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民

摘要：对于《周易》的研究，当代学者已从人文、象数、哲学乃至科学等角度进行解读，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事实上，作为“天人之学”的《周易》蕴禽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其对生命的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定乃至“与天与一”的宇宙观皆凸显了深层的生态关怀。无疑，在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下，回归经典寻求智慧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周易；生态；还原；宗旨；原则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10)01－0068－07

《周易》在儒家乃至中国经典中的地位，自不待言。然而我们亦须知晓，《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只是经所谓“三圣”尤其孔子“人文化成”改造后，才由卜筮之预测祸福之效用渐至转向“修身立命”之化育功能。自然，就人文化成层面而言，《周易》内涵可谓广矣!正如《系辞》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同篇又云《易》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可知《易》在某种程度上乃中国古文化的“百科全书”，至少《周易》呈现出一种贯通天地的“有机思维”模型。

对于《周易》之研究，人们已在诸如“哲学易”、“人文易”、“象数易”乃至“科学易”等领域结出累累硕果。然针对当今时代之现状，窃以为我们极有必要从“生态”层面挖掘“易”之深蕴。此既为时代计(当下人类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生态问题)，亦为经典传承计。因为经典的传承和弘扬乃需要不断地注入时代因素，用一种“视域融合”(即经典非孤立之经典，乃掺入时代因素)的立场去解读之，进而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此乃弘扬经典之要旨。

当然，笔者倡导“生态易”并非空穴来风，更非牵强附会，而是因为《周易》不但乃中国“天人合一”思想之源头，更基于《周易》自身乃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正如美国生态哲学家卡普拉所相信的那样：“遵循《周易》所指明的‘自然和谐的平稳变革道路，人类就可以把社会文化变迁的冲突减少到最低程度，比较顺利地度过当代历史转折的危机时期。”只不过，一则由于历代研《易》的人文转向之倾向，渐次“遮蔽”了其丰富的生态意蕴；二则由于人类的生态危机仅凸显于现代社会，故“生态”思想自然隐而不彰。

《周易》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生态理念呢?

一、《周易》的还原

既然《周易》本为卜筮之书，那么我们姑且“回到”源头，或日“还原”到其原点，从其“卜筮”中探寻生态学的微言大义。按古意，卜筮乃两层意思：一日卜，一日筮。“卜”乃以火烧龟甲壳，按其裂变纹路定其吉凶；“筮”则以蓍草按《系辞》所用“大衍”之数的方式演算定吉凶。当然古人还有诸如梦占、字(测字)占等多种占法，如在云南少数民族流行的“雷夫孜”则采用数字占。无论那种占法，其目的在于以人(巫者)之“主体性”乃至超自然的能力去预测、把握事物未来变化之趋势(吉凶)。然而，未能洞悉自然规律的古人又凭何去“预测”事物的吉凶呢——即便这种预测不可靠甚至带有游戏性和盲动性——这自然涉及到“占卜”成立的前提条件。

很明显，古人占卜之所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乃是“天人不分”、“神人交感”的原始思维框架，只有在这个框架内，巫术、占卜才是可能被理解的。人类生活初期，“天人不分、神人交感”的具体承载者是巫师和执掌占卜之人，神、天通过“他们”向问询者传递消息，或日巫者乃充当了神、人的中介和代言人，颇似西方基督教中的教父。自然，中国固有的农耕环境所产生的思维模型毕竟不同于西人，故这种神、天的代言人职责非其与所谓的神、天“对话”，而是一种天人的感召和容契：他们深信占卜者只要虔诚、敬畏对待天、神，则能与天地融为一体而无隔。此种思想对后儒影响颇大，如孟子曾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章句上》皆此。

当然，我们亦不否认执掌占卜之人是洞察自然的智者，更有着丰厚的社会阅历，而生活方式相对简单的农耕社会所特有的“循环状态”无疑给他们的“预测”带来了方便。在今天看来，古人在占卜时所举行的各种隆重仪式，也许更象智者的一种策略。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古代智者的仪式——尤其通过这种仪式所形成的氛围所达到的那种“如醉如痴的”神秘体验——即所谓的“人天、人神”的合一，这在南方文化系统《楚辞》中多有表现。《系辞》所云“鼓之舞之以尽神”亦是此意。

提及天、神，首先要厘清其概念，因为它涉及到“生态易”问题的核心。古人对天、神的理解大致有二，一则是带有超越的人格“上帝”之天；一则为富有神秘色彩的自然之天。通观《周易》之文，天、神很大程度上乃意指自然之天，或日现实的自然界(或自然规律)。此从八卦之象亦可知之，所谓乾、坤、离、坎、震、巽、兑、艮八卦无非是天、地、日、月、雷、风、泽、山八种自然态象，而并无神秘之物。六十四卦中所涉及的物象亦多为自然之物，此则一。其二，就“神”字而言，“神”在《周易》中出现凡30余次，但就其意象而言可分为四类，一为变化之义，如“阴阳不测之谓神”；一为神秘的精神状态，如‘‘鼓之舞之以尽神”；一为神奇之物，“民咸用之以为神”(《系辞》)；一为人格意义上的“神”，如“圣人以神道设教”(《观，彖》)、“况于鬼神乎”(《丰·彖》)等。综其大观，“神”虽有人格意义上的“主宰”之存在，但其意更多地指向“天地之变化”、“自然之神奇”。当天、神之义由原初的“人格上帝”转化为“自然”之天时，亦意味着“占卜”的一种转向，占卜不再以“如醉如痴”、精神恍惚的状态感召天、神之方式进行，而是以蓍草“演算”的方式进行——这种演算乃至“解说”(卦辞)无疑较“巫舞”更为合乎理性。言其合乎理性，乃在于占卜者将人事之变纳入“天地时空”的大框架内，以自然变化“模拟”人事并以此推断、预测“人事之变迁”，此乃《系辞》所言“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之来由。

当把“人事之变迁”或日人间“吉凶祸福”纳入宇宙天地的自然大环境来考察之时，一种隐性的“生态思维”亦随之浮出水面并朗现起来。无疑，这种生态观的核心理念乃是“天人合一”，此“天人合一”不但指人与自然的“神交”，亦指人本身乃自然系统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须臾不可隔离。一个确凿的事实是，先民卜卦多按照自然的节律评判吉凶：大致而言，凡是合乎自然韵律的则为吉，反之则为凶。《井》卦初六爻：“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严重干旱，枯井无水，鸟儿亦不光顾，自然大凶。又如《既济》卦上六爻“濡其首，厉”，乃言洪水泛滥而濡其首，何其危险，故曰“厉”!若以生态的视角观察之，无论“井泥不食”还是“濡其首”皆违背了生态规律，自然不会有好的结果。更何况，西周初期我国先民已经将风调雨顺、生态平衡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自身拥有的高尚道德联系在一起了。如《小畜》上九爻提出了一个与生态伦理相关的命题——“既雨既处，尚德载”。即言雨之所以“该下即下，该停即停”乃以人们效法大地“厚德载物”之故也。

自此，当我们剥离去“巫术”的外衣而探视承载“巫术”的整体思维模式时，我们自然走进了《周易》的生态之门。

二、生态的根本宗旨——生生之为易

汉魏以来，人们对《周易》之“易”的解释，乃以经典“三易说”即“不易”、“变易”、“简易”为主，而“三易”说中，又以“变易”为主，《周易》的英文译名就是“The Book of Changes”(《变化之书》)。“三易”固然精辟，却未能彰显出“易”之要津，至少未能体现出《周易》“生”之大义。因《周易》之主旨乃一“生”字，无论“三易”或“六易”皆以“生命”为承载，若世间无生命出现，一切变化又从何谈起?蒙培元先生亦有是言：“‘易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其实《易传》早已经作出了回答，这就是‘生，即它的生命意义。”事实上，无论从卦序之排列还是系辞之论述，皆彰显出《周易》对“生”的重视。就卦序而言，《周易》上经以乾坤卦始，所谓天地开而万物生，阴阳交合而化生万物；下经则以咸卦始，成者，交感也，“二气感应以相与”，夫妇交感而人类始得繁衍，亦是以重“生”之意。《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系辞下》亦言“天地之大德日生”。就《周易》所透射出的思想而言，维护生命、保全生命，使生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乃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最高道德准则。自然，“生生之为易”亦为当代人走出生态困境的所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法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爱阿尔贝特·施韦泽面针对工业社会带来恶劣的生态环境，曾肓：“善是保存生命，存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是毁坏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施氏之言，可谓对《周易》“生生之为易”的现代表达。

“生生之为易”意蕴丰厚，欲深探求之，则可从以下诸方面人手。

(一)和生

“和生”乃万物生长之始基。“和”指阴阳交合、天地氤氲之象，宇宙万物之所以“生”乃因为有“两仪”(阴阳，男女)之故也。所谓“天地铟缢，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言阴阳交合，方有生命之生成。若“独阴”或“独阳”，则物不能生，人亦不能生，正如史伯所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由此可见，“和生”——阴阳交合——乃宇宙化育生命的本源条件，此乃生命之起点。《系辞》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和生”约略为“太极生两仪”之象；以道家立场看，乃混沌未开但却酝酿着生命的“道生一”状态。“和生”涉及到生命之始基、源头，固然还没有触及到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但“阴阳和而生万物”的生命现象亦给后人处理人与自然提供了一种智慧参照，即以“和”生“物”，用“和谐”的关系而非“对立”的态度去处理人与自然的“裂隙”，此应为人们解决当下环境问题的大原则。

(二)大生一广生

“和生”牵引并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生命，使得宇宙间充满活力。然而，生命不仅仅需要创生，亦需要生长、呵护和延续——此则《易经‘系辞》中所言的“大生”与“广生”之功效。《系辞》曰：“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对上述“大生”与“广生”之理解，不少学者将之比拟为“阴阳之合”的动态之描述。窃以为就表象而言固然有其道理，然就义理观之，则有其深意。以笔者蠡测之见，“大生”与“广生”亦可从生态学的角度理解。

“大生”以“乾卦”言“生态系统”乃一自强不息，充满活力之体系。乾卦之义，以“龙德”比拟生命之进取精神。“动”之义取外界环境周流六虚，变化不居；“直”之义则喻宇宙万物亦应“直出直人”，不屈不挠，具有刚强博大的气魄。惟其如此，万物方可于宇宙间呈现出勃勃生机。乾卦除赞美生命的“自强不息”之特征外，还“模拟”了生态系统循环往复的动态运行。如《周易·乾》之“用九，见群龙元首，吉”，即以“乾”之卦象比拟自然界的有机相联、循环往复：“乾卦”乃六爻皆阳，象征着群龙飞舞盘旋，循环往复，不见其首，此于乾卦六爻受制于时、位截然不同。这实则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宇宙万物与人的生命之循环——一种物质能量与事物运行规律交替变换的过程，此乃生命的特征之一。要之，“大生”之义有二：一则彰显宇宙生命洪流之刚健；二则表明宇宙生命须臾不可脱离《周易》所构建的天人、乾坤，阴阳、刚柔、仁义循环往复的宇宙环链。换言之，“大生”义指宇宙生态机能——一种周而复始的物质能量不断转化的生命洪流。

“广生”哲学根基乃坤卦之“厚德载物”。“坤厚载物”可谓古代“大地伦理学”——万物(人类)皆为自然之子，其生命之繁衍、维持莫不以“大地”(意指自然界)为依赖。《周易》将大地“承载万物”的高尚道德概括为“至哉坤元”、“德合无疆”，可谓精当。若细究“广生”之义，大致有三：其一，大地养育万物，万物赖大地以存，即谓“万物资生”；其二，大地具有自敛含蓄的修养，所谓“含弘广大，品物成亨”，“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等等，皆言大地(自然界)内敛、包容之功德。其三，大地(大自然)具有无私奉献之品格，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也，故日致役乎坤”，皆言大地奉献之德。主张主客二分的西人在饱受生态危机痛苦下开始反思，如美国环保主义理论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郡岁月》中提出了“大地伦理”学说，以阐明人与大地不可分割彼此相连的整体关系。当下，我们的“大地”亦满目疮痍，人们如何回报“厚德载物”的大地不仅仅是纯粹理论上的伦理问题或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

(三)共生－惜生

若言大生、广生乃从生态系统自身功能论述，那么共生、惜生则意味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该如何应对自然生态，因为人在宇宙中，不仅是“自然万物”的观察者、欣赏者，而且还是“生命活动”的参与者和守护者。

首先，人与生态自然是共生(人乃生命的参与者)的关系。这种共生理念来自于《易经》“天人合一”视域下的“物我”浑然中处、物我一体之理念。无疑，“天人合一、物我圆融”之理想乃人类生态存在的至高境界，它以生命关联和生命共感的整体主义精神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古哲试图整体把握宇宙人生的崇高生态智慧。具体而言，“共生”含义有二：一则体现为天、地、人相融一体的“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乃将人类与自然万物纳入同一个“盛衰与共、荣辱与共”的生态系统内，在“生存”层面定下了“人天不离”、“物我一体”的“共存”基调。二则体现“人、天”交感的“天人合德”。即人不但要在自然“生存”层面顺应自然，而且在“伦理德性”层面亦应模拟、效法自然，强调了人之内在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统一。对于“天人合德”，《乾·文言》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种将人之主体价值同自然的内在价值相统一的哲学思维对处理当下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无疑，既然“人天为一”、天人共生，万物同为自然之子，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自然应善待万物，