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祥麟

从戏剧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话剧自从兴起以后，到20世纪上半叶是它的黄金时代。在这段时间里，话剧作家人才辈出，优秀话剧风起云涌，话剧运动声势浩大，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剧作家中，有夏衍、天寒、洪深、熊佛西、老舍、李健吾、宋之的、阳翰笙、陈白尘、丁西林、吴祖光以及曹禺等人，真是群星璀璨、盛况空前。话剧靠着它的独特艺术表现特点和表演方式，在舞台上展现社会，反映生活，记录时代脉搏，推动时代精神，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正剧、悲剧和愉悦轻松的喜剧，建立了赫赫功勋，起到了任何其他文艺样式所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在上述这些著名的话剧作家中，笔者个人以为其中影响最大的，则应该是《雷雨》、《日出》等剧本的作者曹禺。

是的，正是如此。我认为曹禺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不但是我国话剧界的艺术巨匠，而且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话剧的领军者和排头兵。是他，为我国话剧立下了不朽的丰碑，推动了中国话剧创作的成长与成熟，成为我国话剧运动的里程碑；是他，不但促进了我国话剧创作和演出的繁荣，而且开拓了我国话剧的广阔前景。曹禺1933年发表《雷雨》，那时候他才23岁，从那时开始到1942年，短短十年间，他接连创作了《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等剧作，解放以后，又先后发表了《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等剧本。像喷泉一样，曹禺有如此之大的创作源泉和创作精力！他的许多同时代剧作家，每人都有自己所长，都创作了优秀的巨作。例如丁西林，本来是优秀的物理学家，却同时从事与自己专业毫不相关的戏剧创作。丁西林所写的喜剧，例如《压迫》、《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妙峰山》、《一只马蜂》等，都是选取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对社会进行充满机智和幽默的讽刺。这当然很好，可是如果拿来和曹禺作品中对社会、生活和人性的深刻发掘、对丑恶的无情鞭笞来比较，二者间的差距就很大了，就可以看出曹禺这个巨人之“巨大”。

曹禺剧作的一大特点，是善于探索人性，深入地发掘人的内心世界，通过人物间的矛盾反映社会，赞美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当然，既使他在世时，如果来询问他本人这个论断是否符合事实，他很可能立刻否认说：“不是这样，我写的每个剧本都只是一首诗，没有你们说的那样复杂。”不错，正如作者在上个世纪30年代说过的那样，他说过《雷雨》是一首诗，不是“社会问题剧”。问题是，剧本发表了、演出了、产生了社会效果，就应该从作品所反映的社会效果来分析，而不是简单地从作者当初的主观动机来看。作品通过了剧中人物的血缘关系，加上阶级矛盾等复杂纠葛，展现了人物间的各种矛盾，挖掘了他们深刻的内心世界，体现了在不同遭遇和不同命运下人性的不同表现，重重矛盾，愈演愈烈、无法化解。悲剧结局风驰电掣呼啸而来，猛烈撞击着读者和观众。剧中人物，无论是蘩漪或者侍萍，以至周朴园、周冲、四凤等人，她们的悲剧性结局，无一可以幸免。再如《原野》里的仇虎，他满腔悲愤地怀着对焦阎王的深仇大恨，借焦母之手杀害了完全无辜的小黑子。这种仇杀，实际上反映了自古以来我国的所谓“冤冤相报”，真是残酷无比。尽管它非常不公正，我们却无法否认其根深蒂固的社会根源。再如《北京人》里面的曾文清和愫方这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物，一个是颓废、无奈、懒散，有时候简直是个行尸走肉，而另外一个在爱情中却是一湾清水，碧波荡漾，无限执著，默默无闻地无私爱着。曾文清之窝囊与愫方之执著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人物，我们在社会上看得还少吗？曹禺之高明，正在于他写这两个人，都既是不同种类的典型人物，同时又各具自己的个性特点，与众不同。曹禺没有把人物类型化，他的这些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活蹦乱跳的“人”。

好些评论者都谈过曹禺所受到的前辈的影响。他本人否定了具体的影响，他铿锵有声地说：“我是我自己！”这句话当然符合事实，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曹禺在整个文化修养上，特别是在戏剧创作上所受到的前辈的影响。这些影响，我们说它是“启发”也好，“潜移默化”也好，或者如曹禺本人承认的“潜意识”也好，不论怎样说，都应该毫不含糊地承认前人对他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些微妙的影响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古希腊悲剧，古希腊悲剧中不乏表现血缘和亲属关系的悲剧，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而《雷雨》正是突出了血缘悲剧这个特点。还有，《雷雨》一开始的《序幕》和最后的“尾声”明显有古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的影子，这也是曹禺自己承认了的。二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大师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其中高乃依的名著《熙德》里在爱情与荣誉的冲突中，施麦娜为了荣誉而牺牲爱情产生的崇高感情，以及拉辛的悲剧《菲德拉》里泛滥的激情和欲望，都“潜在地”成为曹禺的文化背景和积累。三是奥尼尔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奥尼尔在《榆树下的欲望》里写了古希腊悲剧里经常出现的乱伦、杀婴以及名誉报应等主题，在《雷雨》中也都有类似的情节。再如奥尼尔在他的《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夜》中，通过悲剧主人公一天的生活，写出了其全家几段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悲剧，《雷雨》与之也大有相似之处。这里我们当然排斥早期一些评论家所谓的“模仿”之说。但是奥尼尔对曹禺的启发和“潜移默化”则是不得不承认的。

有的评论家在评论作品时，常常爱追究某个作品属于哪种创作方法。文学史上的创作方法可谓多矣：现实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笔者认为，不管名称上有多少“主义”，归根到底，实际上只有两种，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我以为在曹禺的剧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者兼而有之。以《日出》为例，剧本正文前引用的老子《道德经》，以及圣经《新约》和《旧约》的不少段落。这些内容中具有浓厚的宗教和哲学气息，从这也可以看出作品的浪漫主义倾向。至于《日出》的现实主义成分，则更加突出：为了写好第三幕的妓院生活，作者曾亲自深入下层社会“体验生活”，以求得作品忠于生活的真实性。再如剧本中金八这个人物，虽然从未出场却又无处不在，这就是再真实不过的现实写照，但是，另外一方面，作者对他的表现手法却又是浪漫主义的。当然，曹禺的某些剧本中浪漫主义意味更加浓厚，例如《北京人》和《原野》。

曹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虽然事隔六十余年，我至今仍然清晰记得1944年在昆明观看《日出》的场景。陈白露、顾八奶奶，甚至胡四这个非常次要的角色，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使我永难忘记。至今，我的脑海里依然经常回响着剧中许多精彩的对白。

不朽的曹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