广泛争议，但它揭示现实的真相是绝对真实和相当深刻的。西河镇由于经济的凋敝和财政的困难，镇委书记孔太平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保护暴发户洪塔山，因为洪塔山是西河镇的财神爷，享有“治外法权”，西河镇的公共权力的实际握有者——镇委书记孔太平，甚至派人通过私人关系到县里公安部门销毁洪塔山的有关材料，以免这个镇里的财政支柱倒掉。而自己的表妹田毛毛的人身权利、人格尊严则只好放在一边。尽管洪塔山出于感动，卖掉自己的小轿车以缓解镇里的财政危机，与孔太平“分享艰难”，但金钱操纵公权已是触目惊心的事实。

如果说《分享艰难》中的公权因为金钱而缺位尚只是局部的话，那么余华的《兄弟》不失为一部对社会历史和人性进行深入而独到的拷问的长篇佳作。其对在文化急剧转型期小城镇的变迁的叙事，也是杰出的。暴发后的李光头“就是一架B－52轰炸机，对我们美丽的刘镇进行地毯式轰炸”，“我们刘镇的群众眼睁睁地看着李光头富成了一艘万吨油轮”，“李光头为我们刘镇群众从吃到穿，从住到用，从生到死，提供了托拉斯一条龙服务。谁也不知道他一年究竟挣多少？他曾经拍着胸脯说，整个王八蛋县政府都是靠他交的王八蛋税来养活的”，“我确实是那个王八蛋的GDP”。

“B52轰炸机”，“万吨油轮”，“GDP”的李光头，在刘镇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仅被他玩弄的女人就达数百人。公共权力在刘镇似乎已经完全因李光头的“绑架”而退场了，外地人、本地人甚至自然地将刘镇说成“李光头镇”了。这是一个绝妙的隐喻。

此外，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乡干部老秦》等作品对金钱操纵公权的现象也有出色的揭露。

二、公共权力为家族势力所挟持

这也许是人们所没有料到的，当政者极力提倡、学者们极力鼓吹的现代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经济，本来应该是各实体各自平等、独立地在市场中竞争发展，各自然人也是机会均等地在自由广阔的市场体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转型中的小城镇却为封建家族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必须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封建家族势力并非指那些真正的家族企业（如刘氏兄弟的希望集团等），而是指那些利用有利位置和机会攫取并控制国有或集体财产，或集聚一定财富后与公权相勾结逐步控制当地的有利资源，或以集体的名义行自己家族之实的带有浓重封建宗法印记的新势力。这些家族势力挟持公共权力，将小城镇变成它的“家天下”。

如果说《分享艰难》中西河镇的洪塔山和《兄弟》中刘镇的李光头凭自己的经济实力成了当地的GDP从而能在当地呼风唤雨、胡作非为还只是一个暴发户的“经济独裁”的话，那么，《将军镇》中李八碗的殷道严凭借他及其家族势力在当地的经营而坐镇一方，从某种意义上讲则意味着“封建专制”的重新复活。

《将军镇》是陈世旭在《小镇上的将军》问世多年后营造的又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世界。其表面上看起来随意而松散的结构，实际上非常紧密地浓缩了将军镇建国以后数十年的历史风云。在政治风云变幻阶段，铁姑娘式的李芙蓉，下放农村扎根的知青胡月兰，曾是镇上的风云人物，到了文化转型阶段，知识型干部谢真应该是恰逢其时的风云人物了，然而她此时的光芒与殷道严相比甚至不能望其项背。李芙蓉、胡月兰、谢真等一个个风云人物成了过眼云烟，而殷道严不仅数十年始终“红旗不倒”，而且到了新时期依然是时代的宠儿，他的命运变迁耐人寻味。

互助组的组长，初级社的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在李八碗长期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喝酒，玩女人，不仅普通百姓对他无可奈何，连上级领导也对他“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出人命，就由他了。这个大队，没有他念经，哪个也不灵”。即便在六四年工作队住进来，“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工作队队长甚至要找他的茬，他依然丝毫没有收敛，威逼利诱霸占了刚刚回乡的初中毕业生桑叶。“殷道严在李八碗就过着这样的皇帝日子，过得百无禁忌。现在他又把桑叶捏在了手里，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他在李八碗可以任意召唤的又一个妃子而已。”他与桑叶的事情暴露后，工作组却竟然召开批斗会批判桑叶“腐蚀党的干部”。尽管殷道严也被停职反省，但工作队一走，镇党委就恢复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睡几个女人在殷道严原是家常便饭……”在上级眼里，这顶多是一个“作风”问题。

殷道严这类深深散发着浓浓的小农意识的土皇帝进入“新时期”并没有落伍，并没有深深的失落感和不适应，而是“与时俱进”，创造了将军镇李八碗村的新历史。由于一条新的国道要经过李八碗，李八碗因此得到很大一笔征地费。他坚决主张不分这笔征地费，理由是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但他的话却透露了其真实内心：“什么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那叫狗添鸡巴各顾各。都散了，要我这个书记做呆鸟！”他之所以走“共同富裕”之路，就是不愿放弃他的统治欲。他靠与上面的特殊关系并利用征地款将李八碗联合总公司搞得红红火火，“集体经济”空前繁荣。但在繁荣的同时，殷道严却建立了自己的金钱王国。“半边街上殷道严，房子压了半边天，一个月租金可以收几千，城里人看了流口涎。”这首歌谣在当地流传，准确地反映了现实。殷道严何以能够拥有半边街？是因为他及其家族牢牢地控制了集体的“乡镇企业”，“李八碗有人说，鸟个李八碗联合企业总公司，就是姓殷的一家人的公司。”集体企业实际上已慢慢演变成私人企业，但因为还是集体企业的名义，引来上上下下的欣赏、宣传和支持，百姓尽管有许多不满，但无碍殷道严在李八碗的一手遮天。而且“镇上的大小干部有几个没有到李八碗的企业捞过油水？他们的命脉都抓在殷道严手里”。所以尽管出了假药案等重大事件，殷道严在李八碗依然是一言九鼎。先前的《李八碗史话》变成了最终的《殷道严大传》，李八碗人心理不平衡了，“他们也辛苦了一生一世，如今看来都只是给殷道严打工。他们的血汗堆成了山，殷道严就坐在山顶上，占尽天下风光。”

问题不仅仅是李八碗人成了殷道严的打工仔，殷道严成了李八碗人的老板。殷道严与李八碗人的关系不是纯粹的经济关系，而是君与臣、皇帝与子民甚至主与奴的关系。“先前李八碗无论怎样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殷道严有什么做过了分，照样有人治他。如今李八碗，是殷道严一个人的天下。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只晓得殷道严，再没有了李八碗。”当初殷道严还是大队的支部书记时，虽然也是过着皇帝般的日子，但毕竟有过被停职反省的时候，他是以政治权力来作威作福，一旦那政治权力被搁置，人们不再买他的账。而今他的经济实力结合政治权力，人们是再也没法来治他了。家族势力逐渐蚕食集体经济，经济实力又逐渐挟持公共权力，李八碗就成了殷道严一个人的天下。“李八碗联合企业总公司”就不仅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实体，而是具有浓厚“封建专制”色彩的政治经济实体。李八碗实际上成了殷氏家族的独立王国。

三、公共权力为野蛮暴力所操控

与张炜《刺猬歌》中的唐童相比，殷道严对李八碗的专制统治还算是“温和”的。《刺猬歌》当然是一部浪漫的充满奇幻色彩的小说，但它在叙说小城镇的变迁时，比那些严格写实的小说还要真实。

海边的棘窝镇“土地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过去姓霍，姓公社，如今姓什么？……姓唐”。棘窝镇在战乱时期是地主霍老爷的天下，霍老爷在玩遍镇上美女，积尽镇上财富，耗尽生命能量之后“走了”。他死后，霍氏族人凡未逃离的几乎被唐老驼杀光。唐老驼在战乱时期是“林中响马”，战争快结束时却摇身一变成了“打响马的人”，成了棘窝镇的解放者和新的主人。“我这人治镇子方法不多，只一个字：杀！”他治下的三件大事载入镇史：追剿霍家后人；消除戴眼镜的；砍树。他采用的绝对是专制独裁和法西斯相结合的铁腕统治。凡仇人、异己者、看不顺眼者，他“一声吆喝就能打个半死”。霍家是仇人，也是“阶级敌人”，当然格杀勿论。戴眼镜的是知识分子，对唐老驼“响马”式的统治当然是个威胁，如果不是小娃们确实要人教，他也会杀掉廖麦的父亲（学校老师）而不是放他一马。唐老驼的儿子唐童看上了“来自荒原，肌肤如同野蜜”的棘窝镇最美丽的少女美蒂，宣布任何人不得接近美蒂，当得知美蒂与英俊少年廖老师的儿子廖麦相爱时，将廖麦打的皮开肉绽。廖麦趁机逃走后，唐童颁布追杀令使廖麦逃亡十年不能回家乡。唐家父子在棘窝镇比殷道严在李八碗有过而无不及。

棘窝镇附近山上有金子，上边“官府”派人来准备勘探开采，被唐童使用流氓等手段赶走了。唐童就办起了“镇上的金矿”，后来“镇上的金矿”实行股份制改造，唐童获得了最大的股份，于是集体企业便成了唐童的私人企业。矿里塌方，他命人就地掩埋死者；为争夺优质资源，他命人用枪打死“串矿”的数名工人，他的金矿可谓是罪恶，是血汗，是尸骨累积而成。唐家父子就是棘窝镇的皇帝，公共权力在棘窝镇自始至终基本不在场。棘窝镇在商品大潮中迅速扩大，同时健康生态也迅速被毁坏：日夜冒烟的“紫烟大垒”使整个棘窝镇包括附近的乡村都弥漫着难闻的令人窒息的“屁臭味”；“从此山地和平原的人进入了真正沮丧期，他们彻底的沮丧了。这不是因为饥饿和贫穷，不是因为兵难和动荡，甚至不是因为欺辱和压榨，而仅仅是一种弥漫在大地上的，无休无止的，羞于启齿的，古老的——气味……”何止是空气中弥漫着臭屁味儿，还有水污染，还有森林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早在唐老驼主镇的年代，他就“一口气砍了九年大树，一眼望去天地透亮了。镇上人与林中野物唇齿相依，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日子，从此将一去不再复返”。到了唐童手里更是肆无忌惮：“而今唐童已经下山，把大半个平原收入囊中。唐家父子如今不仅开采血淋淋的金矿，他们简直什么都干，在山地和海边平原上发了疯似的挖和找，要把整个世界翻个底朝天，把海水吸干逼走，让它亮出白骨累累的底子来。”

空气污染，水污染，森林毁坏，“后果很严重”。棘窝镇遭遇了十余年的连续干旱，人们忍无可忍，终于联合起来集体行动，拿起原始武器打“旱魃”，冲进天童集团的“紫烟大垒”，酿成甚为惨烈、影响极大的“群体事件”。人们把打旱魃、驱旱魔与冲击天童集团搅在一起，把天灾与人祸搅在一起不是完全的疯狂与迷信，因为棘窝镇的干旱确实与生态毁坏这个人祸密切相关。

血的教训并未使人们有多少长进。尽管有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尽管各级各界人士都呼吁避免走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尽管国际社会和国内上下都在强调保护我们的地球母亲，然而比生态平衡更为深入人心的是经济实利主义。正如廖麦所说：“钱的腐蚀力比硫酸厉害十倍，如果钱的力量不够，再加上其他。”“差不多每个村头儿都被天童用钱买通了，还送他们汽车，房子，这一来都成了天童的狗，成了村子的内奸。”如果说“村头儿”是小人物的话，那么那些“有来路”的人物呢？天童不也是以“顾问”等各种名义和手段弄来为我所用吗？不仅仅是这些“俗界”的大小公权可以用金钱来收买，就连“仙界”的道观的道长不也是成了天童金钱帝国的奴才吗？

张炜这个被称为具有明显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审美浪漫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者②，大自然、森林、健康的生态一直是他的理想家园，在此前的一系列创作文本中对基于经济发展而破坏生态环境一直忧心忡忡。而在《刺猬歌》里，不仅仅是忧心忡忡，简直是愤怒至极。文本借廖麦的话表达了这种至极的愤怒：“山，海，还有平原，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命啊！也不过七八十年时间，这里由无边的密林变成了不毛之地！你从海边往南，往西，再往东，不停地走上一天一夜，遇不见一棵高高爽爽的大树，更没有一片像样的树林！各种动物都没有了，它们的死期一到，人也快了。”“现在是让铜臭熏死，让上涨的海水淹死，让漫天紫烟呛死，让一些没心没肺的人杀死或气死，反正是慢慢死，死法不同而已。”廖麦的理想人生就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晴耕雨读”，这种理想人生观如今不可能实现，他和妻子美蒂苦心经营的家庭小园与温馨小家面临着灭顶之灾。农场将被天童集团强行收购，而美蒂这个绝色美人，这个刺猬精，这个对他“我爱死你，你打死我”的一往情深的痴情女子也终于抵挡不住唐童的高价收买。廖麦当然愤怒至极，然而并不偏激。动物的“死期”一到，人也快了，“反正是慢慢死”是对我们人类的严重警告，也是对文化转型期小城镇变迁的一个写真，值得人们反思和警惕。

保护生态环境是早已有的共识，但生态环境却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这不能不说是（至少在棘窝镇）公共权力严重缺位的严重后果。

社会公权为金钱实力所绑架，为家族势力所挟持，为原始暴力所操控，我们还可追问下去：这些又是为什么？全面、系统、深入地回答这些问题非本文的任务，这里只想说明：一、由于决策层在现代化路线设计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即片面追求GDP），经济实利主义在国人心中扎根，在所有值得追求的理想中，经济实利已经成为人们的最高理想。金钱崇拜已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正因为如此，公共权力在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洪塔山、李光头面前只好绕道而行，只要能证明本地的经济在发展，只要不影响本地的税收，对殷道严式的“封建专制”和唐氏父子式的“野蛮暴力”只是眼睁眼闭。二、由于传统农业文明过于漫长和过于成熟，在现代化转型期间，无论是正面影响或是负面影响都无处不在。“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也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时代的奇异景观。殷氏家族之在李八碗、唐氏父子之在棘窝镇绝非孤例，封建专制和企业家的帝王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三、虽然人治思想逐渐让位于法治理念，虽然法律条文越来越健全，但法治理念的真正深入人心、渗入我们社会肌理还有待时日。所以洪塔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强奸孔太平的表妹），李光头可以睡光他看上的女人，殷道严当着李八碗的“皇帝”，唐童在棘窝镇为所欲为，他们都因特殊身份而享有“治外法权”。不以犯法为耻，反以“玩”法为荣，是人治社会的一个普遍心理。美国学者马若孟说：“两岸中国人确实聪明优秀，但问题是大家都不遵守制度和不够守法。而美国的相对优越性就在于此，否则美国真难与中国竞争，而这正是上天给美国最大的祝福。”③台湾学者蔡逸儒接着说：“老天爷给两岸中国人最大的诅咒就在于此。对中国人来说，制度永远只是个政策工具，用来约束管理别人，而不是用来约束统治者的。”④法制观念淡漠，公权随时随地可能“隐身”。四、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缺乏关注“彼岸世界”的博大情怀，一心经营“此岸世界”的世俗势利的国人，将西方“自由竞争”理解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信奉之。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观奇妙结合，便有了对成功者的膜拜对失败者的漠视，便有了对强势者的敬畏对弱势者的忽略，而公共权力理应维护的社会的公平、公正、公义似乎没多少人操心。于是被洪塔山强奸的田毛毛只好“分享艰难”，于是宋钢“这个被时代淘汰的低能人”⑤在李光头（宋钢弟）与林红（宋钢妻）疯狂做爱时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于是桑叶（被殷道严父子先后玩弄）投身火海竟在李八碗没有激起哪怕是一丝丝的涟漪，于是廖麦因为唐氏父子的“通缉令”而十年不能回乡。洪塔山、李光头胡作非为，殷道严一手遮天，唐氏父子肆无忌惮……弱势者的不幸和强势者的妄为都被视为正常，连起码的同情心、羞耻感和罪恶感似乎都成了稀罕之物，何谈人的权利、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正因为这个时代实利主义盛行，宗法血缘意识浓厚，法治理念淡漠，社会达尔文主义畅销，我们的公共权力才容易被金钱实力绑架，被家族势力挟持，被野蛮暴力操控。

这里还想说明：一、小城镇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公共权力的缺位具体表现和主要原因说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离真正平等、文明、和谐的理想的现代文明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浓郁的“前现代”社会色彩。二、发现并揭示社会的这种“前现代性”，表明了作家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见和对民族及人类前途的深广忧思。

①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页。

② 颜 敏：《审美浪漫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第204页．

③④ 蔡逸儒：《倒扁的后续行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9月7日。

⑤ 曾 进：《作家余华专访》，《外滩画报》，2006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