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凤英

明清北京城是世界城市史上的杰作,是中华城市文明的最后结晶,历年来许多学者对北京已经进行了很多深入的研究,本文希望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利用。尤其对清代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简要描述。所谓城市结构,在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定义,即便是在相同的学科中(诸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对于城市结构也缺乏确切定义,现有的城市空间结构的解释性理论则主要偏向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解释,对于前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缺乏借鉴。

1 政治理想城市的构建

明永乐四年(1406年),北京城开始修建,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竣工。清顺治皇帝入关后清政府继续沿用了北京作为首都,对北京城市结构也未进行大的改变。清朝对明故都的沿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北京城市的现实是符合清政府都城理想的,或者说清明两朝对于都城的理想是基本一致的。

美国学者芮沃寿认为中国“在城址选择和城市规划上,存在着一种古老而漫长的象征主义,在世事的沧桑变迁中却始终不变的延传了下来”。而明北京是这种“古典城市宇宙论”的最后的,也是最完整的肯定。

城市的宇宙观在城市内部布局则体现在城市中“数”的应用和城市的功能布局两个方面。北京城的城市布局基本上按此布置。太庙、社稷坛位于东西两侧,朝居南。永乐皇帝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修建的,其中较大的修改在于将其北部城墙向南移五里,元大都的城市商业中心在钟鼓楼地区,城墙南移后商业中心也南移到地安门一带(后来城市商业在内城其他地区及南城正阳门附近等诸多地区均有发展),但还是位于城市北部,是符合《考工记》中的要求的。

清朝进入北京之后,基本延续了北京城的格局(此时北京相对于永乐皇帝营城之初最大的变化在于商业空间的南迁),对于城内重要的布局,尤其是《考工记》所提及之原则没有丝毫改动,相对于明朝清朝对于城市结构最大的改变是顺治皇帝在1648年下达的移城令,顺治皇帝下令所有汉人迁出内城,到外城居住,内城分列八旗以“拱卫黄居”。这样的调整除了实际的防卫实用意义外,也表达了清帝为了突出中心的深层面的思考。入驻内城的八旗,依照方位,分列京城。“镶黄居安定门内,正黄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居东直门内,镶白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居西直门内,镶红居阜城门内,并在西方。正蓝居崇文门内,镶蓝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蒙古、汉军八旗为“蒙古汉人输诚先服者”,自然没有满州八旗亲近,所以八旗的分布由内而外基本上按照满州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分布,只有京城北侧正黄旗与此相反,有何考虑不得而知。

清代继承了明北京古典的宇宙论,这个古老的宇宙论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理想城市的设想,这样的设想把人世的规则以其特有的逻辑与他们所认识的宇宙紧紧的联系了起来,这个理想的最重要反映是城市里道路、城门和其他构筑物之间的数字关系,以及其中宫殿、祭坛、行政、集市等功能的空间关系。

现实的城市一旦建成,最基本的就是要为其居民提供居住、商业等最基本的服务。清代北京城居住空间的最大特点在于前文已经提及的满汉分居,满汉分居的居住模式基本体现了等级由高到低的分布特点。八旗居内城,“旗”是满族生产、生活和作战的基本组织方式,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是佐领,每佐领下辖百余人,八旗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是按照血缘关系进行简单的区分,八旗社会的最上层是黄族,又有“宗室”和“觉罗”之分。

旗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政府发放的俸饷为主,所谓“旗人惟赖俸饷养赡”。旗人的这种以防卫为基本考虑的均质布置在现实中则受到了严峻的考验。首先产生的问题是内城内各旗间的混淆。最初旗人房产交易只限于旗人之间,到后来交易也扩大到旗人与汉人之间,“民人等多有因谋买卖租赁典买旗房”,尽管旗汉房产交易屡为清廷所禁,但到了清中叶,清朝政府精心构筑的“拱卫皇居”的八旗布局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还是彻底崩溃了。

外城是汉民、汉族官员和诸如回民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地。清代汉官主要住在正阳、崇文、宣武门外,汉族士绅交游便以此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的宣南文化。外城居民鱼龙混杂,各色人等杂处其间,有名仕显宦、商贾巨作,也有佣夫走卒,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

从清中叶北京城的市场分布来看,市场基本是在城内均匀分布的,多位于主要道路的交叉口。各个市场的服务半径基本相同,各市场基本都可以为周边提供商业服务,但在功能上有的各有侧重。

清代北京的另一种重要公共设施是遍布城中的各种道观、庙宇。《乾隆京城全图》中共标注胡同1 400余个,标注寺庙的则有1 320处。这些寺庙规模差别很大,所属教派也不尽相同。寺庙已经成了清代北京城市公共生活的有效载体。有益的补充了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

清代的北京除了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外,也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作为全国的重要都会城市,在当时的城镇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清代北京存在着大量的流动人口,是“五方杂处”之地。清朝实行“公车”制度,举子应试由国家提供川资,但只系单程,清朝时期每科应试的举子约有六七千人,但能中进士者大约有200余人,大量举子都滞留在京以待下科。另外北京还有许多进京经商的商人和入京觐见的官员。这些流动人口的存在促进了各地在京纷纷建立会馆。

2 城市的结构组合

从以上的描述来看,我们可以基本上把北京的城市功能分为三个层次:政治性城市、生活性城市和都会性城市。每个层次的功能都衍生出若干具体的城市功能。各个功能都按照一定原则在北京城内进行分布,构成清代北京城基本的城市框架。作为政治城市,北京城内主要分布了清朝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机构,如宫殿、官署和用于朝廷祭祀的祭坛。这些功能基本上是按照《周礼》的要求进行布局的,这样的布局是建立在一系列以“礼”为主要内涵的宇宙观的基础上的,所以可以说政治性是北京城市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相比于其他功能政治性要求是被最优先考虑的。北京第二层次的功能是为本地的使用者提供必要的居住、商业等设施,从清代北京居住、商业等空间的分布与变迁来看,清朝的统治政府在最初也是完全按照政治的需要来进行布置的,但是由于其功能与城市具体使用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完全的政治性布置是不能满足居住人群的正常使用的。最后政治力量向世俗力量进行了妥协,生活性功能基本上按照客观需要进行了布局。北京城作为一个都会性城市在城市功能上也有所反映,但这些功能的布局是依附在原有城市功能的基础上的,是受已有城市布局影响的,没有足够力量对北京的城市结构产生改变(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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