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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本内容厚实的曹禺研究年刊

2010-08-15曹树钧

戏剧之家 2010年6期
关键词:年刊潜江剧作

□ 曹树钧

2004年8月,是戏剧大师曹禺的代表作《雷雨》问世7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一富有意义的日子,由中国文联、湖北省政府主办,中国剧协、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文联、湖北省潜江市政府和江汉石油管理局共同承办的首届“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于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曹禺的故乡潜江举行,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创举,它对于弘扬先进文化,学习以《雷雨》为代表的曹禺戏剧创作经验,具有深远的意义。

同年10月,另一件可载入史册的大事又在湖北大地上诞生,由湖北潜江市曹禺研究会策划的《曹禺研究》年刊问世。从2004年到2009年,《曹禺研究》这本全国唯一的曹禺研究年刊接连出版了六辑,内容越来越厚实,团结国内外广大曹禺研究学者,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影响日渐扩大,充分显示了湖北人民对曹禺这位杰出戏剧家的深情厚爱,对曹禺剧作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的无比珍视,他们不愧是曹禺的知音。今年正值曹禺先生百岁华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对六辑《曹禺研究》的学术特色、它之所以能获得成功的原因作一历史的回顾和初步的论述,这对于弘扬先进文化,促进新时期艺术的大发展,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曹禺研究》的学术特色

重视曹禺其人的生平研究和曹禺剧作的文本研究,这两项基本功,是湖北《曹禺研究》首先的一个特色。

研究一个作家(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正确的评价作品的方法和标准。这个方法和标准,鲁迅曾作过这样精辟的论述:“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三幕话剧《原野》遭到了不应有的误解。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家批评这部作品“缺乏生活基础”,“整个剧作充满了一个非现实的人造气氛”,北大一位著名教授甚至在《曹禺论》中断言这“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平心而论,这是对《原野》创作过程未作调查研究的武断结论。假如对曹禺创作《原野》时的生活创作的过程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些评论者对《原野》的指责是何等的主观和荒唐。因此生平研究与文本研究是曹禺研究的基本功,也是曹禺研究的重点。潜江《曹禺研究》创刊以来,始终重视这两个重点。从第一辑开始就特辟专栏研究“曹禺的家世”。第二辑又在“往事追怀”栏目,发表曹禺的三个女儿万黛、万昭、万方回忆父亲生平的文章,探讨曹禺婚姻生活与他创作关系的文章《过眼云烟五十年》(曹树钧)、曹禺同志自己谈生平的文章,以及《曹禺与唐槐秋》(洪忠煌)的研究文章,这些对深入研究曹禺作品与思想无疑都是很有裨益的。

至于文本研究,更是《曹禺研究》每期必有的内容,而且它还注意到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例如,发表强调曹禺话剧《家》地位的论文《论曹禺的第五部经典》,指出一些学者往往对曹禺改编的话剧《家》的独特价值认识不足,甚至有些文学史、话剧史著作对它不是忽略不论,就是语焉不详,从而提出曹禺的话剧《家》应提到“第五部经典”的高度来认识。

年刊不仅发表国内学者的关于曹禺文本独特的见解,而且刊登国外曹禺研究学者对曹禺作品的评论,例如《论曹禺三部曲的文学地位和它的贡献》一文,韩国著名曹禺研究专家韩相德就从一个韩国学者的视角,提出他对曹禺早期三部曲的评价,从中也可让读者认识到曹禺剧作在国外的影响。

一、重视曹禺剧作的演出研究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20世纪西方莎学家早已认识到,如果要想充分地研究莎士比亚,就应该首先从他为自己选择的环境——剧院出发来接近他。曹禺是一位十分熟悉舞台的剧作家,有着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尽管他的剧作有着很强的文学性,但他首先是为演出创作的,他进行剧本创作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舞台上相应的戏剧场面来,就会把自己对舞台表现的要求鲜明地贯彻到文本中去。因此,研究曹禺剧作,如果只停留在文本中,就仅仅是研究了一半,并且是很不足的一半。

1990年8月,笔者在完成《摄魂——戏剧大师曹禺》这本35万字传记之后,赴北京医院探望正在病中的曹禺,就向他谈了笔者准备撰写一本《曹禺剧作演出史》的愿望。曹禺当即给予热情的鼓励:“你说得很对,研究剧作必须要联系它的舞台演出,这样才能讲到点子上。你是戏剧学院毕业的,你选择这个角度探讨,很有意义,也很对路”。①

《年刊》从第一辑特辟“花鼓戏缘”介绍荆州花鼓戏《原野》开始,以后每一辑都有论述曹禺剧作演出的文章,将它用“舞台天地”这一栏目固定下来。并且,论述曹禺剧作演出的角度也比较广泛,有谈编剧的,也有谈表演和导演的,还有谈舞台美术的,这样的研究,对曹禺剧作的深入探讨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笔者虽然已经出版了40万字的《曹禺剧作演出史》,但通过研究深深感到这方面的探讨才刚刚开始。比如湖北,至今就没有一本《湖北曹禺剧作演出史》。湖北演过的曹禺戏剧剧种就有话剧、汉剧、楚剧、京剧、花鼓戏等,然而迄今为止系统的舞台演出研究文章尚无一篇,更何况一本演出专著呢!

二、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样式不断丰富

年刊发表的文章,除了生平研究、文本研究这两个基本的领域之外,每辑都有新的研究领域。第一辑发表了潜江作家撰写的比较曹禺剧作与奥尼尔剧作的论文《辉映中美剧坛的一对瑰宝——<榆树下的欲望>与<雷雨>之比较》(王国海)。第二辑发表了从戏剧美学的角度研究曹禺的《曹禺戏剧诗学》(张兰阁)。第三辑又发表了从“女性主义”、曹禺“女性观”的视角研究曹禺剧作的论文《曹禺戏剧世界中女性的生命本相》(刘芭)。

在曹禺研究界“,研究史”研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年刊第四、第五辑着意加强这一薄弱环节,接连发表五篇这方面的论文:《论钱谷融的曹禺研究》、《论曹禺剧作演出史研究的成就》(张福海)、《一部弥足珍贵的史书》(黄川)、《钱理群与新时期曹禺研究》(邹红、黄莹)、《喜读陆葆泰专著<曹禺的写剧技巧>》(曹树钧)。《论钱谷融的曹禺研究》一文,首先指出华东师大钱谷融教授的《<雷雨>人物论》这本书并不是鸿篇巨著,它只有12万多字,但它却是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审美理论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文艺批评、戏剧批评的一部经典之作。我们在谈及文艺批评经典时,经常谈到莱辛的《汉堡剧评》、谈到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评《钦差大臣》、《大雷雨》的著名论著,其实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雷雨>人物谈》就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撰写的一部戏剧评论的经典。此书的第一篇文章《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啦!——谈周朴园》,早在1959年9月便发表了,并且自那时开始,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上世纪50年代,便向文艺评论、戏剧评论中的极“左”思潮,展开了英勇的挑战。②

论文接着从《求真求实,新在其中》、《冲破偏见,独赞<家>剧》、《传播真知,影响深远》这三个视角论述了钱谷融的曹禺研究不怕霸道、不怕专横,敢于求真这样一个基本的学术品格,在“左”倾文艺思潮恶浪滚滚、邪恶势力猖獗“这样万马齐喑、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政治环境下,钱谷融先生独树一帜,指出了一个评论、研究曹禺剧作的正确途径,怎不令中外学者深为敬佩”。文中指出求真的学术著作同求真的艺术作品一样,具有永恒的价值,对钱谷融的曹禺研究的学术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样的研究史研究对引导中青年曹禺研究学者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必定会产生有益的启迪。

第四辑上发表的论文《曹禺的读书观》(陈洪声),又从科学的读书理念这一崭新的角度,论述了曹禺“知行统一”的学习观念。

《年刊》的内容始终坚持“立足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方针,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本土文化特征,是年刊始终体现的一个特色,每一期的固定栏目“故乡情结”上始终刊登从不同角度论述曹禺与故乡情结的文章。

第六辑又新设一个栏目“剧本新作”,发表了六场话剧《神童曹禺》(曹树钧)、六场话剧《诗魂惊雷》(洪忠煌)这两个大型话剧,一来纪念曹禺百年诞辰,二来对文艺界用艺术的形式弘扬曹禺文化起了一个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读者不难看出,年刊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多样化,这便有利于读者以一个广阔的视角学习曹禺、研究曹禺。

三、发现、提携新人,雅俗共赏、争取广大读者

年刊坚持群众观点,将学术研究与争取广大读者结合起来。时刻想着戏剧审美的接受对象,尊重、引导观众的审美心理,将民族独特的审美心理与观众求新求异的心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优秀剧作家戏剧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方面,曹禺是一个杰出的典型。

在创作观念上,曹禺始终将观众放在心坎上,具有明确的群众观点,从1936年至1986年,在半个世纪里,曹禺多次论述观众对戏剧艺术的极端重要性,这是构成他的戏剧观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的主要观点是:剧作家必须尊重观众。曹禺说:“我最推崇我的观众,我视他们如神仙,如佛,如先知,我献给他们以未来先知的神奇。”(《雷雨》序)他认为观众与时间是考验戏剧生命力的两个严峻的试金石:“一切戏剧的设施须经观众的筛漏,透过的洗涤,那好的会留存,粗恶的自然会滤走。”

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剧场的生命是“普通观众”。

曹禺十分重视戏剧的大众性,反对将戏剧变成少数人的“专利”和“沙龙艺术”,早在1936年他便明确指出:“一个弄戏的人,无论是演员,导演,或者写戏的,必须立即获有观众,并且是普通的观众,只有他们,才是‘剧场的生命’。”主张要“造成普遍酷爱戏剧的空气”。③曹禺的创作能够做到雅俗共赏,与剧作家的这一指导思想密切相关。

戏剧创作要有群众观点,办学术刊物也有群众观点。曹禺的挚友巴金主编《文学季刊》时,就十分注意刊物的组稿面要广,要注意提携新人。一次,靳以和巴金谈起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巴金主张还是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的面要宽一些,不一定都是有金字招牌的名家,或文坛上的名人,还要多发表有才能的新人的作品。曹禺就是巴金和靳以发现的一位文坛新秀。

潜江曹禺研究年刊在六年的办刊过程中,一方面刊发一些名人、著名曹禺研究专家的论文,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发表一些年青学者的文章。年刊发表过武汉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库慧君写的《论<雷雨>‘序幕’、‘尾声’的美学意义》、《关于如何评价曹禺剧作艺术成就的思考》;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研究生时晨的论文《电视连续剧《日出》的成就与不足》,施毅的《曹禺与易卜生戏剧中的家庭情结》等;对一些在校本科生写的短论,只要有独特的见解,年刊也酌量刊用。例如上戏导演系本科在校生琚一品,她写了一篇《浅论<雷雨>戏剧语言成就》,从导演角度看《雷雨》,与一般从文本角度评《雷雨》语言更强调舞台的动作性,颇有特点,虽然文章还比较稚嫩,年刊也予以发表,以资鼓励。又如胡梦琪写的《十七岁的那场雷雨》,文章作者系重庆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在校生。但她酷爱曹禺剧作,是校实验剧社社长,这篇文章详细回忆了她高中17岁时主演蘩漪、排演《雷雨》全剧的那段经历,文章写得很有激情,充满了艺术学子的朝气,描写生动、形象,是一篇很好的研究曹禺剧作对中学校园戏剧巨大影响的文章。文章虽然写得长了一些,但年刊也予以全文刊登。这样的做法不仅对学生本人是巨大的激励,更有利于培养曹禺研究的新人。

年刊对潜江本土曹禺研究学者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年刊也确实对潜江本土学者曹禺研究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出现了不少研究有特色、有一定影响的作者,如刘清祥、毛道海、傅海棠等人。刘清祥原系潜江市曹禺著作陈列馆(今为曹禺纪念馆)馆长,从1989年陈列馆创建至1996年曹禺逝世,17年中多次采访曹禺,结合工作研究曹禺,写过多篇研究文章。2004年还与董尚华合著,出版《中国戏剧大师——曹禺》一书;毛道海专注曹禺家族史的研究,前后达20余年,2007年出版了21万字的《曹禺家世》(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书,对曹禺生平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傅海棠的曹禺研究别具特色,他写的《原型·俚语、风俗画》一文,将曹禺剧作语言的“乡味”与家乡的风土人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四、年刊成功的三个依靠

在当今社会一些人心态浮躁、拜金主义之风弥漫的时候,年刊能坚持六年之久,并且办得如此有声有色,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笔者探其成功的原因是“三个依靠”。

第一个依靠,依靠潜江市领导与潜江曹禺研究会的大力支持。潜江市政府与市委历届领导班子,自始至终重视、支持曹禺研究。从2004年第一辑起,潜江市领导就十分重视《年刊》,他们认识到“曹禺先生著述等身,曹禺文化博大精深,开展曹禺研究,对于挖掘和弘扬先进文化、展现文坛泰斗的风范品格、熏陶教育后人,意义重大而深远。特别是潜江市曹禺研究会作为在曹禺故乡的研究机构,对曹禺先生的生平及其家世渊源的研究与挖掘,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于全面搜集曹禺资料,弥补曹禺研究的某些空白和断裂层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曹禺研究》的创刊,将更有利于整合潜江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资源和人才资源,把我们研究曹禺、研究潜江历史的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为繁荣潜江文化翻开崭新的一页。”(刘雪荣《年刊第一辑序》)

2009年6月,潜江市新的领导班子又作出决定,在2010年纪念曹禺诞辰100周年期间,将举办第二届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文化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继2000年、2004年又一次举办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将曹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潜江市领导是将曹禺研究作为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来运行的,这就保证了年刊出版的经济来源和精神力量。

年刊的创立与发展与潜江市曹禺研究会的大力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潜江市曹禺研究会2004年6月11日正式成立,是曹禺家乡的乡亲们组织起来的,富有一定的乡土气息,虽是一个社会团体、学术研究组织,也担负着为市委、市政府咨询服务的职能。在研究曹禺家世及万氏家族、研究曹禺的作品及其人品的同时,还为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造曹禺品牌”出谋献策,让曹禺文化融入潜江人民生活之中,扎根于潜江的土壤之上。年刊的出版体现了潜江市曹禺研究会这个组织的存在及其存在价值,因此,它对年刊的大力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个依靠,依靠一个精干、高效的年刊编辑班子。年刊有一个编委会,编委会有五个顾问、有名誉主任、正副主任和具体干事。有一个由12人组成的编委会班子,主编为傅海棠,副主编由毛道海、胡逢林、陈洪声、毛枝庭四人组成。六年来的实践证明,年刊有一个精干、高效的工作班子。尤其是主编傅海棠,能够紧紧团结大家,努力将每一辑刊物办好。他不仅本人亲自从事曹禺剧作的研究,而且不断开动脑筋,提高刊物质量。例如为了体现雅俗共赏的特色,他听取读者意见,设立“经典赏析”栏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分析《日出》、《原野》、《家》这些曹禺名剧。为了提高刊物的信息量,从第五辑开始,他又新开“信息传递”这一栏目,以短、平、快的方式,及时传递全国曹禺剧作演出和研究的信息,受到读者普遍的欢迎。

第三个依靠,依靠曹禺研究专家的鼎力支持。年刊每期都发表全国著名曹禺研究专家、曹禺剧作艺术家研究、创作的新成果。例如发表《对一个悲剧艺术家的的探知》(田本相)、《一本有新意的书》(刘厚生)、《<原野>导演手记》(王延松);第六期刊登《简论中篇弹词<雷雨>的艺术特色》(曹树钧)、《重排<雷雨>导演手记》(魏淑娴)等。

笔者从事曹禺研究35年,对《曹禺研究》这样一本全国唯一的曹禺研究年刊,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它每一步的成长。2008年7月,笔者发现年刊上有一篇纪实性长文,错误百出,让人不堪卒读,立即给年刊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潜江《曹禺研究》自2004年问世以来,已出版了四辑,在潜江市委、市府领导下,经过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努力,为全国曹禺研究事业作出了很好的贡献。为了扩大潜江《曹禺研究》的影响,提升它的知名度,我组织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写稿,如全国剧协主席尚长荣、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屠岸、《中国戏剧》原副主编黄维钧、原中国戏剧年鉴负责人俞赛珍、原《大舞台》主编贡淑芬,河北省剧协副主席刘仲武、曹禺侄儿万世雄等同志,请他们撰稿。这些同志或者工作太忙或有病,为督促他们写稿费了我不少精力。这是我作为《曹禺研究》的一名不称职的顾问,所应该做的,也表示我对潜江曹禺研究会工作的支持。《曹禺研究》努力发表潜江人的研究曹禺的文章,这种提携后进的精神是好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曹禺研究既然作为一门学问,它需要积累,文章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写成。有些文章请你们一定要认真把关,否则欲速则不达,会影响刊物的声誉。同时建议市府加强对潜江有关人员的业务培训。”

与此同时,我给作者写了一封打印信,具体指出在内容和文字上的错误,并告诉作者“此文是纪实性文章,最讲究‘求真’,错处如此之多,便大大降低它发表的意义,读者会怀疑它的真实性”。

笔者之所以如此做,如此坦率直言,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年刊越办越好,不希望年刊的声誉蒙受损伤。这也是笔者作为一名顾问,应尽的一份责任。

五、发行的改进与内容的改进

《曹禺研究》年刊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笔者以为需要加强发行与内容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工作。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与生产同样重要,年刊作为一个精神产品,如何改进发行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比内容的进一步改进更加迫切。

2005年,笔者曾在《关于曹禺纪念馆进一步建设的几点意见》(载年刊第二辑)一文中,有两条专门提到年刊的发行工作问题,其中第五条提出:建立曹禺研究的互联网。曹禺纪念馆宜与几个主要有关单位(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剧协、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重庆市话剧团等单位)建立经常的业务联系,有些可以建立网络联系,共享有关资料和信息。

第八条提出:“将《曹禺研究》作为与国内外曹禺研究单位、学者建立紧密联系的纽带。每期《曹禺研究》宜寄给全国文联、全国剧协、各省剧协、各省级图书馆,以扩大此刊的影响,逐步实现将潜江曹禺纪念馆建设成为全国曹禺研究的信息中心和研究中心的宏伟目标。”

后来笔者了解了一下,年刊每期印出,北京人艺、上戏、中戏等单位并未收到此刊,全国剧协、各省剧协也未收到此刊。可见,这些意见并未引起潜江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视,并没有落到实处,这就大大缩小了年刊的影响。希望这一状况,在今后能有切实地改进。

在内容的改进方面,年刊更是任重道远,说到底这是一个如何不断提高刊物质量的问题。一方面研究领域、研究视角,还可以继续扩大。比如有关曹禺与教育、曹禺与艺术管理,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尚未涉及,或者还没有系统地触及。就以曹禺与艺术教育这一角度来说,曹禺建国前从1936年到1941年,在国立剧专任教整整六年,为培养中国的戏剧、影视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建国后,曹禺又任中央戏剧学院院副院长十多年,又为新中国的艺术人才培养作出了新的贡献,然而迄今为止,关于曹禺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我们还只有零星的回忆文章,而无系统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内容的改进和提高方面,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即研究方法的拨乱反正问题。前辈历史学家范文澜曾有两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指的是做学问一定要扎扎实实,要沉下心来搞调查研究、积累第一手材料。现在有些年青学者乃至一部分中年教师,他们心态浮躁,缺少扎实的研究基本功。一次,在一个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亲耳听到一位博士生(还是在职的副教授)振振有词地大谈“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从舞台艺术角度研究曹禺剧作的论文和著作”。笔者实在听不下去,当即请问:“抗战时期著名戏剧评论家刘念渠出版一本《转型期的演剧艺术》,书中有大量论述曹禺剧作演出的内容,不知先生可曾看过?”这一句话便将这位博士问住了,因为他压根儿不知道有这本书,也不知道有刘念渠这位著名戏剧评论家。总而言之,他根本没有在学术上作过认真的调查研究,然而他居然敢武断下此结论。这种华而不实的学风实在有碍曹禺研究的健康发展。笔者建议,在纪念曹禺100周年的学术活动中,一定要批评这种不正的学风和文风。同时,要让年轻的学者清晰地认识到,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要坚持真理还需要有百折不挠的勇气,要敢于向学术界实际存在的霸气和专横的作风挑战,要敢于讲真话,破除一切迷信。

“登高壮观天地宽,大江茫茫去不还”,笔者深信,经过全体曹禺研究同仁的共同努力,经过年刊编辑部同志的共同奋斗,我国的曹禺研究界必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在新世纪将曹禺这一人类文化瑰宝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1曹树钧:《曹禺剧作演出史》第322页。

2曹禺研究第五辑:《论钱谷融的曹禺研究》。

3曹禺:《<日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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